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史家筆法、經世致用的理想及域外視角的有效參與下，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重要文體類型的報告文學走過了100多年的發展歷程，并在新時期達到了繼20世紀30年代之后的又一座高峰。隨后，嬗變中的報告文學在時代語境、讀者選擇、傳媒變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規訓與導引下，與時俱進地調整敘事策略，以適應社會與文化持續不斷的發展轉型。

敘事距離從及時轉入沉淀

報告文學的敘事距離包括了敘事題材選擇的時間長短、敘述姿態的外顯或內隱等多重維度，權衡好報告文學的“報告性”與“文學性”，首先要處理好敘事題材的距離問題。新時期伊始，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引領了一股人物題材報告文學寫作潮流，黃宗英的《大雁情》、陳祖芬的《祖國高于一切》、理由的《揚眉劍出鞘》等“輕騎兵”式的報告文學作品一時間廣受追捧。此外，熱火朝天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問題等也都依托報告文學得到了準確而及時的反映。程樹榛的《勵精圖治》、李延國的《中國農民大趨勢》等既緊湊地應和著現實步伐，也融入了足夠的思考與沉淀，并被逐步經典化。

相比于20世紀80年代的標高性存在，報告文學在步入90年代后，發展漸顯疲態。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奔涌和中國市場經濟的成熟，在西方消費主義思潮的影響和大眾傳媒的助推下，一部分作者轉向80年代后期漸起的歷史題材書寫。這些歷史演義作品除了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與閱讀快感之外，和本體意義上的報告文學相去甚遠。但在這一時期，另一部分報告文學作家則繼續堅守文體敘述本色，黃傳會的《“希望工程”紀實》、楊黎光的《沒有家園的靈魂》、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何建明的《落淚是金》等很好地平衡了題材的時效性與時間的沉淀性，真正使報告文學既富于時代感，也飽含感染力。

進入21世紀，何建明的《國家行動》《那山，那水》、朱曉軍的《天使在作戰》、張雅文的《生命的吶喊》、孫侃的《中國快遞》等報告文學作品緊跟歷史更替，積極呼應時代與社會的需要，通過細致入微的田野調查、扎實全面的歷史真實與生動形象的文學敘述，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21世紀的豐富多彩境況，也強化了報告文學文體在新世紀文化語境中無可替代的存在感。但應引起重視的是，“偽報告文學”扎堆到歷史“覓食”的不健康傾向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遏制，無度的想象、虛構甚至胡編亂造，毫無時代主題的冗長歷史敘事，嚴重破壞了這一時期報告文學時效性的文體要求，也背離了文體初衷。

敘事聚焦由單一趨向多元

新時期富有代表性的《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樹常綠》《船長》等人物型報告文學，擇取了限定性的人物聚焦，既攻破了很長一段時間零聚焦一家獨大的森嚴壁壘，也進一步彰顯了文體的非虛構品格。及至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文學創作技法風潮式的來襲，同時期在小說等其他敘述文體“實驗性”的聚焦方式革新，也深刻影響了現實行走姿態的報告文學，使其敘事的藝術表現空間有了較大突破。特別是80年代中后期，集合式與全景式報告文學的興盛，足見多聲部轉換聚焦的敘事魅力。錢鋼的《唐山大地震》、麥天樞的《西部在移民》、盧躍剛的《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等文本中聚焦方式的環繞，有力地沖決了報告文學零聚焦全知敘事的壟斷，在對人物、事件、問題等的把握上，也更加迫近細節的真實。

市場經濟浪潮沖擊下的90年代，報告文學的收獲可謂“平淡浮泛”。三種聚焦方式在人物型、事件型、綜合型的報告文學中表現出了較為默契的對應。而轉換聚焦作為一種專屬于報告文學的聚焦方式，一度躍居主角，以消解零聚焦、限制聚焦給讀者帶來的閱讀惰性，彰顯了報告文學敘述者日益自覺的讀者意識。趙瑜的《馬家軍調查》、梅潔的《西部的傾訴》、李鳴生的《中國863》等文本中，外聚焦、零聚焦與限制聚焦在行文過程中的交叉與轉換，形成了聚焦的蒙太奇，文本中呈現出了“多聲話語”的復調，既使敘述更加流暢，也兼顧了敘述者與接受者雙方的需要。原本線性而平面的敘事表達，在復調式的雙重與多重話語中變得多維而立體。聚焦轉換帶來的邏輯性與全面性，則強化了報告文學非虛構的文體訴求。

21世紀以來的報告文學創作，零聚焦、限制聚焦、轉換聚焦所占比重大體持衡。不過，在具體聚焦時，出現了違反敘事常規的省敘、贅敘等聚焦變異。如李西閩反映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中，全文選擇限制聚焦為主導聚焦形式，同時摻入了其他幾個類型的聚焦——在“漂浮在虛空之中”一章中省敘地專注于內心恐懼的表達；在“他們”一章中被埋于地下的作者卻用的是贅敘式全知全能的零聚焦敘事。聚焦方式的變異使報告文學敘事的邏輯性更加嚴密，也增強了文本可信度。可見，由新時期至新世紀，中國現代報告文學聚焦模式的流變呈現出由相對單一而逐漸多元化的趨向。多元格局的逐漸明晰，彰顯了報告文學文體掘進過程中對傳統的有效繼承與對西方敘述技巧的能動采納，指認了報告文學自身文學性的日臻完善，顯示出了報告文學文體求新求變的旺盛生命力。

敘事結構在守正中努力創新

對于非虛構敘事的報告文學而言，雖然生活的邏輯規定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創造的可能性，但是現場感營造及文學敘事的必要性還是給了敘述者足夠的結構權力。中國現代報告文學幾經發展蛻變，其結構方式主要體現為線性縱向的時間型（線型結構）與對應橫向的空間型（非線型結構）兩個對舉的結構類型。其中，線型結構又可根據線索的繁簡程度，區分為單線、復線和環狀三種。新時期之初，以《哥德巴赫猜想》《胡楊淚》等為代表，單線型結構的人物題材寫作風靡報告文學界。而20世紀80年代中期橫向全景式結構報告文學的出現與繁榮，則標示著復線結構類型報告文學的一次豐收。《在這片國土上》《命運》《唐山大地震》等文本中，橫向全景式的結構范式修正了單線型結構敘事的諸多不足，使報告文學敘事更加真實、全面、生動。《走出地球村》《大江北去》等90年代以來的報告文學，均對這種結構方式予以了繼承。

問題報告文學作為新時期報告文學的另一個突出類型，關注的是具有廣泛社會性的問題和現象，雖然一開始選擇的是環狀的線型結構作為敘事結構的基礎，但時間的意義被淡化、消解，空間的意義取而代之。《西部在移民》《中國的“小皇帝”》等報告文學完成了對包括人口流動、獨生子女等社會熱點、焦點問題的分析。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論文結構，在突顯報告文學非虛構品格的同時，也強化了敘述主體的批判意識。這種非線型結構方式的出現與成長，完善了中國現代報告文學敘事結構的體系。90年代以來及至今日，舉凡問題題材的報告文學，大多沉溺于非線型結構方式，《落淚是金》《中國農村的“留守”孩子》《中國——車禍之痛》等都沿用了這種三段論的敘事結構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