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一撒手，就把孤單的母親留在了空落落的小院里。我們姊妹四個，卻沒有一個人能陪母親度過這段黯淡的光景。白天還好說，一到晚上，偌大的院子就不是一般的凄涼。開始，姑姑留下來陪母親，沒過幾日，就被表哥接回去忙夏收了。母親就滿村轉著找能給自己作伴的人。先是山上的三娘，沒幾天三娘就因身體狀況來不了了。母親又去找家門底下的小媳婦，這小媳婦可能面子上扛不過去，跟著母親來住了一宿。第二天傍晚，當母親再去找的時候，她男人在家，說媳婦出門了一會兒就回來，但直至天色黑透，母親都沒有等住那小媳婦回來，后來估摸那小媳婦是專門躲出去的……時隔這么久，我寫到這里還是止不住淚如雨下。我知道任何帶態度的片言只語都是不負責任不厚道的，我更沒理由奢望別人為我們遭受的苦難伸出援手，我只心疼孤苦的母親怎么挨過魯家河那漫漫長夜……

　　我們姊妹四個在各個崗位各自忙活著，和往日不同的是原來好久才打一次電話，現在卻每人每天打一次，而且都是在晚上臨睡前，電話接通，照例問母親“看電視了沒？”“跟誰在一起呀？”母親每次都會說出一個熟悉的稱呼來，還故意弄出一連串的聲響，我就放了心，掛了電話安心睡去。母親只會接電話，不會呼叫，甚至連掛機都不會。這樣過了一段日子，那晚照例通完話，我沒掛機，我想聽聽母親跟舅婆說什么，但話筒中一句話都聽不到。我只聽到母親悉悉索索地睡了，接下來整個話筒死一般的沉寂，我喊母親也沒人應答，掛了電話再打過去，母親又接了。

　　我問：“你一個人？”

　　“你怎么知道？”母親反問我。

　　“你不是說和我舅婆嗎？我舅婆哩？怎么是你一個？”我在這邊一連聲地問。

　　“我一個人能行。自己的莊子，不害怕。一覺就睡到天亮了，你趕緊睡！”母親沒掛電話，也不再說話，無論我怎么喊，就是不應……

　　第二天，離家最近的大姐夫就接了母親去了他家，從此母親開始了客居的生活。剛離家的母親過得很不習慣，過不了幾天，母親就嚷著要回家去，姐夫就騎了摩托車載著她回老家看一看，完了再把她載回來。

　　收過玉米后，母親就留在老家不愿意出來了，因為院里的木椽架上掛滿了黃澄澄的玉米棒。玉米是種在老墳地里的，也是父親拉著線繩一個窩一個窩點種的，所以在我看來，母親舍不得撂下的不光是玉米，也有對父親，那個主宰了她一生命運卻逃不開躲不掉的男人的最后一點念想。玉米是一年內最后收獲的莊稼，這之后，莊稼人就進入了農閑時節，所以我們姊妹幾個商量，是該把母親接離魯家河的時候了，時間就定在了那個周末。

　　周六晚上，我和母親坐在老屋的炕頭上說話，母親養的好長時間不著家的嘀嘟破例回來了。嘀嘟是一只黃白相間的長毛母貓，母親第一次去姐家前，把它抱給了門下的鄰居，但每次母親回去，它都會跑回來，回來就在院子轉悠，或者偎著母親的褲腳撒嬌，母親不忍心，就給它掰點麻花、方便面或其他吃食，它就又呆在家不走了。母親再走時又把它送出去，就這樣一直反反復復。直到我們決定要把母親搬走了，母親知道這一走回來的次數就會極少，就硬著心腸不給嘀嘟吃，我們看到它那可憐兮兮的樣就偷著喂，母親要是看見了就一邊數落我們一邊收了吃食。這樣，嘀嘟回來的次數也就稀了，但這一晚它卻回來了，它上了炕，把自己在被子上蜷臥成個毛茸茸的圓球，打著呼嚕就睡起覺來。

　　母親伸出枯瘦的手撫摸著熟睡的嘀嘟，說：“不是不叫你回來嘛，你今天又回干啥來了？得是你也知道這家要散了？……”母親的話讓我的心里一陣酸。

　　周日，哥找來了一輛農用五輪車，大姐夫、大姐和二姐也騎著電動車回來了。我們幾個齊上陣，不大功夫就把玉米裝上了車，幾個人再把整理出來的大大小小的袋子箱子搬上車廂。要鎖門的時候，已被我們按進車里的母親執意下了車，從哥手里奪了鑰匙，非要自己鎖門。我不能深刻體會母親那一刻的心理，但我想到一個并不貼切的比喻。我覺得母親就是門前那棵老柿子樹，在這里生長了60多年，樹冠早在空中遮出一片巨大的陰涼，粗壯而長的根須深深地扎在地下，但現在卻要將它連根拔起。我想如果仔細聽，一定能聽到根須斷裂的聲音，但我們都太急切了，我們著急地想要把她安置在一個穩妥的地方，仿佛唯有這樣做才能匹配她幾十年來的辛苦付出，也能讓自己不安的心暫時安頓下來，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忽略了母親潛藏在平靜的表面下內心那不斷擴展的裂痕。

　　母親在大姐家把玉米曬干裝袋后就又被哥接進了城。在我們看來，這下母親終于安穩了，我們也徹底放心了。

　　我和哥同住縣城西街，見母親也就容易些。母親剛進城那幾個月，有時也領了快三歲的小侄女去廣場轉。母親去廣場也轉不了多長時間，娃要上廁所，她就牽著手領回家上。母親不識字，認不得她一轉頭就能看到的那幾個字就是公共廁所。娃要喝水，母親也會領了回家去喝，她舍不得錢買水。后來我給她說過廁所的位置后，母親在廣場坐的時間就會稍長一些。廣場上人很多，但她從來不跟人打招呼，母親就在這熱鬧的廣場卑微地孤獨著。

　　哥每天一大早就去了門店，嫂子白天也去上班，家里就剩下母親拉扯著小侄女。過了年，滿三歲的侄女上了幼兒園，家里就留了母親一人。母親再不用帶孩子了，我就慫恿母親去廣場做老年健身操。但我剛一提起話頭，母親就用一句話把我給堵回去了，母親說：“那都是活得好的人做的，我都活成這樣了還做什么操？”

　　“看您又來了！人都是要走那一條路的，誰還能長住在世上？”我這樣一說，母親不再說話，但廣場操還是堅決不去做。

　　再次說，母親還是同樣的理由，這下哥發話了，哥說：“媽呀，像你說的人都不死，全部住在世上，那還不把這世界憋破了！”

　　哥一說，我們都笑，母親也跟著小心翼翼地笑。等母親出去，哥憂慮地跟我說，他發現母親話越來越少，反應越來越遲鈍，是得趕緊說服母親出去鍛煉了，不然這樣下去可怎么得了。

　　也不知道母親怎么就想通了，等我再一次提起的時候她竟然沒有反對。第一次領母親走到廣場的老年人健身操隊列里，母親站在隊列后邊就跟著比劃起了健身動作，看著母親終于邁出了這艱難的第一步，我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淚。

　　母親做健身操時，不看隊列隊形，時常是一個直行中間就母親那里鼓出一個包或者凹下去一個坑，站在她身后的我趕緊把她拉回原位。母親做健身操不帶勁，胳膊伸不直，腿也抬不高，就那么軟塌塌地伸出去收回來。領隊糾正，我也幫著糾正，但母親依然我行我素。說得煩了，她就說：“我身上沒勁。”

　　我就想不明白了，好好的一個人咋就會身上沒勁呢？心里并沒在意。

　　過了幾天，在親戚的建議下帶母親去縣醫院一檢查，竟說是患了抑郁癥。母親知道自己有病，但卻不承認就是醫生檢查出來的抑郁癥。

　　清明節那天，我們去給父親上墳，母親也同去，這時母親的眼神已變得木然而空洞，母親走路不再是往日的大步流星，而是蹣跚地挪著小碎步，不停地在地上轉圈圈。姐問母親咋這樣走路，母親嬌嗔地看一眼哥，說：“都是你城里那房子太小，把我圈成這了。要是城里有咱家這么大的房子，有這么紅的太陽，再有這么藍的天，我就能住慣了。” 我們就笑，母親自己卻不笑，轉過身繼續挪著碎步。

　　姐看母親身體狀況很不好，就說讓母親留在塬上，別在城里真窩出病來。

　　在兩個姐家輪換住的母親身體每況愈下，抗抑郁的藥吃了不少，卻療效甚微。夏收前，二姐，哥和我陪著她去鄰縣的精神病院去看。商量去看病的時候，母親正在大姐家，大姐給母親準備需用的物品，母親就說她又不疼不癢，看什么呀？大姐聽我們說去了看神經科，就順口說，去看神經病。母親就生了一肚子氣，坐在車上一直嘟囔大姐說她得了神經病。

　　從醫院回來，母親就天天在兩個姐的監督下遵醫囑吃藥，藥不停在吃，抑郁的癥狀卻有增無減。不知從哪一天開始，母親變得嗜睡，過了幾天，母親說她洗不了頭發，要二姐幫忙給她洗。又過了幾天，母親說她不會做飯。二姐就問她，你都做了一輩子飯了，咋好好的不會做飯了？母親就愁苦萬分，說得了治不好又死不了的病有什么辦法哩。母親性子急，飯時早是多年來養成的習慣。二姐地里活多，每天早上起床先去地里忙半晌回來才做飯，在家的母親看太陽已升起老高，而二姐還不回來，她在家里就著急上火。二姐說她有一天回來，好些日子不做飯的母親竟然蒸了豆角麥飯，二姐說母親蒸的豆角麥飯比她蒸的任何一次都鮮綠，卻沒有堿的苦味。

　　母親在兩個姐家里住，但總不愿意見姐的村坊鄰居，用母親的話說自己這陣子過成了孤寡人，又得了治不好的病，大家會笑話她。大姐每天讓母親早起去屋后的水泥路上鍛煉身體，母親總是天還黑著就出門，不一會兒，就氣喘吁吁地跑回來——母親擔心天亮了被姐村里的人看見。在二姐家的母親也是如此，每天早上和二姐的婆婆去學校門口轉一圈就返回來，若遇見鄰居過來串門，聽見聲響的母親就趕緊躲到隔壁的房間里去睡覺。再過了些時日，母親的身子越來越沉，一躺下就不愿意再起來了，往往是身子還沒躺下去，眼睛就閉上了。二姐舍不得母親，就不再讓她天天早起，還騰了一間房子讓母親一個人住。

　　母親整天在姐跟前念叨，說我和哥的日子過得恓惶。開始說一兩遍姐并不在意，說的次數多了，姐就說：人家在縣上，住的是高樓大廈，走的是水泥路，不想做飯，還可以去吃食堂。這樣的日子多少人想過都過不上，你咋還說不好了？母親就不屑地說：“看不見天，也看不見樹，連個紅太陽都看不見，吃個一寸長的辣子都得去買，有個啥好？”是啊，在母親看來，看不見藍天看不見綠樹看不見太陽的日子，絕對是不好的。我們窮盡一生去追求的生活，在一字不識的母親那里竟變得一文不值。

　　母親的焦慮一天比一天嚴重，每天得吃各種顏色的藥片才能稍微安心。在我們看來芝麻大的小事，在母親那里就成了比天還大的大事。場畔六畝地里長勢旺盛的小麥成了母親沉重的思想負擔。母親擔心熟麥時逢連陰雨長芽，擔心收麥時找不到收割機，擔心曬麥時老天會下雨，擔心曬干了的麥子沒地方擱……母親總是有她的擔憂，即使我們用一個自認為絕對充足的理由給她解釋清楚，她馬上就會列出無數個擔憂，母親的擔憂像問題接龍，常常問得我們瞠目結舌。但在這里，特別像母親這樣的抑郁癥患者眼前，我們都缺少應有的耐心，我們總是毫不留情地頂撞反駁，而且每次我們姊妹們總是結成統一戰線，用一系列嚴正的措辭堵得母親無處可退無路可逃，母親就說出一句：你們都欺負我哩么。從此，再不說擔憂的話。我們都以為母親想明白了、認輸了。其實我們都不了解母親，母親雖瘦瘦弱弱，但剛強了一輩子，從來沒認過輸，何況現在還是一個病人！

　　二姐的小女兒堯堯是母親拉扯大的，病中的母親就愈顯得和她親近。堯堯每逢周末回家，母親就愁容滿面地給堯堯訴苦，訴完苦還不忘告二姐一狀，說：你媽不要我么！堯堯就給她寬心說：外婆，您就安安心心在我家呆著，我媽不要您，我要！二姐說，每到這時，母親就說上一句“還是我堯堯乖”，心滿意足地轉著走開。

　　母親離開后，這句話就成了打開淚水的閥門。

　　母親是去年秋季的一個傍晚離開的。跟父親一樣，母親走時沒有留下只言片語，我唯一能記住的是兩聲低低的咳嗽……

　　母親走了，我們姊妹四個就徹底成了沒人管顧的孤兒，老院也成了沒人守護的荒院。今年四月二十四，時值父親二周年祭奠，當我們再一次站在老院里，踩踏過齊腰高的雜草，站在門口摩挲著生銹的門鎖，眼前又清晰地浮現出他們那水銀泄地一般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愛，禁不住淚流滿面……

　　秋天到了，再有十多天就是母親一周年忌日。只是沒了親人的孱弱的故園，又用什么來承載如此沉重又情真意切的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