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陳子展：“魯迅先生罵過很多人，但就是從來沒有罵過我！”

有朋友說起，今年是陳子展先生120周年誕辰。我一下子想起了老人家那親切、風趣的面容和聲音，如在眼前。

陳子展（1898-1990）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在復旦大學讀書時，認識了子展老先生。最早看到他，肯定是中文系研究生開學時，老教授們與我們會見的那次。那是我們那屆研究生唯一的一次集體與老先生見面，一下子見到了那么多聲名顯赫的老學者，我們都很激動。不過，在那個會上子展先生說了點什么，或者什么也沒說，我現在一點也記不起來了。連我后來怎么去訪問老先生的，具體情節現在也已忘了。但我想，一定是我去向他請教有關魯迅或鄭振鐸的事吧。只記得，一開始我很拘謹，而且他的濃重的湖南話也聽不大懂，但很快地他就慈眉笑目地喜歡上我了。我現在可以不謙虛地說，那是因為老人發現我對魯迅、鄭振鐸，對當時的文壇掌故都有所了解，覺得可以與我聊聊的緣故。而我則發現老人原來非常喜歡聊這樣的話題。這當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于是我后來就經常去他家。

老人是非常風趣、平易近人的。第一次去他家后沒幾天，就給我寫來了一封信，信中竟說：“你姓陳，我老頭也姓陳，咱倆連宗了吧！”我知道這是有“典故”的。據說張獻忠看見一座張飛廟，就下令手下文人寫文章用于祭廟，可是那些文人寫了好幾篇他都不滿意，最后竟自己動手寫道：“你姓張，咱老子也姓張，咱倆連宗了吧！”這是魯迅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過的，所以我知道。還有一次，老人寫信告訴我，當年他與鄭振鐸、周予同、周谷城幾位教授不時聚會，喝喝老酒聊聊天，一天在鄭先生家里吃飯，鄭突然說：“我們都屬狗啊，我們就成立一個‘狗會’吧！”這個“狗會會長”當然非鄭先生莫屬了。這件有趣的逸事我后來寫過文章，記得題目就叫“狗會會長和杠協主席”。因為后來季羨林先生也對我講過一個故事，說建國初他與鄭振鐸一起參加一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一路上鄭先生老愛與馮友蘭等先生開玩笑，爭論，抬杠，甚至一本正經大講其歪理。季先生認為就抬杠而言鄭先生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境界，因此便封鄭先生為“抬杠協會主席”，簡稱“杠協主席”。

子展老人不僅學問好，而且出道早。他跟我講，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在長沙認識了主辦“自修大學”的毛澤東，并與謝覺哉、李維漢等人交往，還進入謝覺哉為社長、李達為主筆的長沙《民國日報》當記者。說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他遭到當局的通緝，老人笑呵呵地說：“我當時被懸賞三千元呢！”而我通過讀書早已知道，三十年代他就追隨魯迅、田漢等人參加過進步文化活動，寫過很多嬉笑怒罵的雜文。與他一談起魯迅，老人就非常得意地說：“魯迅先生罵過很多人，說過很多人的壞話，但就是從來沒有罵過我，相反，還說我好話，表揚過我呢！”我說：“我知道的，魯迅說你的《正面文章反看法》寫得好。”老人一聽，“你居然也知道”，就更加得意了。魯迅當時在《推背圖》一文中說：“《正面文章反看法》，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為得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先前一定經過許多苦楚的經驗，見過許多可憐的犧牲。”老人認為魯迅是他文章的最大知己。魯迅正面談到陳子展的文章，還有《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吃教》《偽自由書·后記》等。老人還告訴我，《魯迅全集》里甚至還收了他的一篇文章呢。這怎么回事？我回去后就查，原來魯迅在《準風月談·后記》中收入了“戚施”的《錢基博之魯迅論》，我并查實了戚施確實是老人的筆名，語出《詩經》，是駝背的意思。戚施是誰，連魯迅當年都不知道，現在的讀者當然更不知道。十多年前，我參加新版《魯迅全集》的修訂編輯工作，正好負責《準風月談》注釋的修訂，就補充了一條注釋：“戚施，即陳子展。”不料后來卻不知被哪個編輯刪去了。

老人的風趣和嬉笑怒罵，至少在魯迅的年代就已如此。他當時只有三十來歲，就以駝背老人自喻，并且還取了一個筆名叫“楚狂老人”。老人是長沙人，長沙乃古楚之地，“楚狂”則出于《論語》，是一個敢于藐視“圣人”的奇人。李白名句曰：“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老人取這樣一個筆名，反映了他放達不羈和反抗、抨擊舊社會的精神風貌。

我從復旦畢業后，有一次去老人家，老人正在醫院療養，他兒子志申先生接待我。偶然間，我在書架上看到一份紙色發黃的三十年代的剪報，是老人的一篇《齊木匠的詩》，寫的是齊白石大師。齊大師也是湖南人，而且確實是木匠出身，但一個未識面的青年（須知，白石大師比陳子展要年長三十五歲呢！）這樣徑稱大師為“齊木匠”，是不是太唐突了呢？而且文章辛辣地批評了齊白石請“封建遺老”樊樊山選定其詩集，認為“不能不說是他的詩畫也蒙上了一點自命大夫君子的俗惡，好像蠅糞玷了白玉一般”。我不知道大師讀了有沒有生氣，尤其是其中“蠅糞玷了白玉”還使我聯想到大師的名號“白石”。但志申先生告訴我，大師非但沒有生氣，還對這位鄉梓后生的直言讜論十分贊賞，后來還特意刻了印章送給他呢。志申先生還找出了這方極其珍貴的印章，我當時打印了好幾份，可惜現在找不到了。更可惜的，是我編《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 - 1937）·雜文卷》時，沒有選入這么一篇深刻、風趣的文章。

我復旦畢業后去出版社工作，曾經編選過兩部書，與子展老人有關。一部是當時剛成立的上海社科院出版社請我編的《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小說選》。我知道老人也寫過像魯迅《故事新編》那樣的小說，但一般讀者都不知道，就去問他，他就提供了原件。另一部，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上海文藝出版社（我當時工作單位）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 - 1937）·雜文卷》。我當時整天泡在舊報刊中，由于知道老人的很多筆名，所以看到了很多老人的雜文。我把其中精彩的文章給與我一起編選的郝銘鑒兄看，他也拍手喝彩，于是我們就把子展老人定位于魯迅之下最優秀的雜文大家之列。據我所知，在我們這部書之前極少有這樣定位的。當時我還多次去老人家，老人提供了很多他保存的剪報，可惜那篇《齊木匠的詩》當時他沒有找出來。

老人后來經常住院。一次，我去華東醫院的高干病房看他，他見到我很是高興和親熱，大聲說：“福康，你是最了解我的革命經歷和寫作經歷的啊！”我略有點意外，他此前可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啊。我是通過看書和與老人的交流，了解了一點他的經歷，但決談不上“最了解”。這是不是老人向我委婉地表達，希望我為他寫點什么研究文章啊？我曾經寫過幾篇小文章談到老人，正經的論文還確實沒有寫過。于是后來我就很認真地寫了一篇論文《楚狂老人的鳳歌——論陳子展的雜文創作》，投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遺憾的是等到1990年該刊發表時，這位楚狂老人幾個月前剛剛去世，我沒法送給他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