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漢詩的本土性問題，既涉及到21世紀漢語詩歌的基本走向，也涉及到強化中國文化自信的問題。我們既不能完全顛覆傳統(tǒng)漢語文化及其所承載的漢語智慧與詩性文明，也不能故步自封，而應該超越中國古典詩學傳統(tǒng)和西方現(xiàn)代詩學傳統(tǒng)，重建現(xiàn)代漢詩的漢語智慧與現(xiàn)代性，以健康的民族心態(tài)與世界文化進行對話。對于一個偉大的詩人來說，他的成就最終體現(xiàn)于對自己民族語言的貢獻。一個偉大的漢語詩人，必然在漢語詩意的激活、挖掘與拓展方面做出重要貢獻。惟有偉大的繼承者才能成為偉大的開拓者。

近年中國當代漢詩的創(chuàng)作實績不斷被西方詩歌大獎和詩歌節(jié)所認可，中西方世界詩人的交流日益繁密。種種跡象表明，中國詩歌正在有效地融入世界詩壇的格局之中。但是，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確實是根深蒂固的，古典與現(xiàn)代、中國與西方，保守與激進，對立的聲音不斷地進行拉鋸戰(zhàn)。當我們把眼光凝聚到詩歌本體元素的時候，就又回到了詩歌的常識和原點——漢詩的漢語性，即漢詩的本土性最基本的元素。

“漢詩的本土性”這一概念有別于流行的“本土化”，因為“本土化”是對當代漢詩發(fā)展的誤讀。很多人誤以為中國新詩完全是西化的東西，應該在移植過程中“化”為中國本土，“本土化”是一個過程。我們應該澄清現(xiàn)代漢詩的“西方移植說”，研究思路從“本土化”轉向“本土性”。“本土性”強調漢詩的漢語詩性智慧及漢語所承載的漢語文化體驗，此乃為漢詩新詩尋根。而事實上，中國新詩之初受龐德的意象詩影響，而美國意象詩卻是深受中國古典詩歌啟發(fā)而成。西方語言學家哲學家如索緒爾（F.Saussure）、范尼洛薩（E.Fenollosa）、德里達（J. Derrida）、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深深贊嘆漢語文字的詩性功能。漢詩與西詩具有思維的同構性，而且漢語具有更加豐富的詩性智慧。

“當代漢詩的本土性反思與實踐”這一話題的提出，是回眸百年中國新詩史的必然結果。漢詩的“本土性”雖然包括漢詩的“本土性經驗”，但是，僅僅談論經驗本身并不是藝術。因此，漢詩的“本土性”主要是指基于漢語詩歌載體——漢語的詩性智慧以及所承載的母語文化精神。其邏輯起點是漢語的詩性智慧。

中國新詩自從誕生之日，白話語言便與古典漢語隔斷，脫離了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載體——古典漢語，白話詩極力主張徹底告別古典漢語文化，離開漢語詩學傳統(tǒng)之源，走上了脫離漢語母體的不歸路。接著是30年代的特定環(huán)境，詩歌走向“大眾化”風格。40年代西南聯(lián)大詩群在艱苦卓絕之中使現(xiàn)代詩向高峰邁進日子并不長久，50年代文學語言轉型為蘇聯(lián)式的政論風格。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上半期的朦朧詩剛剛走向正軌，又遭到了第三代詩人的反叛，詩歌語言遭到肆意扭曲，盛行的思潮是反崇高、反文化、反美學、反詩學、否定理性論，無限張揚自我，根本就沒有沉下來思索漢詩何為漢詩，于是漢語詩歌的載體——漢語以及詩歌本體被擱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使他們盲從歷史進化論，唯先鋒是瞻，并以此為時髦。求新求怪的“偽后現(xiàn)代主義詩歌”，遭遇到商業(yè)大潮，于是策略化寫作、平面化寫作、欲望化寫作、宣泄式寫作、炫技性寫作流行起來，淪為“當代詩歌的鄉(xiāng)鎮(zhèn)作坊”。在這種詩歌環(huán)境下，重新思考當代漢詩的本土性，就顯得十分重要。

近年來關于文化界的本土性話題在海外文學藝術、比較文學、美學、社會學等領域方興未艾，而在作為民族文化重要載體的漢語詩歌的本土性反思，卻顯得冷寂得多。海外漢學家劉若愚、葉維廉、程抱一分別在著作《中國詩學》《中國詩學》《中國詩畫語言研究》中論述了中國詩學思想和詩歌語言，但沒有涉及清晰的“本土性”意識。關于當代漢詩的本土性反思，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鄭敏、任洪淵、姜耕玉、傅天虹、洛夫等學者和詩人已經意識到，并做了比較深入的思考。我們有必要對他們對于當代漢詩本土性的反思成果進行梳理和研究，提煉出可資借鑒的傳統(tǒng)詩學元素。

鄭敏在西方解構主義文論中重新發(fā)現(xiàn)了漢語的詩意價值。她較早意識到新詩與古典漢語斷裂帶來的巨大后果。《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chuàng)作》（《文學評論》1993年第3期）一發(fā)表就產生了振聾發(fā)聵的效果。她率先指出了20世紀語言的一次斷裂與兩次轉變。白話文先驅胡適、陳獨秀等人的五四運動雖是成功的政治運動，但是在文化上因為拒絕古典文學傳統(tǒng)，與古典漢語和古典文學斷裂，使中國新詩成為無根的移植，留下了巨大隱患。從此，鄭敏緊緊圍繞漢語話題進行了深入研究。《語言概念必須革新：重新認識漢語的審美功能與詩意價值》（《文學評論》1996年第4期）論述了漢語的文化涵蘊、漢語的動感、漢語的富有感性魅力、漢語與詩的密切關系。《中國新詩八十年反思》（《文學評論》2002年第5期）追溯新詩的誕生與發(fā)展，緊緊圍繞新詩的語言問題，考察了新詩史上與古典詩學語言觸目驚心的斷裂現(xiàn)象。然后，她對古典詩學進行了考古學研究，在《中國詩歌的古典與現(xiàn)代》（《文學評論》1995年第6期）、《試論漢詩的某些傳統(tǒng)藝術特點——新詩能向古典詩歌學些什么？》（《文藝研究》1998第4期）、《關于中國新詩能向古典詩歌學些什么》（《詩探索》2002年第1期）、《我的幾點意見》（《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2期）等著名文章中，挖掘了傳統(tǒng)詩學資源中具有生命力的基因性的元素。

如果說鄭敏是在解構主義文論中重新發(fā)現(xiàn)漢語的詩意價值，那么任洪淵則是在后現(xiàn)代語言哲學與漢語智慧的通約中，試圖重新建立漢語的主體。他的漢語文化詩學思想集中體現(xiàn)在著作《墨寫的黃河：漢語文化詩學導論》和《漢語紅移：多文體書寫的漢語文化哲學》中。任洪淵在西方“語言轉向”中重新發(fā)現(xiàn)了漢語智慧，以漢語改寫西方文化諸神，并且在羅蘭·巴特、德里達之間尋求融通，羅蘭·巴特寫作理論中的“零”和符號的“空”、德里達寫作理論中的“無”，與古代老莊詩性文化中的“無名”、“無言”，具有內在的同構性，他通過漢語與梵語、拉丁語的相遇，以詩性之筆啟悟出漢語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間。任洪淵獨具匠心地論述了詞語的器官化和器官化的詞語，通過“詞語紅移”，在語言的復寫/改寫，閱讀與書寫之中，呼喚“主語的誕生”，建構漢語的主體性。

姜耕玉自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即開始思考新詩語言形式。其著作《漢語智慧：新詩形式批評》正面研究漢語的詩性特征，重新認識新詩創(chuàng)作實踐和理論批評過程中追認母語的探索精神，呼喚漢語詩性智慧。《論二十世紀漢語詩歌的藝術轉變》（《文學評論》1999年第5期）切入百年新詩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追尋新詩的漢語藝術的本性。姜耕玉將五六十年代的臺灣詩歌納入參照系統(tǒng)，論述了“創(chuàng)世紀詩社”倡導的“新民族之詩型”和洛夫的“約制超現(xiàn)實主義”，很有啟發(fā)意義。他對當下詩壇提出了幾點極富啟發(fā)性的意見：確立新詩的本體意識，實現(xiàn)漢語詩意把握人生存在的最高可能性，加強詩意語言的自律，正確對待解構思維與母語的批評方式，現(xiàn)代漢語詩歌在多元化的自由競爭中發(fā)展，等等。《論新詩的語言意識與漢語詩性智慧》（《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指出漢語意識的強化與自覺是21世紀漢詩的發(fā)展之路，他在現(xiàn)代性與漢語性相統(tǒng)一的基點上，從詩歌文本結構的整體形態(tài)及其藝術價值的全面了解中，充分挖掘漢語詩性智慧。《尋找：新詩體文本與母語的批評方式》（《文藝研究》1997年第2期）、《論新詩的文本意識與形式重建》（《詩刊》1998年第2期）、《新詩的漢語詩性傳統(tǒng)失落考察》（《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都聚焦于漢語詩性智慧來對新詩本體進行深入研究。

久居香港的詩人、學者傅天虹回到大陸后，一直關注漢語詩歌的理論發(fā)展。他從新詩的命名方面，重新指認新詩的漢語特質。他力倡以“漢語新詩”概念代替籠統(tǒng)的“新詩”概念。他發(fā)表了《對“漢語新詩”概念的幾點思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論“漢語新詩”的理論運行與美學價值》（《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7期）、《另尋天涯：漢語新詩的“漂木”——論洛夫的“天涯美學”》（《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等論文，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漢語新詩”概念是針對兩岸及港澳自說自話的詩歌史寫作及其背后有所偏隘的文化理念而提出的，而提出重新發(fā)現(xiàn)“漢語”，亦即對“漢語新詩”的語言學基礎的重新確認，是對其主體性的重建。“漢語新詩”的理論運行呈現(xiàn)了漢語詩歌界的“溝通”意義與融合共生的美學價值。

久居臺灣的洛夫詩學道路尤其值得關注。1954年，他與張默、痖弦共同創(chuàng)辦《創(chuàng)世紀》詩刊并任總編輯二十余年，開創(chuàng)了中國臺灣現(xiàn)代主義詩歌的新時代。他作為中國詩壇超現(xiàn)實主義的代表人物，以極其先鋒的現(xiàn)代主義色彩被詩歌界譽為“詩魔”。但是，自《魔歌》以后，風格漸漸轉變，由繁復趨于簡潔，由激動趨于靜觀，師承古典而落實生活，成熟之藝術已臻虛實相生，動靜皆宜之境地。他的詩直探萬物之本質，窮究生命之意義，且對中國文字錘煉有功。他主持的《創(chuàng)世紀》亦主張融合西方與中國、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以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現(xiàn)代漢詩的詩學體系。方明主編《大河的對話：洛夫訪談錄》（臺灣：蘭臺出版社2010年4月）和張默主編《大河的雄辯：洛夫詩作評論集》（臺灣：創(chuàng)世紀詩社2008年10月）分別顯示出洛夫的詩學思考與創(chuàng)作轉型特征。

鄭敏、任洪淵、姜耕玉、傅天虹、洛夫分別處于不同地區(qū)，他們共同關注漢詩的本土性建構，在不同的漢詩空間中形成了一種合力。他們關于漢詩的本土性思考迫切需要我們去整合，促使我們提煉出可資借鑒的傳統(tǒng)詩學元素，構建現(xiàn)代漢詩本土性的“潛傳統(tǒng)”，為修復斷裂了的漢詩詩學傳統(tǒng)提供理論支持。這一條“潛傳統(tǒng)”可以作為漢詩發(fā)展的參照，并且促使我們思考如何在漢詩創(chuàng)作的實踐中實現(xiàn)本土性，如何在本土性的漢詩創(chuàng)作實踐中凝練出當代漢詩發(fā)展的有效路徑。

如果我們聚焦于兩大詩群——大陸的本土性創(chuàng)作詩群和80年代以后陸續(xù)去國的詩人群——便會構畫出現(xiàn)代漢詩富有本土性的一個“潛傳統(tǒng)”，恰好呼應了漢詩本土性的理論反思。大陸的本土性創(chuàng)作詩群主要是由柏樺、陳先發(fā)、雷平陽、李少君、潘維、楊健、飛廉、袁行安等構成的序列，他們出生時間分布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他們在中國經驗的表達與本土性審美風范方面，具有清晰的辨識度和方向感，構成了一條綿延的河流。而80年代以后陸續(xù)去國的詩人群，如北島、多多、楊煉、嚴力、李笠等人的詩歌中頻繁出現(xiàn)“家國”書寫，包括中國經驗的書寫、中國文化意象的描繪和漢語母語的自覺。“去國”詩人這一特殊群體，由于處于異質文化環(huán)境之中，他們的身份認同、價值觀念認同、文化認同和語言認同，都具有更為豐富的辨析空間。他們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對于考察漢詩的本土性，也富有參照意義。

當代漢詩的本土性問題，既涉及到21世紀漢語詩歌的基本走向，也涉及到強化中國文化自信的問題。我們既不能完全顛覆傳統(tǒng)漢語文化及其所承載的漢語智慧與詩性文明，也不能故步自封，而應該超越中國古典詩學傳統(tǒng)和西方現(xiàn)代詩學傳統(tǒng)，重建現(xiàn)代漢詩的漢語智慧與現(xiàn)代性，以健康的民族心態(tài)與世界文化進行對話。對于一個偉大的詩人來說，他的成就最終體現(xiàn)于自己民族語言的貢獻。一個偉大的漢語詩人，必然在漢語詩意的激活、挖掘與拓展方面做出重要貢獻。惟有偉大的繼承者才能成為偉大的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