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的四大文體中，散文研究最不受重視，它遠不能與小說、詩歌甚至戲劇相提并論。究其因，主要有三：第一，散文最為零碎和復雜，它是一個“余數(shù)”，即無法歸入小說、詩歌和戲劇的文學作品，都被放進散文這個籃子。正因其雜、散、亂的特點，文體特征不夠鮮明，所以難以歸類和研究，其價值也就大打了折扣。第二，古今中外沒有成熟的散文理論作為支撐，這給散文研究帶來極大難度，更無捷徑可循。第三，長期以來，新文學價值評估將“創(chuàng)新”作為絕對標準，散文是一個傳統(tǒng)性較強的文體，其價值自然不像小說、詩歌、戲劇那樣引人注目。所以，其他文體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但散文研究則門可羅雀。

其實，這種狀況既不正常，也是觀念的偏向使然，它反映的是整個學界對于散文及其散文文化的誤解、誤讀與無知。如改變研究的路徑依賴，打破理論至上及西方文化優(yōu)勢的偏見，散文價值就會獲得新的闡釋。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散文之“散”與“雜”，正顯示其豐富性與包容性。從文體的純粹性來說，散文之“散”與“雜”似乎顯得雜亂無章，是個缺點；但從豐富多樣、包羅萬象、有容乃大進行考量，這又是個優(yōu)點，幾乎沒有哪個文體在開放性與包容性上能與散文比肩。這也是為什么，散文可容納一百多個分類。如將小說、詩歌比成一條河流，散文無疑是一個大海，其中有不斷拓展和增殖的研究空間及其可能。

散文更多保留中國傳統(tǒng)密碼，成為中西文化和中國文學現(xiàn)代轉型的橋梁。以往，學界總是站在向西方學習角度看待甚至否定散文價值，認為它落伍于時代，在傳統(tǒng)中打轉，沒多少存在價值。事實上，站在繼承和發(fā)揚優(yōu)秀文化文學傳統(tǒng)，尤其是站在中西文化文學融通再造上看，散文比其他文體可能更多保留了傳統(tǒng)文化文學基因密碼，更好地實踐和創(chuàng)新了中西文化文學的現(xiàn)代轉型。從李大釗的《青春》、魯迅的《野草》、林語堂的《個人的夢》、施蟄存的《論老年》、余光中的《聽聽那冷雨》、林非的《浩氣長存》、史鐵生的《我與地壇》、王開嶺的《精神明亮的人》等作品中，可見其端倪。當更多小說、詩歌、戲劇還停留在簡單向西方學習和模仿，忽略傳統(tǒng)及其現(xiàn)代轉型，散文卻不棄傳統(tǒng)、悄然進行創(chuàng)新性轉換。

散文最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豐富了話語表現(xiàn)形式。如果說詩歌靠浪漫的想象與詩意見長，小說重視虛構和編織故事，戲劇著眼于制造激烈的沖突，散文則眼睛向下，直面現(xiàn)實，尤其是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瑣碎與光影。在以往研究者看來，散文這一特點無疑成為過于現(xiàn)實、瑣屑甚至無聊的代名詞，無法與小說、詩歌和戲劇的價值等量齊觀。但換個角度看，也正因為散文的及物特點，它才被廣泛運用，成為社會生活和工作不可分割的話語表達式。以應用文為例，不要說日記、廣告、演說詞、辭呈、總結，就是文件報告，哪一個能離開廣義散文？一些日常生活話語都離不開散文的恩惠。像“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語出孔子的《論語》；“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語出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語出韓愈的《進學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語出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少年強則國強”，語出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誰是最可愛的人”，語出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等等。試想，如果沒有散文的滋養(yǎng)，我們的生活及其話語不知要遜色多少。

散文更充滿人生哲學和智慧，以及高尚的審美趣味。由于散文天高地厚，其中的哲學思想與人生智慧隨處可見，其審美趣味也是一種難得的滋養(yǎng)。一本《古文觀止》不知培育了多少世代國人的哲思與高尚的美學趣味，如王羲之《蘭亭集序》中人生苦短的生命觀，陶淵明《歸去來辭》中的超然物外，韓愈《師說》中的“師不必賢于弟子”，歐陽修《秋聲賦》中的不與草木而爭榮，還有豐子愷的《漸》和朱自清的《匆匆》，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我們應充分認識到散文的獨特價值，確立散文文化自信，在繼承和發(fā)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文學基礎上，克服以往對于西方文化文學尤其是各種理論的過分依賴和盲目崇拜，呼喚散文研究新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