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艾子雜說》講道：“艾子行于海上，初見蝤蛑，繼見螃蟹及彭越，形皆相似而體愈小，因嘆曰：何一蟹不如一蟹也？”這就是“一蟹不如一蟹”典故的由來。觸發筆者想到這個典故的是刊發于本期的房偉中篇小說《黑床》。如果把小說塑造的大學教師劉振東不僅僅當作單個的個體，而作為新時期文學中一系列高校知識分子形象的延續的話，縱觀他們在二三十年來的嬗變和演化，無論從學術素養、精神高度、人格品質、社會地位等維度來考量，都很難不得出這樣一個消極而悲觀的結論。

知識分子是文學表現的一個重要群體，而高等學府中的教師、科研工作者無疑是這個群體中的佼佼者。就像他們所棲身的高校經常被比喻作“烏托邦”“象牙塔”一樣，人們也常常用“火炬”“燈塔”“靈魂工程師”這樣的詞匯對他們加以贊頌。在我國特殊歷史年代，學院知識分子也曾受到過貶低，直到新時期之初撥亂反正，他們才結束了長期的不公正待遇。當時，以徐遲、宗璞為代表的老作家適時寫出了《地質之光》《哥德巴赫猜想》這樣的作品，塑造了以李四光、陳景潤為代表的優秀知識分子、科學家，留下了那個時期一批最光輝高尚的形象，也恢復和重塑了知識分子在人們心中的崇高地位。

可惜好景不長，知識分子重新獲得尊重后不久，就遭到了社會轉型的嚴重挑戰，迅速地從精英圣殿跌回到凡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寫實潮流，就有很多作品表現了他們在市場經濟的擠壓下，自我認同與社會認同之間巨大的撕裂。就在那時，高校知識分子的形象遭受了一次嚴重的滑坡。比如池莉小說《你以為你是誰》中的李老師、《不談愛情》中的莊家父母等，作者就把他們描寫成為自私、勢利又不肯脫下清高外衣的一群腐儒，并借助新興富裕階層之口對他們進行了百般嘲諷。同樣是受到世俗化的侵染，也有不少作家塑造的高校知識分子依然保持著可貴的操守，如方方小說《無處遁逃》中的嚴航、《祖父在父親心中》的父親、《行云流水》中的高人云等，他們秉承著一貫的“士人”傳統，即便空守理想也不肯與流俗妥協，如同滾滾塵世中的一股清流，只不過，他們依然擺脫不了“清貧”“寒酸”這樣的標簽。

時間到了世紀之交，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貧富兩極分化嚴重，金錢和利益沖垮了一部分高校知識分子最后的心理防線。在張者的《桃李》、格非的《欲望的旗幟》等小說中，大學不再被描寫為教書育人的神圣場所，大學教師也不再單純是傳業解惑的教書匠，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早已低下高貴的頭顱，毅然投入商品和物質的滾滾洪流中。他們用知識和地位交換利益，充當金錢和情欲的俘虜，一步步滑向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犬儒主義。這是一批徹底世俗化、欲望化的高校知識分子，在他們的身上，師道尊嚴早已不再存在，他們已變成了商人、資本家，而唯獨不是知識分子。

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隨著一輪社會分配的結束，高校知識分子的心態又發生著新的變化。比如女作家阿袁“中文系系列”的那群高校教師們。這批教授、講師已然從與市場經濟的較量中敗下陣來，地位也從社會的中心走向邊緣，于是自覺地躲進小樓成一統，退守到精神后花園里孤芳自賞，自怨自艾。他們固然還堅守著學問的陣地，保持著知識分子的清高，然而身上卻帶有濃重的煙火氣。在中文系這個半封閉的小圈子，他們相互窺視，相互攀比，談情說愛，明爭暗斗，消磨著自己的人生。

如果說這些學院知識分子形象已經產生嚴重的異化，令人倍感失望的話，那么當下，在作家房偉筆下出現的高校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青椒”（青年教師），則是對這個系列形象下限的一次新的刷新。房偉本身長期生活在高校，對他的同行們有著準確的觀察和深切的理解，塑造的人物也立體而真實。本刊去年轉載的小說《指南》，就出現過一個委頓頹廢的高校青年教師形象，頗有新意，令人眼前一亮。本期轉載的《黑床》則更加集中塑造了劉振東這樣一個人物，典型意義更為明顯。

在小說中，劉振東是某高校副教授，三十五歲，正處于事業上的黃金年華，本可以意氣風發地向學術高峰發起沖刺，然而，他卻陷入了一場嚴重的“中年危機”。他的危機來自于多個方面，既有事業的，也有經濟和家庭的，還有感情上的。在學院里，他是派系斗爭的犧牲品，家庭里，是婆媳關系的夾心層，情感關系上，則是“婚內性壓抑者”。結果是“老婆跑了，母親帶著兒子去醫院打吊瓶，自己莫名其妙地卷入挖人大戰，想和女學生搞點小曖昧，也被人家小女孩把心思扒了個干干凈凈”。在重重壓力之下，他的心理已逼近崩潰邊緣，唯一的發泄途徑就是玩角色扮演游戲，用近乎變態的方式緩解內心的壓力。

如果不考慮到劉振東的高校教師身份，可以說，這就是一個眼下人們戲稱的“中年油膩男”。柴米油鹽，煩惱人生，讓他忙于應付，心力交瘁，“他不過想過上普通人的生活，但這幸福如此簡單地被摧毀了，而且如此猥瑣難堪，難以啟齒”，故而“感到從內到外都被人掏空了，自己現在就是一具沒有水分的干尸”。可以說，這個“感覺身體被掏空”的劉振東揭下了高校知識分子身上最后一塊遮羞布。到如今，這些“青椒”們再也撐不起知識分子的架子，再也保不住頭上神圣的光環，他們從堅守的精神家園被迫撤退，完全向小市民的生活方式靠攏。他們從身到心、里里外外地世俗化，其精神的平庸、猥瑣和不堪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更可悲的是他們的自我認知也發生了嚴重矮化，這使得他們心中殘存的那一點知識分子自尊心也快消失不見。小說借老秦之口說出“知識分子的面子就是這樣，先是羞恥之心，后變成虛榮之心，再后來，就成了悶騷之心”。徹底拋棄知識分子的面子，從羞恥到悶騷，將自己混同于凡夫俗子之中，“劉振東”們大概徹底終結了“象牙塔神話”，從此這里再也沒有“靈魂工程師”，而只剩下平平凡凡的“學術民工”。

自新時期以來，作家筆下的高校知識分子形象從學高身正、品格超群的社會精英，逐漸一路下墜，最后變成了悲催的“青椒”，要說他們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的確有些尖酸刻薄，然而，這卻是這些形象給予讀者的一種強烈直觀感受。當然，過多地寫高校知識分子在名利場上的精神淪喪，寫他們在世俗生活中的心靈墮落，把支流當作主流，把部分當作全部，也有扭曲、夸張和過分審丑的嫌疑。不過，文學畢竟是對真實生活的反映，劉振東們也未必不是當下高校教師的真實寫照。可以相信，對他們的批判有助于引起人們的警醒，讓人們思考：在商品經濟的年代，知識分子究竟應該如何應對外界的誘惑，如何承擔和堅守應有的使命，如何在物欲橫流中保持內心的安定，如何在塵世喧囂中找到迷失的靈魂。

《長江文藝·好小說》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