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原，三個女人，撐起了微觀歷史人本主義的面影。正處于歷史交接點上的這道原，對于有著生命意識覺醒的女人而言，無疑是悲情與酷烈的。她們知道自己需要的生命，她們?yōu)樽约旱倪@種意識覺醒亦付出了慘烈的代價。

她們短暫即逝的生命，亦是舊中國風云洶涌的半個世紀里濃烈亮麗的風景，更是鄉(xiāng)土中國的死水微瀾。她們會同革命的風暴，在歷史的滾滾輪聲里碾碎了白嘉軒所堅守的傳承了數十代甚至成百上千年的倫理道德體系。即便是外在堅硬如鐵，遵從圣人之訓，心系白鹿原千秋萬代的白嘉軒也難以守住老古的精神堡壘，只能生生地看著白鹿原在人心離散的沒落中成為精神荒蕪的廢墟。

鹿兆鵬以革命的潮流穿透了這三個女人短暫的生命，并最終毀掉了她們現世生活的原本走向。田小娥，白靈，兆鵬媳婦，三個女人的悲情蕩漾著人性的所有狀態(tài)，而這所有狀態(tài)又都統馭于中國傳統文化意義的天命觀，外在原因則是源于鹿兆鵬帶給白鹿原的新文化思想與革命運動的沖擊。

陳忠實無疑是時代的偉大精神探索者，前瞻性超常的嚴肅作家，在厚厚的《白鹿原》這部大書中重書了對人的歷史性關注，還原了人物的歷史面貌，塑鑄了傳統文化在歷史交接點上沒落的動影，以“一家之言”在歷史激蕩中完成了對中國文化的嚴肅反思，完成了對時代的整體性映照與概括。

田小娥：人性本能的毀滅性絢爛

白鹿原注定是田小娥生命的終結點，自從她踏上白鹿原，便踏上了不歸之路。

田小娥是撬動白鹿原的強力杠桿，陳忠實依托田小娥將讀者導引至這道原深厚復雜的內在交織的脈象剖面。對于文本架構和陳忠實而言，她的第一意義無疑是工具性的存在。但是陳忠實依舊對她傾注了生命的活力、張力和尊嚴，她的工具性表層意義更多的在于人之本能欲望的承載與釋放。

遇見年輕的黑娃，田小娥青春的激情毫無前兆地自燃。盡管她跟著黑娃來白鹿原是奔著一種新的生活而來，奔著原本平凡而幸福的日子而來。盡管不為白嘉軒所持守的倫理道德體系所容，盡管進不了祖祠，但依舊有小日子的幸福可以期盼。

白鹿原的革命領導者鹿兆鵬以對黑娃自由自主婚姻的贊賞，拉開了對田小娥黑娃原本現實生活理想的顛覆之旅。革命何其艱難，在歷史的洪流浩蕩中，首先受到傷害的是女人。田小娥最終以被公公鹿三殘殺身亡，留給白鹿原只有兩個字：淫蕩。以陳忠實貫穿《白鹿原》這部大書之中的“民本主義”情懷而言，他賦予這個女人的生命意義似乎絕不是“淫蕩”兩個字能夠簡單概括，亦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彰顯。在生命完結的一剎那，她幽怨地叫了一聲“大”……是看到鹿三，人之羞恥之心的回歸？還是對公公發(fā)自內心的尊重崇敬？這一切終結了，在長工鹿三的第二次人生壯舉完成的那一刻結束了，然而對這個女人的詛咒并不因為她的逝去而終結。

黑娃因積極參與早期農運在反革命大潮制造的恐怖中投奔習旅，再戰(zhàn)再敗，落草為匪。失去黑娃庇護的田小娥為了生存，不得不委身白鹿原實際的權勢人物鹿子霖。在白嘉軒老古倫理道德體系所統馭的白鹿原上，田小娥是一個千夫所指的存在，甚至連狗蛋這樣的落魄之人也不放棄對她的不斷騷擾。沒有了黑娃的庇護，她要生存就得找一個切實的依靠，事實上遇見黑娃也是她尋找新的依靠的開始。公公鹿三不可能成為庇護她的依靠，他的言行甚至靈魂從來都是以白嘉軒為導向的。田小娥與鹿子霖的茍合，實際上是一種天然的選擇。鹿子霖好色而擁有權勢，田小娥除了漂亮的容貌一無所有，他們的茍合亦是各取所需的使然。鹿子霖不僅僅貪戀著田小娥的美色，更使其成為反擊白嘉軒的利器。因著鹿子霖的庇護，田小娥按其惡毒的設計，抹下了白孝文的褲子。盡管白孝文并未進入她不再金貴的身體，依然受到了白嘉軒的在祖祠在眾人面前的嚴懲。這一嚴懲刺激了田小娥良心的回歸，她以一泡尿羞辱并堅決地驅逐了鹿子霖而與白孝文走到一起。即便是饑饉之年，他們依舊沉浸在人世墮落的歡愉之中。她既提速了白孝文的墮落，亦升華了他對俗世的本質性認知。當少東家白孝文淪為乞丐奄奄一息地在土壕中爬行時，強烈地刺激了白嘉軒倫理道德體系熏陶下的長工鹿三。在他眼中田小娥無疑是白鹿原的人倫“禍根”，她是十惡不赦的，因此田小娥也迎來了墮落人生的終結。

一個女人以身體重書了她短暫易逝的一生，一個卑微生命被動生存的絢麗動影，一個并不因被動而喪失生命活力與張力的人生。田小娥生命的活力和張力，如此著實地撼動了白嘉軒所堅守的白鹿原精神堡壘。雖然未能促使醒白鹿原人心自我意識的覺醒，但畢竟啟蒙并刺激了黑娃、白孝文走向更廣闊的生命空間。一個女人，以生命之熱烈濃烈正面挑戰(zhàn)了白鹿原的倫理道德，完美地撕下了白鹿原有頭有臉者虛偽的面具，直接刺入他們本能性真實的一面。對于這個生命而言，其實亦是一種不得已，這樣的生命甚至比白嘉軒的冷酷更為本質真切，比鹿子霖更為虛偽貪色更為本能坦蕩。在田小娥生命酷烈感的綻放中，陳忠實以大象無形完成了對傳統文化糟粕性遺存及革命不可避免的破壞性的深刻批判。

田小娥短暫的生命，是人性本能的追逐，卑微的被動生存的寫照，這一切深埋在她所謂“淫蕩”的背后。田小娥是以被動生存為主體特征的生命，當然她也有過生命的正當主動，那就是對年輕的黑娃的誘惑，僅這一次生命的主動，卻將她引上了一條不歸路。她與黑娃偷情，是人之大欲本欲本能的自我覺醒；黑娃逃走，委身于鹿子霖是生存不得已的依附，這種依附的基礎依舊是本欲本能；而與白孝文的茍合，則是白鹿原倫理道德遺存反叛同盟者在眾人白眼下的相互舔血，依舊是本欲本能的釋放。盡管這種本能依舊是人欲，為求取生存權力的不得已。

這個“淫蕩”的女人，陳忠實卻賦予生命的尊嚴以及毀滅性的絢爛。而且是從縣志中成百上千的貞婦烈女留給世人幾行簡短冰冷的文字淬煉出的弱勢者強勢形象，以易逝生命的絢麗酷烈，替隱沒歷史塵埃中的成千上萬的被傳統禮教所扼殺的女性作了最響亮真切的吶喊與反擊。

白 靈：人性理想的剛烈性殉道

革命注定是白靈生命不可回避的漩渦、暗流深洞，自她叛離了白嘉軒式理想倫理家庭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來了。

在家庭與革命之間，她選擇了革命，人生的價值意義遠遠超越了白嘉軒所倚重的本分人生與公義大義。如果說白孝文對家庭及白嘉軒的背叛源于外來因素的話，白靈這個背叛者完全可以說是白嘉軒一手培養(yǎng)的。白靈的背叛源于白嘉軒對最后到來的這個女兒過于憐惜的寵慣，這種慣縱使得白靈很小的時候就成為一個背離傳統倫理道德體系的叛逆者。白靈天賦異稟，她是有著完全不同于白嘉軒家教的“異類”，她的生命似乎生來就是為顛覆白鹿原倫理道德體系而來。很小時既以聰慧才氣征服學堂先生，又以惡作劇折磨他，甚至去看騾子的生殖器，但是她并沒有因此受到懲罰。

與白孝文相比，她是白嘉軒更徹底意義上背叛，背叛得徹頭徹尾。白嘉軒的溺愛和寵慣使得她更為任性，而任性使她贏得了生命更大的主動。正是白嘉軒出于對獨女的無比憐愛進而給予其無比寬容，他能夠幾句話打消孝文、孝武讀新學堂的念頭，卻拿自己的獨女無可奈何。而白靈對待白嘉軒無疑是一次次剛烈決然的冒犯：白嘉軒將白靈關在屋內令其斷絕去城里讀書的念頭，白靈卻掘墻而出決然赴城里讀書；白嘉軒追到省城原本打算帶女兒回來，白靈卻以死將他逼回白鹿原；白嘉軒給白靈找了婆家，白靈決然悔婚行為讓白嘉軒在白鹿原上顏面盡失；作為革命者的愛國學生，白靈將半截磚頭準確無誤地砸向了國民政府教育部陶部長的鼻梁，讓白嘉軒及家人二半夜受到襲擾，驚魂未定……

接受了新文化的白靈在與生俱來的“背叛”意識，和鹿兆海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在國共第一次合作時分別選擇國民黨、共產黨，很快他們各自“背叛”自己最初的選擇。白靈更是背叛了自己的情感，最終投入到共產黨和革命領導者鹿兆鵬的懷抱。作為一個“背叛”者，她從小有著自己的主見，直奔自己的理想而去，毫不猶豫地與自己的家庭決裂。事實上在背叛白嘉軒的倫理體系的同時，她也繼承了白嘉軒的寧折不彎的剛毅。因著白嘉軒憐愛式的寬容與縱容，白靈雖身為女子不讓須眉。

甚至她的死，多半與其性格的剛烈不屈息息相關。作為白嘉軒的獨女，白靈衣食無憂，她的人生問題是生命如何絢爛多彩，如何把握住與時代契合的機會。她短暫的生命，是人性理狀態(tài)的奔放。對于愛情，她在與鹿兆鵬共同革命的歷程中獲得了理想短暫的過程及結果；對于追求，她將年輕的生命獻給了偉大的革命事業(yè)，盡管慘死于黨內斗爭，對人性的狀態(tài)而言，是理想的滿足與殉道。她與白嘉軒的生命對峙，是新舊文化的激蕩，是對白嘉軒所持守公義大義的一種強力挑戰(zhàn)與時代性的超越。

即便是決裂于家庭的白靈，陳忠實依舊以莫大的人文情懷，賦予了白靈魂歸故鄉(xiāng)，革命理想與寓意華夏蒼生生活理想的白鹿合二為一的夢境奇幻。

兆鵬媳婦：本能理想糾結的矛盾體

兆鵬媳婦，亦是《白鹿原》中不可忽視的一位女性。

在女性反叛體系中，如果說田小娥從倫理道德秩序正面撼動了白嘉軒所堅守的白鹿原精神堡壘，白靈從白嘉軒家庭內部實施了反叛，那么兆鵬媳婦則是從白嘉軒所堅守倫理秩序內部作了實質性、結果性的反叛。而這種反叛亦體現了陳忠實對個體生命對人性的悲憫性關注，亦承載了傳統糟粕性觀念對鮮活生命的戕害，既是深度批判性的構建，亦構成革命之必要性。

兆鵬媳婦是冷先生的大女兒，與鹿家聯姻門當戶對，原本是冷先生鞏固在白鹿原社會地位，同時緩和白鹿兩家關系的一種策略。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因著鹿兆鵬投身革命卻成為鹿、冷兩家的悲劇及白鹿原的巨大笑話。

對于兆鵬媳婦自身而言，她絕不是冷先生既定意識中的工具性存在，對于陳忠實先生而言更不是。她是一個有著本能欲望和家庭理想的人，她也期望得到人性的歡愉和遵從白嘉軒倫理秩序的和美家庭。然而不幸的是，丈夫鹿兆鵬是一個革命者，是傳統倫理秩序的顛覆者，這個男人注定不能給予她滿足人之本欲和踏踏實實的理想日子。兆鵬被逼迫和她僅有一次并未留下什么美好感知的同房經歷，在田小娥本欲滿足的刺激下，她的意識開始從正統的倫理道德體系中漸漸叛離，甚至羨慕起“淫蕩”女人田小娥，繼而又追悔莫及。她的意識就是出于叛離和堅守正統的糾結之中活活守寡。不論是本能還是理想，都是遙不可及的，對丈夫鹿兆鵬的等待是永無絕期的。守寡熬急了又遭受了公公鹿子霖的戲弄、羞辱后迷失心瘋，在公開場合風言亂語抖露意識迷離、奔襲的丑事，冷先生無法治愈不得已使以重藥使其失聲如同木偶，最終慘死。陳忠實以她對理想態(tài)家庭的無限渴望以及最終的對傳統倫理的背叛和慘死，完成了生命最強烈的吶喊，構建了最強烈的倫理批判。

她似乎是一個沒有性的“欲女”，然而這僅僅是人之本能的一種強烈渴望。她原本以為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會有正常的理想的家庭幸福，然而以年輕的生命在固守和渴望中與時代錯失，最終成為白鹿原的笑話，成為冷先生一種永遠的恥辱印記。

人性與天命哲辯之歸結

三人之中田小娥最令白嘉軒蔑視，白靈最令其心痛傷感以致于多年后追悔不已，而對兆鵬媳婦因著鹿家最為冷漠而忘記了自己是這樁悲劇婚姻的制造者之一。田小娥，白靈，兆鵬媳婦這三個女性的悲情生命，構筑了民國時空生與死之酷烈張力，她們分別從不同層面和角度而共同形成眾多對峙對抗白嘉軒精神堡壘的一股震撼性力量，乃至最終凝結為對白嘉軒所代表的傳統文化中糟粕性遺存的最為猛烈的抨擊。而田小娥和兆鵬媳婦，她們的悲情構成了革命力量之外的一股隱性無形的穿透性力量。

這三個女人生命意識是十分清醒的，她們清楚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作為自我意識的覺醒者，她們?yōu)樽约旱那逍岩喔冻隽松拇鷥r。她們生命的早逝，并不是毫無意義的，畢竟在一潭死水的中國鄉(xiāng)土社會，蕩起了一絲微瀾。除了白靈較為理想的短暫擁有外，田小娥與兆鵬媳婦更多是無限的渴望，而最悲哀的莫過于兆鵬媳婦。她們的悲情是注定的，她們不會去抱怨社會及他人，甚至她們不知道該去歸罪于誰。她們的不抱怨，正是女性精神偉大的綻放。

所不同的是，陳忠實沒有將人物的悲情歸罪于社會背景，而是以傳統文化意義的天命觀，闡述了人生的一個基本道理，這就是人只能自己為行為負責，命運的最終結果都是個人言行的最終累積。命運是冥冥之中一種定數，所謂自古窮通皆有定。就整個《白鹿原》的核心人物，無一不是悲情的，他們生命里既有主觀能動意義的變化，亦有整體性結局的不變。在白在鹿原上，人們總是難以走出命運某種注定。

人生的孽債是要償還的，這三個女人都為自己的清醒的意識意念付出了代價。田小娥為了卑微之生存，為她本能性的淫亂付出了生命，乃至骨朽人間罵未消；因著白嘉軒的慣縱，白靈生命中與生俱來的快意剛烈，躲過了敵人的明槍暗箭，卻無法躲過身邊的黑洞，無法逃離革命隊伍內部的暗流深淵，剛烈快意最終完結了她的生命；對于兆鵬媳婦來說，門當戶對的姻緣卻是無法釋懷的孽緣，陷入深淵的孽緣。舊倫理與新文化夾雜著人之本欲對撞產生的畸形、怪胎，這三個女人，成為白鹿原無法抹去的痛心記憶。

對于田小娥，白嘉軒一眼看出她不能和黑娃長久；對于白靈，睿智的化外之人朱先生早已看出她的生命歸屬；而對于在本能與家庭理想的用無絕期的渴望中發(fā)瘋難做貞婦的兆鵬媳婦，自然是不為白嘉軒所齒，然而這一悲劇是白嘉軒做媒釀成的。如同生物學上結構決定功能一樣，是一種天命歸屬。三個女人雖然人性的狀態(tài)各異，她們人生的天命歸屬，她們留給世人身后的聲譽虛名也是不一樣的，但都是生命意識的覺醒與清晰。

人在做，天在看。無論為公為私，生命不可過于快意張烈，追求平和中道或許是最合適最合適的選擇。

新舊并進深隱現實映照

陳忠實借助田小娥和兆鵬媳婦，通過一反一正酷烈鮮明的比照，替中國千千萬萬形同空殼的貞婦做了生命活力的暢快淋漓的短暫性揮灑，完成了對中國鄉(xiāng)土社會影響數千年的精神文化的大起底。他從生命本體、家庭倫理、新舊文化、鄉(xiāng)土秩序等多重激蕩中接續(xù)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深刻批判，同時亦堅守了民族的文化根性；借助白靈對革命之酷烈之復雜性進行了簡潔的提煉，構建了明確嚴肅的歷史反思。

《白鹿原》最為評論界所定論的就是人物的成功刻畫。這道原上的主體人物鮮活而極富生命的質感、張力，如同《水滸傳》中各位英雄豪杰聲色姿態(tài)之靈動真切，這源于陳忠實心中所持守的“民本、人本主義”情懷。基于此，人物便有了一種“自我”的精神性歷史在場之存在，皆有自身的精、氣、神、魂，皆有內在之張力厚積與外在之勃發(fā)的生命尊嚴感。人物刻畫固然成功，筆者卻更看好人物體系的巧設：人性狀態(tài)的全然及天命無形無跡的統攝。對于經典作品，鮮活的人物不過是一種精神風貌的昭示，即便是窮盡千言萬語，對于文本探究而言，依舊處在淺層。要獲得文本縱深的透析，人物體系和人性的狀態(tài)則是沉潛《白鹿原》的絕佳幽徑。

陳忠實在《白鹿原》中對應天地陰陽構建了兩種人物體系：以“人—賢—圣”為層級區(qū)別的逐層遞進的強調傳統文化的男性人物體系；以革命新文化為基礎的傳統文化對抗女性反叛體系。兩線并進，互為關聯，相互比對，使得白鹿原在歷史洪流中外在內在斗爭犬牙交錯，宏闊壯麗，文本構架嚴謹而深邃。尤其是兆鵬媳婦作為白嘉軒倫理道德正統體系內的實質性背離者，即便是白嘉軒冷酷地無視其生命的存在，亦是我們尤為不可忽略的。因為她和鹿三一樣，以同樣來自于白嘉軒體系內部的叛離，以更甚于白孝文、白靈的穿透力，和鹿三一起達到了一種極致，直指并拷問著白嘉軒的靈魂，炙烤著其精神堡壘。陳忠實所塑造的這三個女人，同時又構成了人性狀態(tài)的：人性本能狀態(tài)的田小娥；人性理想狀態(tài)的白靈；人性本能與理想狀態(tài)的矛盾體兆鵬媳婦。這三種人性之狀態(tài)，是對人世間人性的全然提煉和涵蓋。陳忠實透過縣志中寥寥數行冰冷的貞婦、巾幗英烈記載，翻手為云，使她們穿破同樣冰冷的精神堡壘，爆發(fā)出撼動數千年禮教糟粕的遺存，騰升為民國時空里的一道云彩。

《白鹿原》人物體系，又一統于天命觀因果報應之下。因此單獨論一個人物，無疑是抓小放大，其必然結果是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失之大也。在這個意義上，將田小娥，白靈，兆鵬媳婦三人置于一篇而論，方能深察陳忠實創(chuàng)作設計思路之嚴謹高妙，人物層次、人性狀態(tài)之精密全然。同時也能夠體味文本之深得《水滸傳》“同一事體之不同筆法”之妙。同樣是反叛，在三個悲情女性身上卻體現了不同層次、不同初衷、不同種因以及相同的壽夭結局。三人的悲情人生，整體上不同程度地構成對白嘉軒所堅守的傳統文化糟粕（禮教觀念）超越人之本分的強烈批判。

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是現實的映照。司馬遷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著史之初衷，陳忠實亦接續(xù)了這種對歷史現實的深察與反思。他以文學之歷史筆法，在歷史性溯源的過程中，深隱了歷史對現實的比照。在這道原上將白嘉軒置身于不同層次、陣營所構結的直接間接的反叛天網中，以其孤身只影的煢煢孑立，凝固了傳統文化在歷史洪流潮頭的微弱動影。

在歷史洪流的鄉(xiāng)土生態(tài)之溯源性秩序尋覓中，于潛在的民族傳統文化深度剖析與反思中，我們隨著陳忠實那盡情揮灑的如椽巨筆，走進了那逝去的半個多世紀的鄉(xiāng)土中國，深深體味了1949年以前的鄉(xiāng)土生活，走近了我們民族的精神群像。從《白鹿原》中我們能夠觸摸并建立一段乃至華夏民族的，整體性真實而清晰的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