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克西斯·賴特（Alexis Wright）是澳大利亞最杰出的原住民作家之一。她來自澳大利亞卡彭塔利亞灣的瓦安伊部落 。她的創作扎根于鄉土，講述著屬于澳洲原住民的真實故事；她多年來也一直關注原住民權利，用寫作的方式發出澳洲原住民自己的聲音。

亞歷克西斯·賴特

賴特的創作涵蓋虛構和非虛構，她的長篇小說《卡彭塔利亞灣》（Carpentaria）2007年獲得了澳大利亞最高文學獎——邁爾斯·弗蘭克林獎，其中文版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她的長篇小說《天鵝書》和非虛構作品《特拉克》也將在中國出版。

亞歷克西斯·賴特的曾祖父來自中國廣東，因此她的身上還有一部分中國血統。除了身為澳大利亞原住民的自己，賴特也很想了解她身上屬于中國的一面，曾在去年特地前來中國尋根。盡管她并未找到曾祖父的蹤跡，他對賴特來說仍是一個謎，但她依然在堅持尋找。

近日，亞歷克西斯·賴特來華參加澳大利亞文學周的系列活動，并與阿來、梁鴻等作家展開對談。借此機會，3月24日，澎湃新聞記者在上海對賴特進行了專訪，請她分享了自己對于原住民文學的思索與實踐，以及她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澎湃新聞：《卡彭塔利亞灣》雖然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讀起來卻有很強的現實感。這本書的創作背后有怎樣的故事？

亞歷克西斯·賴特：卡彭塔利亞灣是我的故鄉。在如今這個時代，我們的傳統家園面臨著非常復雜的處境，在生態環境和文化等等各方面，都遭到了現代社會的沖擊。而《卡彭塔利亞灣》的寫作，起源于這片土地上的一次漫長的斗爭。當時，有一家礦產企業想進入卡彭塔利亞灣，打造一個大型的礦場。我們很擔心這個礦場的建設會破壞土地、污染水源，損害這里的生態環境，因此我們的部落與礦場進行了艱苦卓絕的談判與斗爭。當時我們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這個礦產企業，還有地方政府、州政府，甚至聯邦政府也參與其中。他們希望礦場能發展起來，收獲良好的經濟效益，卻看不到我們傳統土地的失卻是無法彌補的。最終，關于卡彭塔利亞灣的開發，我們達成了一項協議，協議的內容還算好，但我們覺得還夠。畢竟我們為此進行了艱難的長期斗爭，感到精疲力竭；而我們也受到了廣泛的指責，很多人認為我們想要阻撓國家的發展。

于是我想把這個故事寫下來。但這個故事與我太貼近了，我無法用非虛構的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因為如果我想還原真相，就必須把事件涉及的人的名字一一寫出，這樣會造成很多不愉快。所以我就選擇了小說。盡管它的形式是虛構的，但我努力創作了一個非常真實的故事，來訴說在這個特殊的時代，我和我的族人到底是怎樣的人，我們看重的是什么，我們的傳統家園是什么樣的，以及我們祖先的故事。因此我花了6年時間來寫作《卡彭塔利亞灣》的故事，以我們原住民說話和講故事的方式。

對于與礦產企業的糾紛，很多人只看到了只言片語，就以為自己很了解事情經過了；但這起事件里，其實還蘊含著一個更大的故事，我想把它以原住民文學的形式說出來，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展現這個故事。我們的文學是我們的一部分，也是澳大利亞這塊大陸的故事，所以我很有必要把它寫出來。此外，我們文化的歷史非常悠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一位墨西哥作家說：“所有的故事都很重要，沒有一個故事會真正結束。”我覺得這也適用于我們原住民的故事。所以我不想單單寫一個發生在現代的故事，而是想讓它適用于所有時代。在小說中，我將古老和現代融合在了一起。

澎湃新聞：所以你的寫作始終聚焦于澳大利亞原住民嗎？

亞歷克西斯·賴特：我寫原住民，但我也寫其他的。《卡彭塔利亞灣》之后，我還寫了一本名為《天鵝書》（The Swan Book）的小說。這部小說的故事發生于100年后的未來，因為我想探討原住民在未來是否能存活下去，怎樣存活下去；100年后，我們會變成什么樣。《天鵝書》的主角阿比莉維亞（Oblivia）是一個年輕女孩，她代表了每一個原住民；由于一些童年創傷，她把自己的內心封閉起來，拒絕長大，拒絕和人說話，但在她頭腦中依然牢記著自己的故土與信仰。

這部小說也涵蓋了生態主題，我將故事背景設置在一個因氣候劇變而災難重重的世界里，而黑天鵝是那時唯一一種存活下來的天鵝。由于寫作前我對天鵝一無所知，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讀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有關天鵝的詩歌。另外，由于氣候惡化，很多人被迫背井離鄉，成為漂流在海上的難民，其中有一位名叫貝拉·多娜（Bella Donna）的女士，她是白人。所以說，作為一名原住民作家，我對自己的文化有著很深入的思考，但我也會看到我文化之外的世界，看到其他人的處境，以及人類面臨的其他問題。

澎湃新聞：《天鵝書》會在中國出版嗎？

亞歷克西斯·賴特：會的，《天鵝書》正在翻譯中，今年應該就會出版，我很期待。我最新的一部非虛構作品也正被翻譯成中文，它是一位原住民首領的集體回憶錄，名為《特拉克》（Tracker）。這位原住民首領來自澳大利亞中部的一個部落，他已經過世了。這本書收錄了他的很多故事，包括他的理念、言行，以及對于未來的構想。

澎湃新聞：你一直非常關注澳洲原住民的處境，寫了很多針砭時弊的文章，活躍于各種有關原住民權利的社會運動中。你是如何平衡作家和社會活動家這兩個身份的？

亞歷克西斯·賴特：我不會管我自己叫社會活動家，我更認同作家這個身份，而寫作就是社會活動的一部分。澳大利亞原住民的生存處境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很多人都在為原住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權利斗爭，并且會一直斗爭下去。而我試圖通過寫作做出一些貢獻，向世界說明我們是誰，我們在做什么，我們如何思考；并且讓世人理解，我們并不封閉，我們一直看著外面的世界；我們也從未掠奪過其他人。我們屬于這個世界，我們是世界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是怎樣的影響塑造了你現在的寫作？

亞歷克西斯·賴特：我在西悉尼大學做了10年的研究工作，身邊的很多人通過自己的政治角色和研究角色，鼓勵人們直面世界，找到自己的選擇和理念并為之奮斗；接受好的教育，積攢更多能夠影響他人的力量。而我也受到了我們原住民群體的影響，當我在研究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個人敘事傳統時，人們的想法能啟發我去加深自己對各種文化的理解。

同時，我還閱讀很多其他國家的作家關于鄉土的作品，亞洲、非洲、南美等地的作家對我都有所影響。我一直在不斷地閱讀更多國家和地區的作家作品，找尋他們在文字中探討自己文化的方式，并思索我能否把他們的方法用在我自己的文化與土地上。

澎湃新聞：你的曾祖父是中國人，你也曾到中國尋根。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經歷和感受？

亞歷克西斯·賴特：是的，我的曾祖父是中國人，但我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故鄉的具體方位。我想應該是廣東開平的某個小地方。19世紀，在開平，很多中國人離開家鄉，去了美國、加拿大等地淘金。他們中的很多人后來都沒回中國，選擇在海外結婚定居，我的曾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他跟我瓦安伊部落的曾祖母結了婚，我對他們的婚姻很感興趣。卡彭塔利亞灣是一個比較孤立的地方，并不了解外界。而我的曾祖父給部落帶來了很多中國的知識，他教會人們灌溉與耕作，種植蔬菜。我很想知道，在他們的婚姻中，中國文化與瓦安伊文化是如何交流互動的。或許我會為此寫一本書，但它會是虛構的，不會是我曾祖父的故事，因為我并不了解他故事的全貌。

去年我去了一趟廣東，能感受那里與我家庭的聯系，但很遺憾我沒能找到曾祖父的蹤跡，畢竟年代過于久遠。但我了解到，曾祖父一共有5個孩子，后來他把其中3個孩子帶回了中國，他們或許就住在曾祖父的家鄉。我不知道他們在哪，但他們應該有家庭和孩子，所以我在中國應該是有親戚的。我會繼續尋找下去，希望有所收獲。我已經了解了自己血液中澳洲的一面，而中國的一面對我來說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