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歷史上種種文藝本質觀，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有一個重要維度，即從社會關系角度認知文藝。習近平文藝思想認為，我們的文藝只有緊緊圍繞人民，彰顯中國精神，才不會失魂、失語、失聲，才能有血有肉、風骨凜然、氣韻生動、鼓舞人心。只有在人民之中創(chuàng)新，在中國精神之上發(fā)展，才能有效構建中國話語、凝聚中國力量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入新時代的歷史語境下，如何創(chuàng)作出無愧于這個偉大時代的文藝作品？如何推進新時代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創(chuàng)新？學習習近平同志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講話和著述，我們可以看出，習近平文藝思想主張緊緊圍繞人民中心，從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要熱愛人民，要求創(chuàng)作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全面闡述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宗旨論、創(chuàng)作論和批評論。

人民中心與文藝宗旨論

文藝理論的基礎問題包括“何謂文藝、文藝何為”。中國古代有“詩言志”“詩緣情”“文以載道”“文以氣為主”“文果載心”“文之為德”等諸種表述形態(tài)。在西方，柏拉圖認為文藝是對理式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他對“靈感說”的解釋是“神靈附體”和“迷狂”。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文藝是摹仿。中國古代文藝觀也好，西方古代靈感論、摹仿論也好，都是各自時代文明土壤的產物，也有一致之處。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有一個重要維度，即從社會關系角度認知文藝。習近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所謂人民的文藝，就是以人民為中心。他繼而分析道：“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xiàn)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

文藝屬于人民始終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根本宗旨的體現(xiàn)。例如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列寧意識到大城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較多，認為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就要求高爾基到工人、農民及部隊中去接觸新生活、發(fā)展新文藝。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藝服務的對象進行全面分析后指出：“在我們，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文藝工作者必須同人民群眾、工農兵相結合，這是毛澤東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一個重要貢獻，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重大創(chuàng)新。一脈相承的是，鄧小平同志說“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江澤民同志要求文藝工作者：“在人民的歷史創(chuàng)造中進行藝術的創(chuàng)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造就藝術的進步”。胡錦濤同志強調：“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遠同人民在一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藝術之樹才能常青。”習近平同志堅持和發(fā)展了人民中心論的社會主義文藝本質觀，他認為：“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藝的根本宗旨也是為人民創(chuàng)作。”并將文藝與人民的關系展開為“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要熱愛人民”，尤其是“熱愛”一詞，將兩者整合成一種深層貫穿的意義圓融體：“熱愛人民不是一句口號，要有深刻的理性認識和具體的實踐行動。”所以習近平同志不贊同“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xiàn)實”的所謂“為藝術而藝術”，而是對柳青為寫《創(chuàng)業(yè)史》在人民群眾中蹲點14年的創(chuàng)作實踐大加贊賞，這根本上是源于我們的文藝是“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

人民生活與文藝創(chuàng)作論

文藝屬于人民，創(chuàng)作就應堅持立場，創(chuàng)造出人民滿意的文藝作品。

從創(chuàng)作來源上講，習近平同志認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chuàng)作源泉。”文藝作品從生活中取材，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文藝中的具體體現(xiàn)，文藝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這也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一般規(guī)律。列寧從認識論角度分析：“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先和基本的觀點。”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生活與美學》中更加直接地斷定：“美是生活。”在習近平同志看來：“文藝創(chuàng)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指的生活是廣大人民的生活：“文藝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業(yè)和生活、順境和逆境、夢想和期望、愛和恨、存在和死亡，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藝作品中找到啟迪。”而且，文藝不僅僅是人民生活的再現(xiàn)，還要提升為一種精神力量，對時代作出思想引領，這是對“實踐—理論—實踐”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文藝創(chuàng)作決然不是閉門造車、冥思苦想得來的，作家應當“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心中有人民，筆下才有文章。

從創(chuàng)作過程上講，習近平同志指出：“創(chuàng)新是文藝的生命。文藝創(chuàng)作中出現(xiàn)的一些問題，同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很有關系。”例如有的千篇一律、抄襲模仿，有的胡編亂造、嘩眾取寵等，追名逐利，沒有“走心”。用眼球效應取代人民認可，用經濟效益取代社會效益，這些都是缺乏創(chuàng)新能力和精品意識的具體表現(xiàn)。那么文藝應當如何創(chuàng)新？習近平同志認為：“文藝的一切創(chuàng)新，歸根到底都直接或間接來源于人民。”創(chuàng)新并非“無知人膽大”，而是“藝高人膽大”。這里的“藝”，在習近平同志看來，并非只是形式之藝，而且還是一種實踐之藝、一種對人民生活的體悟之藝：“我們要走進生活深處，在人民中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變成深刻的情節(jié)和動人的形象，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才能激蕩人心。”文藝創(chuàng)新的過程，實則對人民生活的思想升華和藝術表現(xiàn)過程。例如《詩經》《紅樓夢》《阿Q正傳》等，這些經典都能讓人觸摸到作者對人民生活的真實關切，帶著這種關切深入現(xiàn)實、深入人民、深入生活進行創(chuàng)作，處處都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民需要與文藝批評論

第三個問題是：什么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的標準、立場、方法是什么？

文藝批評并不只是讀后感或心得體會，在習近平同志看來：“文藝批評是文藝創(chuàng)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chuàng)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對文藝創(chuàng)作而言，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文藝批評來看，也鼓勵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社會主義文藝的宗旨是為人民，這就意味著文藝批評應當恪守“人民中心”這個基本屬性。如習近平同志所說：“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那么，什么是人民需要的文藝作品？他認為：“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夠溫潤心靈、啟迪心智，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群眾所喜愛，這就是優(yōu)秀作品。”因此，人民需要、人民喜愛，這就是文藝批評的重要標準，文藝批評就應當根據(jù)這個標準來激濁揚清、“剜爛蘋果”。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同志闡述文藝批評的“人民標準”：“無產階級對于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tài)度如何”。鄧小平同志也持同樣觀點：“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藝術成就，應當由人民來評定。”習近平同志以人民為根本標準，在新時代條件下，進一步拓展和完善文藝批評標準體系：“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在藝術質量和水平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xiàn)象、思潮敢于表明態(tài)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四個要素構成了文藝批評的話語結構體系。

那么，文藝批評家應當如何用上述四個要素來審視和檢驗文藝作品？習近平同志認為：“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經得起人民評價、專家評價、市場檢驗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也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tǒng)一的作品”。所謂社會效益，應當有利于滿足人民期盼、有利于社會良性發(fā)展、有利于弘揚中國精神，用他更簡要的一句話說：“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鼓舞人們在黑暗面前不氣餒、在困難面前不低頭”。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文藝作品，就是文藝批評應當把握的價值標準。一首短短的《游子吟》之所以千年流傳，就在于它生動謳歌了偉大的母愛，能夠引導人民感恩回報；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之所以成為經典名句，就在于他在茅屋為秋風所破的遭遇中，并未單純表露個體命運的悲愴，而是抒發(fā)憂國憂民的博大情懷。這類文藝作品，凝聚中國精神，引導人民向上向善，是文藝批評家應大力弘揚、評介推廣的。

習近平同志指出：“一些人覺得，為一部作品反復打磨，不能及時兌換成實用價值，或者說不能及時兌換成人民幣，不值得，也不劃算。這樣的態(tài)度，不僅會誤導創(chuàng)作，而且會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現(xiàn)象。”對這樣的現(xiàn)象、這樣的觀點，文藝批評家就應當理直氣壯地批評反對。只顧眼前“人民幣”，而忽視文藝作品的終極對象——人民，一字之差，方向和意義上卻謬以千里。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對于那些背離真善美、缺乏藝術價值的“爛蘋果”，文藝批評家應旗幟鮮明予以批評。

我們的文藝只有緊緊圍繞人民，彰顯中國精神，才不會失魂、失語、失聲，才能有血有肉、風骨凜然、氣韻生動、鼓舞人心。事實證明，只有在人民之中創(chuàng)新，在中國精神之上發(fā)展，才能構建中國話語、凝聚中國力量。習近平同志以“人民中心論”貫穿新時代文藝理論，為新時代文藝工作進一步明確了方法、指引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