伊夫·蒙當和羅密·施奈德這些昔日歐洲影壇的男神女神們，在加夫拉斯的鏡頭下，被召喚出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自身擁有的一面。

科斯塔·加夫拉斯在電影界為人熟知的身份是法國電影資料館館長，這一定程度地遮蔽了他作為作家導演的成績。時逢今年戛納影展的進行時，這位“導演雙周單元”的創始人不久前剛結束在上海、北京兩地講學，比起他在歐洲影壇的“泰斗”名望，他的作品更值得重溫，常看常新。

先后在上海和北京舉行的“加夫拉斯回顧展”集中放映了《焦點新聞》《特別法庭》《突襲部隊》《大冤獄》和《戒嚴令》等導演的代表作品。這些完成于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電影，至今看起來仍有鮮活的歷史現場感———觀眾對歷史和真相的渴望是不會過時的，創作者在千錘百煉中尋找到的有力的藝術形態，也沒有過時。

電影介入當代史的反思和書寫

《焦點新聞》上映于1969年，被認為是這個類型的開山之作，之后近50年里好萊塢和歐洲拍攝同類型的電影，手法都沒能超越它，至今仍被當作電影學院的教學案例。如果不熟悉加夫拉斯早年的作品，那么他在2009年導演的《伊甸在西方》看起來更“輕易”些。《伊甸在西方》把希臘史詩《奧德賽》嵌入當代歐洲的語境，男主角埃利亞斯經歷了海上漂流、又從歐洲大陸南部的海岸線一路向北、向著內陸漂泊，披閱風霜地到達花花世界般的巴黎，這一路歷險和荷馬史詩里的英雄軌跡逐一對應，但奧德修斯遭遇的巨人、魔女、幽靈和海妖，置換成消費主義、階層落差、非法勞工和移民等等當代歐洲焦慮的議題和現實處境。《伊甸在西方》 雖然借用史詩的結構和一個帶著高度隱喻色彩的片名，卻勾勒出歐洲當下的速寫，它和《職場殺手》《資本之戰》 等導演完成于2000年以后的作品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于當代生活的深入思考，兼具新聞調查的時效感和歷史書寫的宏觀視角。

電影介入當代史的反思和書寫，這是加夫拉斯一直以來堅持的創作觀念，明確了這一點，回望他從1960-1980年代的創作，就會從影像中辨認出“時時刻刻”進行的歷史，它們都是導演在創作時對“當下”的正面強攻，時過境遷，它們沉淀成為歷史的另類記載。

代表作《焦點新聞》模糊了故事發生的背景，只籠統地交代在“一個地中海農業國”，其實取材于當時歐洲某國的真實事件，一個議員意外死亡，正直的檢察官沖破重重壓力，揭示了這樁“仿佛是意外”的悲劇事件本質是有計劃的謀殺。《突襲部隊》《特別法庭》和《八音盒》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與二戰有關的歷史，這些議題設置在創作之時都屬于“敏感的地帶”，加夫拉斯的創作如同本雅明所形容的，釋放了歷史的雜音。

加夫拉斯關注的題材并不限于歐洲，1973年的《戒嚴令》是他對同時期南美政壇風波的個人詮釋，通過一樁暴力事件，揭開一層隔著一層的黑幕，創作者跳出二元對立的思路，對當時中南美洲的游擊抗爭以及大國干預小國的復雜環境給出一番洞徹的觀察。獲1982年戛納影展金棕櫚獎的《大失蹤》也和南美政壇風波有關，在大國和小國之間、不同文化和信仰之間的摩擦與沖突中，呈現了西方現代社會的困境。

作品從簡約的視聽和堅實的劇作中獲得持續的力量

《焦點新聞》是1970年的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特別法庭》 在1975年的戛納影展得最佳導演獎，《八音盒》 是1990年的柏林影展金熊獎———如此長的時間里，加夫拉斯的作品質量在歐洲影壇處于第一梯隊，這些作品在誕生時，并不顯得先鋒，甚至是質樸而近于保守的，但時隔多年，它們沒有因為帶著明確的時代烙印而顯得“過時”，它們從簡約的視聽和堅實的劇作中獲得了持續的力量。

“紀實手法”這個籠統的定語不足以形容加夫拉斯開創的這一類影片的風格。正如法國導演布列松在《電影書寫札記》里寫到的，電影是用于存檔的歷史學家文獻。加夫拉斯的創作，構建了電影和歷史之間一種豐盈的、充滿彈性的互動關系，在這里，虛構掙脫了人造戲劇的束縛，歸于對真實的濃縮。《焦點新聞》在開拍之初完全不被認可，影片完成后，制片一度沒什么信心，結果這電影在巴黎上映了44周，在歐洲各地陸續創造票房紀錄。回顧《焦點新聞》在半個世紀前的成功，加夫拉斯認為那不是電影技法的勝利，而是因為影片激發了觀眾的情感。“電影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成功，但任何一部成功的電影，必然和人們的渴望有關。”觀眾有逃避現實的渴望，也有走近真相的渴望，面對后一種訴求時，電影成了人群和人群之間的橋梁，成了普通人和歷史之間的中介。

在普通觀眾和歷史學家之間尋找電影滑動的位置，這是一場既冒險又嚴格的尋覓。真實，或者歷史，都不是干癟的，它們注定要落實為豐盈的生命感，體現在電影里，就是挑戰世俗審美的表演。伊夫·蒙當和羅密·施奈德這些昔日歐洲影壇的男神女神們，在加夫拉斯的鏡頭下，被召喚出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自身擁有的一面。導演在他的演員身上無縫對接了現實的痛苦體驗和虛構的場域，讓人性在現實中不可能的實踐在戲劇中實現超越———這不是簡單化的“低姿態”或“生活化”表演，那是千錘百煉后的藝術形態，簡約，明亮，充滿力量。

這個周末，法國導演戈達爾和采訪戛納影展的記者們進行了一次視頻對話：“我們創作，是為了填補觀眾的希望。”加夫拉斯是他的同代人，他們那一輩的導演真是在幾十年的風雨中堅持了這點信念。就像契訶夫在 《海鷗》 里寫下的這段獨白：“問題不在形式是舊的還是新的，重要的是，完全不是為想到任何形式才寫，只是為了叫心里的東西自然流露出來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