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文學類或是所謂“國學”與“中華傳統文化”類嚴重的重復出版現象，筆者無意妄議其隱藏在操刀者背后的驅動力，而只是想說，出版雖不是寫作，但選擇與發現本身同樣也是一種創造、一種創意，這才是出版賴以存在與發展的意義與價值。

杰出的寫作需要創造，優秀的出版需要發現與選擇，兩者雖各自位于一條產業鏈的不同節點，但在追求“創意”這一點上則是殊途同歸。

今日單表出版，且是兩種毫無創意的重復出版現象。

先說文學出版。

且不說文學出版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依然較為突出，而更令人不屑的則還要數那公然大行于市的重復出版。據2017年CIP數據統計，在涉及重復出版的文學、哲學、軍事、歷史、古漢語啟蒙、生物和林業等七大門類的選題中，文學類重復出版率之高榮登榜首，共計4000余種，占整個年度文學類選題的8.54%，這不能謂之小。

而在這些重復出版的文學選題中，集中度還相當高，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西游記》 《水滸傳》 《紅樓夢》 和 《三國演義》 這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位居前四，每種的重復版本均超過了130種；接下來 《安徒生童話》《海底兩萬里》 和 《駱駝祥子》 等中外名著的重復版本都跨過百種門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老人與海》《朝花夕拾》 和 《呼蘭河傳》 等24種名著的重復版本則分別在50至100種之間。

簡單羅列過這樣的“業績”后，就不難發現其中的三大“秘訣”：一是進入公版的外國文學名著占比最高，在4000余種重復選題中，這類選題已逼近3000種，占比64.57%；二是進入公版的中國原創名著也不少，像老舍先生的作品

2016年才進入公版，結果一年后就是一堆“祥子”扎著堆兒騎著“駱駝”接踵而至，甚為壯觀；三是700多種文學名著的重復出版者都不約而同地被貼上了“新課標”的標簽。

“秘訣”一旦被破譯，“餡”也就露了出來。看上去，這些重復出版者也有自己的選擇與發現，但其標準絕非創意，不過就是兩個“傍”字而已：“傍”完大牌“傍”大款。公版中外文學名著者為大牌，“新課標”一類為大款。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以上數據還僅僅只是2017年這一年的不完全統計，如果將時間這個維度再放寬延長一些，那場面則更加“壯觀”。或許有人會理直氣壯地說：既然這些被重復出版者都是中外文學名著，那版本多

一點又有什么壞處？ 在市場經濟時代，這也是一種競爭。好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 不客氣地說：且不說持此論者有什么其他動機，至少他們壓根就不懂版本、不懂文學。

先說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句讀、標引、注釋這些古籍整理的基本功如何直接決定了某種版本的優劣，以我曾經供職過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例，他們曾經先后出版了 《紅樓夢》 的三個版本，其主持整理者分別是俞平伯先生、啟功先生和馮其庸先生，寫下這三位先生的大名，還要就其版本多說半句則無異于饒舌了。

再說外國文學名著，懂外語與文學翻譯基本上是兩碼事兒，即使勉強湊合著譯出來，其質量一定可以想象。舉個簡單的例子，上世紀90年代曾風靡一時的暢銷書 《廊橋遺夢》，這是我國大陸地區的譯名，而港臺地區的書名則謂之 《麥迪遜的橋》，意思雖不能說錯，但從文學角度看高下之別當不言而喻。

話說到這里，那些重復出版產品之品質我雖不至于簡單到一概否認，但大部分的背后就是一個字：攢。如此這般，到底是參與競爭還是擾亂市場？ 究竟是一種繁榮還是一種亂象？我只想說，對出版而言，以簡單的數量為所謂繁榮之依據是何等的幼稚和無知。

再說號稱所謂“國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出版。

近年來，這類出版的重復現象之嚴重大有直追文學出版之勢。單是一本 《論語》 就有超過500種以上的不同版本；除此之外，《道德經》 《周易》 《莊子》 《鬼谷子》 《菜根譚》《三字經》 《弟子歸》 《千字文》 等中國古代哲學典籍或所謂“蒙學”一類的讀物其重復版本也都為數不少，而秀出的包裝牌則不外乎“全本”“注釋本”“誦讀本”“白話本”那么幾張，且一律貼上了“傳播國學”“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之類“高大上”的標簽，還美其名曰是為了落實“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如此這般，這類低劣的重復出版現象自說自話披上了一件華麗的馬甲。

這里有一個“偷換概念”的問題。這些東西確是中華傳統文化不錯，但中華傳統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間絕不能這樣畫等號，與我們今天需要弘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不是一碼事兒。如何評價以上所列舉之所謂“國學”與“中華傳統文化”之類的重復出版現象，實在就沒有任何再費筆墨的必要了。

面對文學類或是所謂“國學”與“中華傳統文化”類嚴重的重復出版現象，筆者無意妄議其隱藏在操刀者背后的驅動力，而只是想說，出版雖不是寫作，但選擇與發現本身同樣也是一種創造、一種創意，這才是出版賴以存在與發展的意義與價值。一旦離開了這“雙創”，作為個體的出版者毫無出息可言，作為產業的出版界其結局絕不止于自取其辱，更是自取其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