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是哲學面對的最為基本的問題之一。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回答這一問題，答案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特定的理論是在特定的實踐過程中，在觀察與研究特定對象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理論最主要的價值，則體現在能夠返回現實之中，指導人類在特定領域展開的新的實踐活動。

理論的實踐品格及其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失落

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是哲學面對的最為基本的問題之一。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回答這一問題，答案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特定的理論是在特定的實踐過程中，在觀察與研究特定對象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理論最主要的價值，則體現在能夠返回現實之中，指導人類在特定領域展開新的實踐活動。比如說，植物學理論是人們在與植物打交道的過程中，通過觀察與研究各種植物的屬性與生長規律總結出來的，其主要價值在于指導人類更好地利用植物界的自然規律為人類服務；經濟學理論是在經濟活動中人們通過觀察與研究各種經濟現象總結出來的，其主要價值在于為人類今后的經濟活動提供借鑒與指導。理論的這一來源于實踐并服務于實踐的特性，可以稱為理論的實踐品格。

然而，當你用理論的實踐品格去衡量當下的文學理論時，卻會發現有太多打著文學研究旗號的理論活動根本不關注具體的文學實踐；而且，許多文學理論的研究成果也根本無法回到文學實踐之中。更為離奇的是，在有些理論家看來，這種狀況對文學理論研究而言根本不是問題，因為他們要建構的，本來就是“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文學理論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不同群體之間進行理論介紹與移植，或者由一種理論衍生出另一種理論，因而根本用不著向文學創作實踐開放，它自己就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學術空間，理論自身的完滿與自足是評價文學理論研究成果的最高標準。

問題是，當許多文學理論家生產的文學理論既不產生自具體的文學實踐，又不試圖介入新的文學實踐時，一個時代文學理論的價值，也就必將大打折扣。近年來文學理論在整個文學格局中，以及在整個人文思想格局中，影響力越來越萎縮，不能不說與其實踐品格的弱化有很大關系。

其實，與具體的文學實踐無關的文學理論研究活動，并不是中國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常態。不論是“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這一主張，還是把文學理論研究當成“思維的體操”，以理論自身的完滿與自足為最終目標的研究取向，都是近一二十年才在中國文學理論界出現的，前者與西方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訴求有關，后者除受西方學術風氣影響外，還與中國日漸學院化的文學理論生產體制有關。而這一切，與中國古典文學理論傳統、五四新文學所形成的理論傳統，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傳統，是格格不入的。我們今天要建立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必須要克服這種輕視理論實踐品格的價值取向。

重視實踐品格本來是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傳統

在重構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價值時，有三個理論傳統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繞過的，那就是中國古典文藝理論傳統、五四新文學形成的文藝理論傳統，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傳統。而這三個傳統，恰恰都有著十分突出的實踐品格。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理論思考常常體現在具體文學作品與文學現象的品評之中，像鐘嶸、嚴羽、司空徒、金圣嘆、毛宗崗等著名的文學理論家，不僅對自己時代的文學創作情況十分熟悉，而且他們的大多數文學理論主張就隱藏在對具體作家、具體作品的分析品評之中；即使是像劉勰的《文心雕龍》、葉燮的《原詩》這樣格局相當宏大、體系相當完整的文學理論著作，在闡發自己的觀點時，也始終依托于具體的文學史材料展開，并經常穿插對一些作家、作品的分析與評價。不勝枚舉的詩話、詞話、文章評點、小說評點，實際上構成了宋明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的主要存在形式，而它們的最為主要的功能，就是指導具體的寫作實踐。對文學實踐的關注，以及介入文學實踐的姿態，構成中國古典文藝理論的一大特色。

就中國新文學近百年來的發展歷程看，許多時候文學理論家也都是深處鮮活的文學現場從事理論建構的。一方面，他們與許多作家，許多文學社團流派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對自己時代有影響的作家作品，新出現的文學思潮、文學組織，以及文學新的發展動向十分熟悉；另一方面，他們自己也有著十分明確的文學立場與文學主張，對自己時代的文學發展有著強烈的介入意愿。這成為他們建構自己文學理論的深厚實踐基礎與強大思想動力。而且，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比如現代文學史上的魯迅、茅盾、周作人、胡風等人，都兼有作家、批評家與理論家多重身份，其自身豐富的創作實踐，就可以為他們思考文學理論問題提供有力的支撐；而另外一些人，如成仿吾、梁實秋、周揚、馮雪峰等人，則都是影響巨大的文學社團或文學思潮的核心人物，其鮮明的理論主張代表著特定文學群體的文學立場，對特定作家的創作活動具有很強的現實影響力。可以說，理論的強勢介入，理論家的深刻影響，對從五四到新時期的中國文學走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因為如此，許多理論家在新文學歷史上也就享有崇高的地位。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更是把關注文學實踐、指導文學實踐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理論訴求。上文提到的魯迅、茅盾、成仿吾、胡風、周揚、馮雪峰都是20世紀中國十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而在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發展史上，對文學實踐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毛澤東成熟于延安時期的文藝思想。從其產生的實踐根源看，毛澤東的延安文藝思想，是根據1940年代初延安文藝界的實際情況，為糾正當時根據地各種錯誤的思潮與模糊的認識而生成的。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所以會成為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獻，則是因為在這個講話的直接影響下，中國當代文學完成了一次大的轉型，形成了一種新的格局，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它所確立的許多原則，在今天仍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最為核心的內容，繼續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發揮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習近平文藝思想的最大魅力體現在其實踐品格上

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而言，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與文藝問題有關的重要講話，既有對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基本立場與方法的繼承，也有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發展。具體而言，習近平文藝思想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根本保證”等觀點，更多地體現了在文藝觀念上對中國共產黨一貫的方針路線的繼承；而“講好中國故事”、“讓中國精神成為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以及對文藝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美學精神、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等等之間關系的論述，則更多地體現了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與創新。可以說，從毛澤東提出以“民族形式”為核心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到習近平提出要弘揚包含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美學精神、中國傳統美德、當代中國人的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內容的“中國精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化的過程中，朝著與中國的歷史傳統與社會現實相結合的方向又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步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仔細閱讀習近平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等重要文獻，我們發現，習近平文藝思想的生成，無論是繼承還是發展，都不是由理論到理論的演繹，而是建立在對中國當代文藝的現狀與問題、中國當代文藝面對的新的歷史條件、中國當代文藝新的歷史使命的細致觀察、準確把握與深刻分析之上的，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尤其是習近平結合愛國主義的立場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批判；借中華傳統美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闡揚對“去道德化”現象的批判；通過對“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等命題的強調對“去中國化”傾向的批判，都抓住了一段時期以來我國文藝創作中的嚴重失誤與突出問題，廓清了文藝界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的是非，指明了中國文藝今后發展的方向，對中國文藝界而言，可謂一針見血，振聾發聵。而這一切，都表明了習近平文藝思想強烈的現實關懷精神與突出的實踐品格。

可以說，在現實關懷精神與實踐品格上，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價值取向與中國古典文學理論、五四新文學的理論傳統，以及以毛澤東文藝思想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價值取向，是高度一致的。正是這種現實關懷精神與實踐品格，使得習近平文藝思想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中國當代文學近年來在此影響下所出現的深刻變化，大家都有目共睹。而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界在學習習近平文藝思想的過程中，其關注文藝現實，以理論介入文藝實踐、指導文藝實踐的精神實質，是尤其應該引起重視的。

在回答新時代文學提出的問題中重塑文學理論的實踐品格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需要解決的文學問題，直面自己時代的文學問題，是一個時代文學理論工作者的歷史使命，也是一個時代文學理論發展的機遇。

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界而言，當習近平總書記在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明確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時，有必要認真思考并回答這樣一些問題：“新時代”的中國文學所面對的讀者對象、所處的國內國際形勢、所需要承擔的歷史使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如果說“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話，那么把“人民性”作為自己的根本屬性的中國當代文學，其實際的發展狀況，與文學所要承擔的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這一使命之間還有多大的距離，需要做出哪些調整與改變？新時代的中國文學，受到新的信息傳播環境、文化娛樂環境、社會輿論環境的深刻影響，傳統的文學形式受到極大的挑戰，正面臨讀者群萎縮，在整個文化格局中被日漸邊緣化的危險，當代中國文學需要怎樣應對這一危機，走出面臨的困境，在新的時代獲得新的發展？在文化自信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人民的一種自覺追求的情況下，當代文學應該怎樣充分發掘與闡釋中華傳統文化中積極健康的因素，以此去進一步激發國人的文化自信與民族自豪感，并“讓我國文藝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屹立于世”？

類似這些問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亟待中國的文學理論界做出回答。而圍繞這些問題建立起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由于直接來源于中國自身當下的文學實踐，必然是有著鮮明的問題意識與時代特色的，必然是中國化的，也必然對中國當代文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并因此而產生深刻的社會影響。

這是一個中國文學理論實踐品格重塑的過程，通過這一重塑，中國的文學理論將重新煥發出蓬勃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