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語：

每一個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時空中，每一部作品都是人在一定時空中活動的展現，因此文學與地理空間的關系是一個古老而又恒新的話題。這一組關于文學地理學筆談的作者都是當下中國學術界在這個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陶禮天教授對文學地理學的元理論作了簡明而又清晰的解說，青年學者徐漢暉認為每位作家的生命原色里都或多或少攜帶著地域的自然圖譜和人文基因，曾大興教授以崔顥的《黃鶴樓》一詩為例做了一個文學地理學的樣本考察，都有新見，都有啟發。

——劉川鄂

近年來，國內“文學地理學”的研究風生水起。在這一領域，很多學者“拓荒圈地”又勤奮開墾，取得累累碩果。作為晚輩后學，實在經不起這份“誘惑”，于2013年冬，我也開始悄悄關注“文學”與“地理”的關系。彼時，楊義先生提出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他強調文學研究應接上“地氣”；曾大興教授以大量的實證性分析，深刻論述了地理對文學之影響，成為該領域研究的佼佼者和領銜人。受諸位前輩學術思想的啟發，愚以為文學創作并非作家天馬行空般地思緒馳騁，它隱性地建立在一定的時空場域中，有自身的地理維度。在此，借本期“自由談”的主題，站在文學邊緣的我，也來聊聊文學的“地氣”和“地緣”性，所言未必深刻，因興趣催發，雖誠惶，心亦坦然。

古人云：“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由于人類與土地的天然親緣性，必然賦予文學與地理之間的內在聯系。人生于天地之間，要吸收陽光雨露，汲取天地之精華，離不開“地氣”的滋養。那么，何為“地氣”？我們經常把“天氣”掛在嘴邊，刮風、下雨、升溫和降溫都叫“天氣”，對“地氣”卻很難說清楚。從物理學的角度而言，地氣是大地的能量場；從地理學的層面講，地氣是不同地區的氣候；從玄學的理論看，地氣是土地山川所賦的靈氣，為自然之本色。可見，“地氣”跟地理環境有同構的關系。“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禮記·月令》），說明“地氣”具有一種“營養”的效力，能影響草木的生長。同理，“地氣”也能影響到人的性情發展。有學者指出“大漠秋風歷練出北方人的豪爽俠骨，江南春雨滋潤著南方人的婉約柔腸”，說明人的性情因“地氣”不同而差異較大；也有一種說法認為，“南方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而 “北方陰氣堅急，故人剛猛”。其實，人的生命總在一定的地理環境中展開和延續，地域的自然色調和人文精神無形之中會沉淀在每個人身上，就像陽光雨露潤物無聲，卻能量無窮。

我始終認為，每位作家的生命原色里，都或多或少攜帶著地域的自然圖譜和人文基因。文學創作同樣要吸收山川湖海所賦的靈氣，這種“靈氣”就是自然界中的飛動之音、鋪排之色、展開之形、涌動之香和靜穆之美。它們往往成為作家取之不盡的藝術源泉，最終升華為一道道文學景觀，讓讀者流連忘返。比如，有人喜歡“疏影橫斜水清淺”的靜穆之美，有人愛看“半江瑟瑟半江紅”的鋪排之色，還有人愛聽“飛流直下三千尺”的動感之音，也有人向往“閑看中庭梔子花”的悠閑，去細細品味自然界的涌動之香。這些抒寫“地氣”的詩句之所以具有穿透人心的藝術魅力，難道不是因為作者汲取了天地之靈氣嗎？

此外，我們還強調，文學創作要接地氣。所謂“接地氣”，就是要腳踏實地，遵循自然規律。文學是作家心靈空間的回聲，自然氣候和地理環境總會刺激他們的生理感官，再作用于他們的心靈世界，并一定程度影響他們的精神氣場和審美情趣，由此形成不同的創作風格。地理氣候和自然環境能賦予某些藝術形式一種地方色彩，如藏族民歌洋溢著高山雪峰的遼遠，蒙古舞蹈影射出廣闊草原的蒼茫，江南小調卻別具水鄉澤國的韻味。馬克思曾說，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自然環境的差別會導致人類生活模式的地域差異，生活模式的不同又必然導致人的價值觀念、生命意識和精神氣質的不同。因此，從環境影響論上講，作家的精神氣質與地氣之間，就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馬致遠感慨“斷腸人在天涯”的孤獨，陳子昂產生“獨愴然而涕下”的惆悵，杜甫抒發“無邊落木蕭蕭下”的感傷，他們心境的真實寫照，其實分別與“夕陽西下”、“天地之悠悠”和“風急天高”的地氣有內在關聯。從這個角度而言，文人的精神氣質和創作風格無不浸染著“地氣”的光影、色調和風貌。作家只要把藝術的觸角伸向大自然，遵循自然的律動與節拍，感受大地的聲色與芬芳，他們創作的文思就會汩汩而來。因為“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地氣”在愉悅身心的同時，容易激發文人的創作靈感，提升他們的審美境界。“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實際上反映出主體審美經驗與“地氣”的交融狀態。生活于大地之上的任何作家，在接受地氣滋養的同時，也要以敏銳的藝術嗅覺去觸摸大地的律動，正所謂“蓋山川風土者，詩人情性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則靈，得其靈脈則秀，得其風陵則厚”，就在此。

所以，古往今來，那些接“地氣”、寫自然山水的作品，更能給人以審美愉悅，往往經久不衰。無論“楊柳岸曉風殘月”式的淺淺低吟，還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式的高亢之歌，或者“湖光秋月兩相和”般的恬淡之美，詩歌只要沾染了“地氣”，浸染了山川湖海的光影，無形之中就蕩漾著一股靈氣。人是大地之子，一生始終被環境所包圍，默默接受地氣的恩澤和滋養。文學離不開人，也離不開土地，有著深刻的“地緣”性。

那么，何為文學的“地緣”呢？我認為，文學的“地緣”是指文學與地理之間的諸多聯系，它們相互親近，彼此滋養，演繹著千古不變的“人—地”情感和神話。陳寅恪曾說：“中國詩雖短，卻包括時間、人事、地理三點。”這說明“地理”乃中國詩歌的一個基本特質。其實，在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幾乎任何文學樣式都有對地理的抒寫，與地理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淵源。英國人文地理學家邁克·克朗認為，小說的世界由視野和地平線組成，能提供形式不同、甚至很有價值的地理知識。然而，誰也不可否認，“文學中包含著大量地方感受和地方描述”。從這個角度而言，文學具有一定的地理學屬性和認知地理的價值功能，它的“地緣”含量可大呢。

中國古代文史不分家，就有很多典籍涉及到地理書寫，表現出鮮明的人文地理色彩。《山海經》記載了一些山川和物產內容，《尚書》的“禹貢”將全國劃分為“九州”，《史記》的“貨殖列傳”刻寫各地的風土人情，《漢書》專設“地理志”欄目，等等，實則是文學與地理的“聯姻”。還有一些地理探險和旅行游記之類的作品，如《水經注》、《大唐西域記》、《夢溪筆談》、《徐霞客游記》等，語言清麗，文筆暢達，既有地理學意義，又有較高的文學價值。《詩經》和《楚辭》作為我國文學源頭上的藝術高峰，分別“代表著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兩個詩性智慧系統”，也與地理結下了不解之緣。其實，中國古典詩詞的地理景觀抒寫，比比皆是，簡直可以信手拈來。“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表現了獨特的山地氣候景象，“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描述了塞北的惡劣氣象，“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再現了高山峽谷落盡于平原的地貌景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純粹的地理景觀一旦納入了詩人的視野，就沾上文學的魂魄，其人文內涵便油然而生。正所謂“景以文名，文因景傳”，文學與地理之間彼此呼應、彼此成就。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文學對地理的呈現就是簡單的“照鏡子”。任何地理景觀最后能統攝于文人的筆端，被賦予“精、氣、神”的靈秀之韻，是由于作者的主觀選擇、藝術想象與心靈錘煉的結果。“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原本是水鄉常見的落日圖景，經過詩人的藝術加工，卻顯得惟妙惟肖。詩中的“落霞”、“孤鶩”、“秋水”和“天地”各自獨立，又渾然一體，充滿了動感和靈氣。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也不是對地理之景的簡單再現。此時，清幽的高林、蒼翠的山色和悅耳的鳥鳴，分明是作者“禪心”的詩性反映，還有那明澈如鏡的清潭，又分明是澄明之境的詩學隱喻。此刻此景，詩人似乎領悟到了空門禪悅的奧妙，消除了一切世俗的雜念，幡然領略到忘情世俗的意境。可見，文人筆下的地理景觀，并非自然原色與空洞之物，往往浸透了他情感的汁液和思想的精華。

不過，從更深的層次講，文學的“地緣”性不僅僅表現為地理景觀的文學抒寫，還表現在文學流派的地域色彩、文人群體的地理遷徙，甚至文學版圖的地理運動等更宏觀的聯系上。在“永嘉之亂”、“安史之亂”和“靖康之亂”三個歷史時期，中國古代文人群體分別發生過三次重要的南遷現象，古代文學版圖也表現出從中國西北部向東南方向運動的狀態。而且，基于古代文學中心自西向東、由北向南的歷史位移趨勢。20世紀初葉，中國現代文學的創作版圖也展開了一種“自北向東”的位移態勢，延續了明清文學以蘇杭東南沿海為創作主區的板塊特征，江浙作家群構成了創作的核心力量。直到1940年代，在戰爭的籠罩下，現代作家地理遷移的態勢加劇與分化，文學中心徹底被瓦解，形成了國統區、解放區和淪陷區三大文學版圖。此外，很多文學流派也與地域有不解之緣。從古代的“江西詩派”、“公安派”、“桐城派”到現代的“京派”、“海派”，再到當代的“山藥蛋派”和“荷花淀派”，等等，這些文學流派都帶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凡此種種，無不印證，文學分明有很深的“地緣”性。

總而言之，地理是文學發展的堅實土壤。文學的“地氣”與“地緣”問題，其實就是文學與地理的關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