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2個民族在云南的土地上生存繁衍，其中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少數民族有25個，他們或大雜居或小聚居，以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裝點著云南的高原、河谷、森林、大川，為云之南這塊土地平添了幾分神奇、絢麗的色彩。因此，云南也吸引著來來往往的作家，在書寫云南的獨特性上不斷追求。葉梅的散文集《根河之戀》正是一部努力寫出云南獨特性的散文集。 《根河之戀》收錄了31篇散文，其中寫云南的有11篇，占三分之一。蒙自小城的湖水，紅河的哈尼梯田，保山古城的瀾滄江風光，普洱勐朗壩的變遷，滇池的環保，麗江的瀘沽湖和玉龍雪山，臨滄的佤族舞蹈，邊城滄源變幻的圖畫，楚雄的飲食，昭通的杜鵑，在作家眼中，云南就是一朵花，這花的每一瓣她都寫到了。

在葉梅書寫云南的每篇散文中，我們都能讀到作家對民族文化的獨特發現和感受。在《蒙自》中，漫步在蒙自的街頭，作家感受的不僅僅是蒙自明亮的陽光、潔凈的空氣、清澈的南湖水，更有一個世紀前的異國情調、現代著名作家的足跡以及他們對蒙自“靜味”的記憶。但作家發現盡管蒙自也在發展，而它的“靜味”依然，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喧囂在綠樹紅果中曼妙地隨風飄走。蒙自的明亮依然，街面干凈、街上的眼神沒有煩惱、門窗沒有柵欄等等，通透、明亮、安靜，既是蒙自的生活品質，也是蒙自人的理想價值。對浸透在蒙自人的生活和血液之中，并一直延續到當下的文化氣質的發現與書寫，是《蒙自》的獨特性所在。

在紅河哀牢山，作家發現的則是“詩”（ 《火塘古歌》 ） 。從哈尼人種田的過程，哈尼人火塘邊唱誦的古歌、十月年時唱的哈八，到當代哈尼詩人群的詩歌，最后回到哈尼人的梯田，都是詩或歌。作家精心編織的這條以“詩”為靈魂的線，串連起梯田、種植、土掌房、火塘、祭龍、對歌、長街宴、民間歌師、當代詩人，穿透耕作文化、民間習俗、歷史傳說、當代人的創造與情懷。這是一個完整的哈尼人精神世界，充滿傳統與浪漫、古老與現代、歡樂與悲憫、知足與奮斗等等復雜而豐富的內涵。如此對哈尼梯田的書寫，超出了一般寫哈尼梯田的格局，在自然而古老的梯田上，描繪出了哈尼人精神的階梯。在滇池，作家發現的是“龍”（ 《風和滇池的水》 ） 。一條是把東海水帶回家鄉的黃龍，一條是每遇干旱擅自行雨的黑龍。黑龍與黃龍都是傳說中的龍，都是熱愛滇池和昆明的龍。在現實中還有一條龍，那就是三十年頑強地保護滇池的白族農民張正祥。張正祥與傳說中的“龍”有邏輯的一致，都是為了昆明有水，都敢于犧牲自我，都是滇池百姓認可、傳誦的英雄。當今的農民成為傳說中的英雄，傳說中的英雄在當代有了自我現實化的具象。這是對云南民族文化一次典型的提煉和建構。

“雪山”是云南的一個廣為人知的自然符號，也是葉梅書寫云南的一個獨特文化代碼（ 《三朵》 ） 。對雪山，免不了都會寫到雪山的神秘、圣潔和敬畏感。在《三朵》中，作家寫了納西人尊重自然的習俗、納西人的日常生活、納西人的種植、雪山的傳說、雪山與人、雪山下的小城等等，這些表面上也是我們熟悉的對雪山的神圣和敬畏，但仔細猜摸，才會發現作家的用心與匠心。作家在對納西人習俗、禁忌、信仰、日常生活的敘述中，始終把雪山對人的保護與人對自然的尊重聯系起來，把北方的霧霾與麗江的自然環境穿插起來，把時下以攀登、征服雪山為自豪的態度與遠眺、注視的態度交叉起來，如此，在自然與人的關系層面彰顯對雪山應該持有的理性而科學的態度。在《舞動的山岡》中，作家寫的是佤族的文化符號“舞” 。奇特的動作、野性的風格、陽剛的力量，佤族的舞蹈作為一種民族文化，對每一雙眼睛都是一個巨大的磁場，但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挖掘出隱藏在文化符號背后的“有意味的形式” 。葉梅通過佤族舞蹈動作與牛的關系、遠古崇拜牛的傳說、祭祀樹神、壩子中央以及巷子深處隨處可見的舞蹈場面，把佤族舞蹈與人的生命活動、民族的生存智慧、人與天地自然的情感，細膩地敘述出來，從而讓讀者深刻地認同舞蹈是佤族生命呈現的一種形式。對生存的渴望、對幸福的向往、對自然生靈的敬畏，都是他們通過舞蹈展現出來的生命的一部分。在昭通，作家發現的是“花” （ 《昭通記》 ） 。對昭通，作家寫了歷史上關口、川滇馬幫驛站、豆沙古鎮飲食、僰人懸棺、地震與花椒樹、昭通

的文脈、老人與刺繡等等，但這一切與“花”如何關聯？在作家的筆下，云南的地理是一朵杜鵑花，昭通是東北的那一瓣；豆沙古鎮的歷史、人間煙火以及飲食，是一幅幅畫；花椒樹是魯甸災區群眾的依靠；當地作家的善良播撒著美好的種子；老婦人的繡品抖落的都是花。由此，作家建立了從地理到人文，從歷史到當下，從飲食到刺繡，從作家到老婦人與“花”的邏輯聯系，令人信服地描繪出杜鵑花上東北角的那一瓣。

在《根河之戀》中，葉梅對云南的“靜”“詩”“龍”“雪山”“舞”“花”等云南的散文書寫，不是單純的民族文化介紹，不是多民族文化以及風土人情的展覽，而是對云南多民族文化基因的深刻洞察和有意味的敘述。作家始終立足個人行走的真實感受，把自然地理、民族歷史、習俗傳說、生活方式、生命活動、情感命運，等等水乳交融在一起，并在其中穿插作家家鄉的風土人情和云南詩人作家的創作和命運，字里行間充盈著神定、醇和的氣韻，在貢獻對云南新認識的同時，也處處凸顯出作家內在的價值理想，堪稱散文創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