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學與地理的關系，是文學批評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可是正如魏晉時期喜好“清談”的文人所言：“談何容易”；據王僧虔《戒子書》所述，“談何容易”這句話是西漢最擅長辯難的著名文人東方朔說的，可見“文學自由談”這個“談”是很難的。

要談文學與地理的關系問題，必要建構成一門文學地理學學科來談，才能圓融自洽，才是科學的；而什么是文學地理學的背后，有一個元理論的問題。韋勒克評論法國阿爾貝·蒂博岱的文學批評，說他熱衷于“文學地理”研究，態度似乎頗為漠然；然而蒂博岱在其《小說隨想集》中也曾批評著有《藝術哲學》、《英國文學史》的泰納（或譯為丹納）“懷有一種偽科學的想象力”，矛頭也是針對其有關地理批評的內容。因此這里就想扼要地從文學地理、文學與地理的關系到文學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建構這三個方面談談上述的這個“元理論”的問題，以便能夠對文學地理學的理論體系建構做出一點“理論的反思”。

我們先從常識開始，因為任何理論都是從常識開始的，又同時是對常識的思考與批判。譬如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句俗語，似乎對人們來說，是一個常識，但是我們要想論證這句話的成立，就需要花費很大力氣弄清楚其內涵，并加以科學的分析論證，才能令人信服。任何文學理論都是圍繞文學作品的詮釋展開的。文學與地理的辯證關系、文學地理學的理論建構，都是基于文學作品的“文學地理”這個中心、這個對象、這個涉及到各種相關層面的知識體系與理論問題展開的。文學地理學的理論展開的中心，是否是從作家出發的呢？稍加深思，就知道這顯然是做不到的，因為其所涉及的范圍過于寬廣，難有邊際，也使研究的對象難以確定。但如果從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文學地理”、地域性特點等出發，來討論作家在特定的時地（時空）中之所以表現出他的這種“文學地理”特點的原因，研究的對象與范圍就明晰起來，研究的問題與方法就自然而然地展現開來；而讀者與研究者從這樣的角度與立場出發去討論作家作品就是文學地理批評，就是文學地理學的理論研究，當然這種研究邏輯上必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文學與地理的一般關系研究，一是特定地域的文學與地理的特定地域關系的研究。

明乎此理，我們就可以發現許多貼上文學地理學研究或文學地域性研究標簽的論著，并非名副其實。例如國家也是一個區域概念，各國的文學（史）研究并不一定就是文學地理學研究；同理，中國各省區域的文學（史）研究，也不一定就是文學地理學研究，作家的地理分布與文學區域的劃分研究，如果不從作家作品的“文學地理”出發予以討論，也還不是文學地理學的研究，但這些研究都可以是文學地理學研究的知識基礎。換句話說：從“文學地理”出發，從作品的內部形象世界、作品的地域性特點以及相關問題出發，就必然涉及到文學區域與作家的地理分布以及流派的產生地域等等方面的探討。

文學地理就是指文學作品中的“詩性地理”，是作家主體的情境與所表現的物境的有機統一。正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說：“一切景語皆情語”。經過心靈化的作品中具體風景或說“景觀”、社會生活圖景都是文學地理的內容，都可以視為“文學景觀”；無論是城市的還是鄉村的、本土的還是異國他鄉的文學景觀，都是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中心內容。“文學地理”的研究，不等于文學理論著作中所說的“環境”描寫、背景描寫問題。作品中的“文學地理”包括兩種類別：一是實際地理，一是想象地理。而且在具體作品中，這兩種“地理”常常可以是渾融一體的，共同構成作品的審美境界、審美意象、形象世界。

南北朝時期的顏之推（卒于隋初），祖籍山東瑯琊臨沂而生長于建康（今南京），他先在梁朝而后又入北齊、北周為官，故對南北方文學的地域差異感受很深，在其《顏氏家訓》中有多方面的論述，如其《音辭》篇中說，南北方人的聲辭音韻不同，與“南方水土和柔”而“北方山川深厚”有關。在其《文章》篇提出“文章地理”的概念，他說的文章就是指文學，但他這個“文章地理”的意思，是指文學作品中描寫的實際地理，他舉例批評梁簡文帝蕭綱《雁門太守行》和梁代詩人蕭子暉《隴頭水》兩首詩歌中的地理書寫是不準確的，是錯誤的。著名學者王利器先生在《顏氏家訓集解》中就認為文學作品這樣描寫地理是完全可以的，因為是藝術的想象和夸張，批評顏之推不懂文學的特點。《詩經》作品尤其是十五《國風》所表現的“文學地理”，是比較“征實”的，盡管其仍然是詩性地理。是故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將《國風》與各邦國的“風土”聯系起來予以分析，試圖以詩證史，同時也是以史證詩，這就是一種文學地理批評與研究，對其后中國的文學地理批評產生了重大影響；而《楚辭》與《詩經》的“文學地理”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具有完全是神話的記載與書寫。

文學地理是一種文學空間，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們只要去讀一讀新近很流行的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小說《北京折疊》就能明白。《北京折疊》描寫了北京被建設成可以折疊的三個空間，小說主人公老刀所經歷的第一空間、第二空間與他所生活的第三空間，大體是高、中、低三個社會階層人們的生活圖景，其實是現實社會的深刻表現。文學地理也包括三個空間，首先是自然的地理空間，其次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空間中活動的社會空間，再次是主體建構起來的精神境界的空間。《北京折疊》所說的三個空間，每一個空間都涉及到上述的文學地理的三個空間內涵。

上文談了文學作品的“文學地理”的問題，實際上就包含了作品中“文學與地理”的問題，而基于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追問，就是人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所說的人地關系問題，就是作家與地理的辨證關系問題。由于不同地理的自然條件對人們的精神氣質與心靈陶冶是不同的，而不同自然條件導致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又是不同的，因而“水土之風氣”（《漢書·地理志》）就自然不同，文化風俗與傳統就不同。作家生長在或者因為流動遷移到特定地理環境中，這種地理環境就會對作家的創作個性等產生重大的影響。劉勰《文心雕龍》首次評論屈原所提出的“江山之助”論，之所以持久而深刻地影響了其后的文藝理論批評，就是因為揭示了上述的道理；值得強調的是，“江山之助”的“助”字，是措詞嚴謹而準確的，是值得我們反復體味的。

在上述的基礎上，現在我們可以反思一下文學地理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問題。筆者1998年發表《文學與地理——中國文學地理學略說》一文，集中地探討了文學與地理的辯證關系，對文學地理學的基本問題和理論體系，作了較為全面的研究與探討；數年前又通過對現有研究現狀的清理，撰成《略論文學地理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對相關問題加以補充論證。這兩篇長文所談，也基本上已經為文學地理學研究者所吸納。在這兩篇論文中，分析說明了文學地理學主要致力于研究文學與地理之間多層次的辯證的相互關系，要研究地域的文學與文學的地域、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又明確說過：“從人地關系的理論前提出發，文學地理學雖然也要探討文學與文化地域的關系”，“但它的對象是文學而不是其它”，也就是說文學地理學研究屬于文學本體研究，而不是其它。因發現或有誤解或片面地引用拙文，故在此很無趣地加以一些辨析，例如，或以為筆者是主張文學地理學僅僅是文化地理學的分支等等。在此略加辨析的目的，還是希望能夠由此促進文學地理學的理論建設。因為此前我國學界并沒有關于文學地理學的理論體系建構的論著，所以論文中采取的是邏輯演繹的分析方法，先通過分析認為，文學地理學既可以視為文化地理學的分支，也可以視為文學社會學的分支，最終演繹出的結論就是：文學地理學主要就是文化地理學與文學社會學交叉的“邊緣學科”——用今天流行的話語說，邊緣學科就是跨學科；不僅僅限于這二者的交叉。大體可以作如下示意：人文地理學-文化地理學—→文學地理學←—文學社會學-文學人類學。因為在筆者看來，文學社會學（或稱藝術社會學）的研究方面，還可以上升到文學人類學研究的范圍。在論文中筆者曾反復強調說：對文學與地理的關系研究要具有學科意識，要建構成一種“學”（學科），系統全面地進行研究，這樣才能避免任意解釋的弊端。這里講的學科，是指對文學地理學本身的理論體系建構問題，而不是現在學界中講的學科建設、學科設置的學科意義，盡管二者之間是具有密切聯系的。

總之，在上述筆者兩篇論文中，已經說明作家的靜態與動態的地理分布、文學區域、文學作品的文學地理與空間詮釋、文學景觀等，是文學地理學的基本問題，并且簡要地做了論析；對文學地理學的理論體系，做了初步的“學科”性建構。而建構的元理論思考，就是圍繞作品的“文學地理”這一中心和由此展開的“文學與地理”的辯證關系為研究對象與范圍的。文學地理學是發展的、開放的，涉及的理論批評問題是豐富的；其理論批評體系將在學界共同努力下，不斷地得以完善；將在具體的文學地理批評實踐基礎上，不斷地得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