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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環城西路和慶春路路口,在這個離美麗的西湖不過兩百米的湖濱勝地，浙江望湖賓館在一片綠色掩映中迎接著四方賓客。在欣賞著湖光山色的同時，也有人也許會對望湖賓館后面那條只能兩車并行的小路產生一點好奇：這條路為什么叫教場路啊？這里以前是不是一個操場？

是的，一百年前，這里是有一個操場。然而很不幸的是，這個操場不是學校的操場，而是一個監獄的操場。這里在歷史上，一直都是監獄：南宋的時候，這里是大理寺獄，相當于現代的最高法院，專門關押最重要罪犯的監獄。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抗金英雄岳飛被毒殺于獄內風波亭，同日被害的還有岳飛義子岳云和部將張憲。南宋亡后，元明清700余年中，這里作為監獄的地位未變：明代的浙江巡撫府，讓提刑按察使司在這里建了監獄，當年的胡宗憲、徐渭都在這里蹲過大獄；清代的按察司署，同樣在這里，乾隆時涉及到文字獄的卓長齡等人也在這里心驚肉跳地等待裁決。

民國初立，杭州光復后，湯壽潛為浙江都督，隨即被蔣尊簋取代。第二年民國元年（1912） 5月19日，眼見監獄破敗，督軍軍政府在原先的錢塘路6號監獄舊址開始建造浙江陸軍監獄，因為原址位于小車橋，老百姓俗稱為小車橋監獄—小車橋這個地名在宋代就有了，當時西河環繞著這一帶，前后有大車橋、小車橋兩座，大車橋在明代就被拆了，小車橋則一直保存了下來，現在這邊上還有一個叫“小車橋”的公交站。

那些年頭，監獄四周筑的是雙層高墻，東北、西北兩角設有瞭望全監的崗樓各一座，墻上電網森森，東墻內坐偏南處的空地，特設一個刑場，場東有一排木柱，用來行刑時捆綁被槍決的人犯……獄內共有七重大鐵門，每道門都有步哨游弋看守。監獄第一道大門上橫著“浙江陸軍監獄”的牌子。牢房都是平房結構，房當中有一條走廊，兩邊隔成籠子。每個籠子至少關押6人至8人，內設一個馬桶，有一個墻洞通墻外，供倒馬桶用；洞有門，在門外加鎖。

根據國民政府制訂的《軍人監獄組織大綱》《軍人監獄規則》和《軍人監獄處務規則》等法規，陸軍監獄是監禁被判處徒刑或拘役的海陸空軍人或盜匪犯。但實際上，陸軍監獄從來沒有把軍事犯、盜匪犯作為監禁重點。最起碼，監獄內的刑場就不針對軍事犯、盜匪犯。他們的刑場通常在松木場，惟有政治犯才在監獄內秘密執行。然而，這座監獄在1927年國民黨實施反共“清黨”后，卻成了關押共產黨員的魔窟。隨著國民黨撕毀了和共產黨的合作協議，國民政府開始大肆逮捕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1927年4月11日，蔣介石指使浙江的國民黨右派在杭州發動政變。此后，杭州乃至整個浙江省各地的黨、團組織屢遭破壞，被捕的政治犯陸續被關入浙江陸軍監獄。

當時，浙江黨、團員總數也不過1700多人。但獄中關押的政治犯竟高達1512名。在這1512名政治犯中，已查明在獄中遇害的有152人，這其中就包括4位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徐英、卓蘭芳和羅學瓚，另外還有張叔平、貝介夫、沈樂山、趙濟猛、徐瑋等14位省委常委以及32位縣委書記。

第一位被捕的書記是張秋人。出生于1898年的張秋人曾在毛澤東領導下編輯《政治周報》，與惲代英、蕭楚女并稱為“廣州三杰”。1927年9月，正值新婚燕爾的張秋人奉黨中央派遣到杭州接任浙江省委書記。

張秋人身份早已公開，他知道自己隨時都會遭遇不測，但仍毅然赴命。果然，他到杭州不久后，就在西湖邊被幾個黃埔軍校反動學生跟蹤。張秋人發現甩不掉后，便租船游湖。

上船后仍無法脫身，張秋人囑咐同行的妻子回旅館燒毀文件，自己縱身跳進西湖，將口袋里的一份黨員名單踩入湖底淤泥里。被捕距他擔任省委書記才不到一天時間，他被關押進了浙江陸軍監獄，入獄后不久即被宣判為死刑。

張秋人在獄中展現了革命的大無畏精神，仍每天堅持五六小時看書學習，并且還動員難友和他一起學習。同牢獄的薛暮橋曾問他：“你既然自知必死無疑，為什么還要每天讀書呢？”張回答說：“共產黨人活著一天，就要為黨工作一天，在牢里既然不能革命，就要天天學習，豈可坐以待斃？”這一席話使薛暮橋感動不已。從此他以張秋人為榜樣，在獄三年半中天天堅持學習，后來成了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

1928年2月8日，年僅29歲的張秋人遇害。就義前，獄方照例要對他“驗明正身”。當問他姓名時，他拍案而起，大叫“老子張秋人”，搶上幾步抓起案上的硯石向法官砸去，然后從容地走向刑場，英勇就義。

張秋人被捕后，浙江省委已經制定了施行“紅色恐怖”的計劃，省委常委、軍事部長貝介夫任總指揮。以復仇為目標的“紅色恐怖”歷時一個月，沒有殺成一個人，貝介夫等卻被捕入獄，對中共浙江省委造成沉重打擊。

貝介夫是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出身的，畢業后參加北伐軍，隨軍從廣東轉戰到浙江。他是當時省委中少有的軍事人才，是當時對抗國民黨“白色恐怖”的主要領導。1927年11月6日，他在杭州荷花池頭被捕，囚于浙江陸軍監獄。在獄中備受嚴刑折磨，他始終堅強不屈。

12月18日，貝介夫被綁赴刑場。臨刑時他面對著劊子手的槍口，指著自己的腦袋大喊：“膽小鬼，朝這里打！”犧牲后，黨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著文悼念，稱貝介夫等人的犧牲，是“浙江黨內及浙江工農階級戰線上，一個巨大的損失”。

第二位犧牲的省委書記徐英，1929年1月出任浙江省委書記。4月，中共中央決定暫時撤銷浙江省委。他接受任務后來到寧波，和一批堅持斗爭的共產黨員接上了組織關系，于8月建立了直屬中央的寧波特別支部，任書記。1929年12月在寧波被捕，翌年2月轉押到浙江陸軍監獄，被判處死刑。在獄中，他被銬上9斤重的三節鐐，還經常遭藤條毒打，但毫不動搖。1930年8月27日就義，就義前他說：“我今年23歲。在23歲這個時候死，的確早了一點。但是，我一點也不后悔。因為我從事的是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事業，是人類歷史上最壯麗最偉大的事業。”

接替徐英的羅學瓚于1929年4月在杭州被捕，被判死刑。1930年8月27日和徐英一起就義，他和難友從容握別，說：“死，有什么可怕，革命者只要死得其所。”然后昂首邁向刑場。

中央決定暫時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后，原浙江省委書記卓蘭芳任中央巡視員。他先后巡視了湖州、長興、德清、紹興、富陽、杭州等地，調查了解情況，整頓恢復黨的基層組織，糾正“左”的盲動情緒，使黨的各項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他組織的浙西暴動失敗后，于1930年10月29日（農歷九月八日）在杭州被捕，后移送到浙江陸軍監獄。國民黨威逼利誘，要他供出全省黨的組織名單，但遭到嚴詞拒絕。11月24日，他在獄中刑場被槍殺，犧牲時年僅30歲。

他們都犧牲在青壯年，而監獄中很多人則更年輕。如最后幸存的徐雪寒，出生于1912年，1928年3月，因叛徒告密在寧波被捕時，徐雪寒才16歲。這樣的年紀，就已經拋頭顱灑熱血開始革命。

盡管有大批共產黨人被囚禁在浙江陸軍監獄，但在一段時間內，獄中的黨員并沒有固定的組織形式。這主要是因為領導人都是在關押幾個星期后就壯烈犧牲，還來不及建立獄中黨組織。這個時期，黨的活動主要是黨員各自找自己信得過的同志互相談心，并在生活上互相照顧。

1928年夏天之后，被囚禁在特別反省院的共產黨人逐步形成了以謝芬（即華白沙）、徐天仁、鄒子侃等為首的領導核心，并與獄外黨組織取得聯系。后因全省各地許多黨、團組織又陸續遭到破壞，徐英、裘古懷、徐邁進等省、市黨團組織負責人先后被捕，關入浙江陸軍監獄大監，而特別反省院的數十名活動分子如楊晟、徐梅君、鄒子侃等也相繼被移囚大監，這樣，獄中斗爭中心逐漸轉移到大監。

監獄中，被囚者的生活環境十分惡劣，一天兩餐，吃的飯是發了霉的倉底米，里頭有沙子、石子、稗子、谷子、蟲子，囚犯都叫它“五子飯”。吃的菜不但沒有油，而且都是菜場上賣剩的或者沒人要的發臭的黃葉爛菜。在獄中的黨員、團員為了爭取獄中最低生活條件，維護生命與健康，先后發動過多次斗爭。

絕食是獄內斗爭運用最多的形式。第一次絕食斗爭是1928年下半年，獄中黨組織抓住難友包炤光被迫害致死的嚴重事件，全監難友一致行動，在家屬探監那天大絕食，向獄方提出立即公開刑期、有病保外治療、改善生活待遇等要求。此次絕食持續了三天，由于家屬從外面送進來的東西不接受，都哭著回去，獄外影響很大，故獲得輿論支持，取得很大勝利。獄方不得不給生腳氣病的病人打針，獄中生活條件也得到了改善。

1930年初的絕食斗爭勝利后，徐英利用“放風”的機會，對裘古懷說：“我們不能坐以待斃，要想法逃出去繼續革命。”他和李臨光、裘古懷一面與獄外的黨組織取得聯系，一面做獄中衛兵的策反工作，積極組織越獄準備。越獄的計劃進行得很順利。不料敵人已經覺察，就在預定進行越獄的前三天，監獄當局將原來的衛隊士兵調走了，換上了另外一批。獄中的黨組織只得停止執行越獄計劃。

這次越獄的失敗，讓監獄中的黨員們認識到，他們可能要長期在監獄中了。于是，經過秘密串聯和醞釀，1929年6月，中共獄中特別支部建立，書記徐邁進（又名徐建三）、宣傳委員裘古懷、組織委員鄒子侃。被捕前，徐邁進任共青團杭州中心縣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裘古懷任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鄒子侃任浙江公立農業專門學校黨支部書記。這其中，鄒子侃19歲，徐邁進23歲，年紀最大的裘古懷也不過25歲。

獄中特別支部組織紀律非常嚴格，加入獄中特別支部要經過嚴格的介紹手續，在獄中未暴露身份或證實有變節行為的黨團員都不能參加。這是為了保護未暴露的同志，也是為了使特別支部的人員絕對信得過。

獄內的聯系活動主要是在“放風”或在獄中“醫役”王屏周看病時進行。王屏周被捕前任中共永嘉縣委書記，因為家世行醫，監獄中又疾病流行，陸軍監獄將他作為醫役來給生病的同志看病。正是這個機會，讓信息在監獄中流動了起來。

獄中特別支部設法與中共杭州市委接上了關系，并取得了當時中共中央巡視員卓蘭芳的認可，卓蘭芳指示：“組織起來，好好學習，加強對群眾教育。”獄中聯系主要利用“放風”和其他機會進行。為保證聯絡的安全，許多政治術語都被一般生活用語所替代，如稱黨為“愛人”，外面上級黨化名為“外祖母”，獄中黨支部化名為“母親”，支部為“家”，支書為“哥哥”，黨員為“妹妹”；支部成員的姓名也用假名代替。正因為這樣，獄中特別支部始終沒有暴露。

此后，獄中黨組織抓住獄方無故拷打、虐待囚犯、無故克扣伙食等事件，及時抓住有利時機，多次發動絕食斗爭，保護自己生存權利，并取得了勝利。在獄中特別支部的領導下，監獄中的黨員開展了“打豺狼”、“絕食”、“籠嘯”等多種形式的斗爭。“打豺狼”是指驅趕國民黨為暗中監視共產黨員在獄中的活動而派進監牢里的叛徒或特務；集體絕食是獄中斗爭的主要形式，用以向國民黨表示對嚴刑拷打犯人的抗議，或爭取改善學習和生活條件；“籠嘯”則是專門對付監獄長的一種方法。

獄中特別支部還根據監獄的特殊環境，通過組織學習、提高認識、加強自我教育、開展合法斗爭等方式來堅定難友的革命意志。他們曾憑記憶整理過一份有關介紹中共六大精神的文字材料，在支部成員中傳達和討論；同時發動難友通過各種秘密渠道從獄外搞到很多政治、文藝類書籍，如《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馬列著作，以及《一周間》、《鐵流》、《毀滅》等一批蘇聯小說。根據幸存者徐雪寒回憶，獄中的共產黨員最愛看的書包括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辛克萊的《石炭王》等。

在革命黨員的眼中，處處是殺機的陸軍監獄，是一所革命者自我培養的“牢監大學”。他們通過各種辦法，收集一切可以學習的資料進行自學以不斷充實自己。據薛暮橋回憶，監獄當局規定囚徒購買書籍必須由獄長親自審批并加蓋公章，為了能弄到書，獄中的共產黨人通常會收買或是糊弄看守。比如先設法寫一半書名“叛徒考茨基”，經批準后再添上“無產階級革命與”幾個字。

黨員還利用在監視室寫信時偷偷咬下的墨塊化成墨水，將筷子磨削成竹筆，用看病時要來的包藥紙編輯了手抄的《伊斯庫拉》（俄文，即“火花”的意思）和《洋鐵碗》兩種秘密刊物。前者主要供政治犯學習，后者供普通犯閱讀。這兩種刊物對傳達中共獄中特別支部的意圖、溝通難友思想，組織學習和開展斗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便于交流學習心得，還發明了盆報，將學習心得抄在臉盆上，大家傳看，一旦發現情況立即可擦掉。裘古懷還以獄中生活和歷史題材為內容，編寫出3冊獄中“教科書”，供那些識字不多的難友提高文化。獄中特別支部成員自己作詞、譜曲的《囚徒歌》在難友中傳唱，對激勵難友的革命斗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0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命令各中心城市的地下黨組織立即領導總罷工和舉行武裝起義。獄中特支受上級指示，要求配合獄外的土地革命。5月12日，不少難友反對軍法處長到監房訓話，并提出買書、發書等要求。獄方借口“違反監規”，布置好審訊場面，把裘古懷、鮑悲國、楊晟、陳琳、徐梅君等20余人提出囚牢，當眾用藤鞭殘酷抽打。這就是“5·12”大拷打事件，是國民黨準備迫害“政治犯”的嚴重信號。敵人的這種行徑激起了難友的更大義憤，在特支的組織下，獄中斗爭一步步高漲。

7月，全國各地掀起的武裝暴動，沉重地打擊并直接威脅著蔣介石的反動統治。紅軍接連打了幾個勝仗，紅色根據地得到了發展，黨在白區的工作重新得到恢復。而各地此起彼伏的武裝暴動也威脅著國民政府的統治。尤其是7月底，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攻占湖南省會長沙，并占領了10天。這是中國工農紅軍歷史上戰果非常輝煌的一次進攻戰，連共產國際都感到驚訝。

這次戰役后，國民政府一方面調集重兵反擊和鎮壓，一方面在全國范圍內對在押政治犯實施集體槍決，進行政治報復。8月27日，國民黨浙江反動當局在浙江陸軍監獄采取了突然行動。反動派以“企圖越獄”的罪名，在浙江陸軍監獄里開始了血腥的屠殺。

這天早上8時，浙江陸軍監獄內崗哨林立，監區布滿武裝。當時監獄長親自帶人到各牢籠分批提人，19名政治犯接連被押往刑場，連續的口號夾著不斷的槍聲震動監獄內外。徐英和王屏周、裘古懷、李臨光……一個個視死如歸，慷慨從容地走上刑場。這些同志一跨出牢門就高呼：“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獄內各籠難友滿腔義憤，《國際歌》聲震耳欲聾，情景十分悲壯。這天晚上到次日拂曉，“甲監和丙監各籠的全體難友們都在驚夢中發出震耳的籠嘯聲”。

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在浙江陸軍監獄中制造的震驚一時的“8·27”血案。這次慘遭殺害的同志有：詹梓祥、李海熾、石天柱、楊晟、邊世民、羅學瓚、陳金立、王屏周、葉自然、吳云、余亦民、裘古懷、曹素民、李臨光、陳敬森、徐英、賈南坡、趙剛、鄭和齋。第二天，消息傳到了上海，黨中央《紅旗日報》發表了關于“8.27”慘案的報道，對所有遇難烈士進行了哀悼。

之后，獄中形勢進一步惡化，政治犯隨時被施刑或槍殺。由于先前的支部中很多黨員已經犧牲，1930年底特支進行了改組，本來已經保外就醫，此時重新回到監獄的鄒子侃任書記。新支部研究工作時，鄒子侃提出了“自己救自己”的口號。此時，中共浙江省委也下達指示：“監獄斗爭應該發展為破獄斗爭，以配合各地暴動。”

于是，鄒子侃逐步聯絡了370名難友，決定由他任總指揮，何覺人任政委，下設3個大隊，各設隊長，一切行動聽指揮。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一切準備就緒，制定了行動計劃：每人在左肩纏一塊白布條作記號，以銅元路造幣廠下工的汽笛聲為號，一齊動手，由工犯打死看門的，打開內外大門，其余分組分工，解決看守，剪斷電話線，然后沖向外大門，奪取衛兵武器，分別到臨安城東集合，再向孝豐方向找紅軍游擊隊，建立革命根據地。

然而計劃不幸被叛徒告密，鄒子侃被傳訊，并在全獄中心崗樓遭受鞭打，他忍住疼痛，機智地高喊“典獄長說我們要越獄這是血口噴人”，獄中支委和同志們聽后立即消除破獄痕跡，轉移工具，使敵人查無證據。而他卻被敵人打得奄奄一息。1932年2月2日，鄒子侃在獄中壯烈犧牲，時年20歲。

鄒子侃、何覺人等相繼在獄中英勇犧牲。在無法與獄外取得聯系的情況下，張崇文、壽開庭、高子清、章良道等同志從革命的需要出發，又先后組建了第三、四屆獄中特支。這兩屆支部認真總結了獄中斗爭的經驗教訓，比較明確、完整地提出了獄中黨組織的三大任務（即“自己解放自己，組織難友學習，改善囚徒生活”）和四項策略（即“打破消息封鎖、爭取看守同情、堅持過集體生活、打叛徒”）。獄中特支的活動一直延續到1936年。

獄中特別支部先后更換4屆，很多成員都是因為參加斗爭而被國民黨槍殺，但是，獄中斗爭卻沒有停止過。浙江陸軍監獄的東監，人稱“孤島”、“死水潭”，是政治犯最集中、看管最嚴厲的一個地方，也成立了中共東監特別支部，領導難友進行不屈的斗爭。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13”淞滬會戰爆發后，日機開始轟炸杭州筧橋機場。面對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獄中共產黨員發動了向獄方寫呈文、要求共同抗日的斗爭。后在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與國民政府的交涉下，不少政治犯陸續出獄，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獲釋后，紛紛投入了抗日戰爭的洪流之中。

八十多年過去了，陸軍監獄不復存在。站在望湖賓館樓上，西子的風景一覽無余。而就在望湖賓館緊靠慶春路院墻外的人行道邊，現豎立著一塊浙江陸軍監獄舊址的長方形石碑，碑下有一段斷裂的鎖鏈的雕塑，表達了革命者砸斷鎖鏈，爭取自由解放的心情。八十多年了，正是這種精神支持著先烈們不斷奮斗，最終建立了新中國。在結尾之際，我們想引用一封裘古懷在犧牲時寫給獄中同志的信：

裘古懷烈士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全體親愛的同志：

當我寫著這封信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正在秘密瘋狂地屠殺著我們的同志，被判重刑或無期徒刑的同志，差不多全被迫害了！幾分鐘以后，我也會遭到同樣的被迫害的命運。

偉大的黨，親愛的同志們，我非常感激你們。由于黨給我的教育，使我憎恨這個黑暗的社會，使我認識了革命，使我成為一個有生命的人。現在在這最后一剎那，我向偉大的黨和你們致以最崇高的敬禮！

我滿意我為真理而死，遺憾的是自己過去的工作做得太少，想補足已經來不及了。在獄中，看到每一個同志在就義時都沒有任何一點懼怕。現在我還未死，我要道出我心中最后的幾句話：這就是希望黨要百倍地擴大工農紅軍。血的經驗證明，沒有強大的武裝，要想革命成功，實在是不可能的。同志們，壯大我們的革命武裝力量爭取勝利吧！勝利的時候，請不要忘記我們！

裘古懷 8月27日

作家名片：秦原，本名周夢賚，杭州市網絡作協會員，現供職于浙江省政府。代表作歷史類作品《永貞難永：唐順宗之死和中唐政爭》，經濟類作品《強化民營經濟先發優勢》（參與），武俠類作品《江海亂》（連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