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成龍委員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回民巷古瓷窯遺址

呂成龍委員部分學術著作

呂成龍委員部分學術著作

編者按：

中國陶瓷技藝源遠流長，蘊含著豐厚的歷史文化。隨著《國家寶藏》《我在故宮修文物》等節目的熱播，博物館文物研究從冷門走向熱門，一方面面臨如何向公眾普及問題,另一方面還面臨相關理論體系建構問題。呂成龍委員現為故宮博物院器物部主任、著名陶瓷研究專家，本期邀請他從學術層面，結合其實踐經歷，來談談陶瓷收藏、展覽及學科建構等方面的研究與思考。

陶瓷研究可“觸類旁通”

學術家園：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研究中，中國陶瓷文化研究占據怎樣的地位，具有哪些特色？

呂成龍：陶瓷專業屬于文博行業的一大類別，也是一門學科，主要研究陶瓷歷史、產地、工藝技法、功用、審美、鑒定、貿易等，與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對外交流等都有著密切關系。

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中，陶瓷可以說是最重要的門類之一。主要原因在于，陶和瓷的生產歷史都很悠久，實物資料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燒造和使用陶器的國家，距今已有約2萬年的歷史。瓷器從原始瓷誕生來算，可上推至夏代，有4000年左右歷史，即使從真正瓷器誕生的東漢時期算起，也已有1800多年。不管是陶還是瓷，從誕生至今，其燒造從未間斷過，具有良好的生產連續性。并且，陶瓷器產量很大，影響也較大，遺留至今的仍數量可觀。比如故宮博物院收藏的186萬多件文物中，完整的陶瓷器就有36萬多件，還不算數萬片標本。自唐代以來，中國陶瓷開始大量銷往亞非歐各地，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中國陶瓷器實物。其他國家的陶瓷燒造幾乎都是從模仿中國陶瓷開始，才逐漸形成其自身民族特色。到了18世紀，歐洲還興起一股收藏中國瓷器的熱潮。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世界上沒有哪個綜合性博物館不收藏有中國陶瓷。此外，陶瓷器還有一個優點，即耐腐蝕、不怕火燒，即使碎成破片埋在地下或沉在水中，挖掘或打撈出水后仍如新的一樣。

從以上來看，研究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只要把古陶瓷搞清楚了，就可以對其他門類起到觸類旁通的作用。

學術家園：陶瓷專業與考古等專業具有密切聯系，所具有的跨學科屬性，對其自身發展與研究有怎樣的影響？目前中國陶瓷史上還存在很多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哪些？如何解決？

呂成龍：每個時代的工藝美術都有其時代特點，互相之間既有聯系也有影響。陶瓷也不例外。比如陶瓷上的圖案多來自織繡品、書畫等，造型多模仿青銅器、玉器、金銀器等。隨著與國外文化交流的加強，中國陶瓷文化不僅影響了國外，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來文化影響。比如明初的很多陶瓷器頗具伊斯蘭風格，這與鄭和下西洋有關，鄭和下西洋既向沿途各國宣揚了中國文化，同時也將所到國家的文化帶了回來，反映到陶瓷器造型和裝飾上，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中國陶瓷，經過歷代文人、士大夫，包括新中國成立后幾代專家的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但是，由于陶瓷器在中國古代多是作為手工業產品而生產，相關文字記載不多，一些能工巧匠的名字及事跡也很少流傳下來，這就給后人研究帶來一定困難，使得中國陶瓷發展史上至今仍有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

就拿眾所周知的汝、哥、官、定、鈞“五大名窯”來說，故宮博物院從2005年成立古陶瓷研究中心，即將其作為第一大課題進行研究探討。比如汝窯的性質問題，即汝窯是專門為宮廷燒造瓷器的官窯，還是屬于只為朝廷燒過貢瓷的民窯？北宋官窯到底是什么？其窯址是否在北宋都城開封？開封到底有沒有窯？哥窯產地在哪兒？產自什么年代？官鈞窯瓷器燒造于北宋還是金代或元末明初、甚至更晚？對于這些問題，長期以來學術界都很有爭議。再比如說，據文獻記載，康熙時期景德鎮有三個著名的為宮廷燒造瓷器的瓷窯———臧窯、郎窯、熊窯，但尚不能精準確定每個窯的產品的具體特征，甚至對于熊窯都無法找到具體產品。又比如，唐代陸羽在《茶經》中，從飲茶角度品評瓷器，談到當時六大青瓷窯———越窯、岳州窯、鼎州窯、洪州窯、壽州窯、婺州窯，除鼎州窯外其他五窯均已發現窯址，而鼎州窯只知在今陜西省，但具體位置無法確定。等等。

這些問題的解決，僅僅依靠社會科學手段不行，還需要加強多學科交叉的綜合研究。在加強社會科學各專業橫向聯系、特別是借助于考古發掘的同時，還應該及時把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引入古陶瓷研究，這對陶瓷器的產地判定尤為重要。

新時代文物展覽應建立在學術研究基礎上

學術家園：故宮博物院經常舉辦一些陶瓷方面的專題陳列展覽，在這方面有哪些學問？

呂成龍：關于故宮博物院的陶瓷展覽，有深受觀眾喜愛的常設“陶瓷館”，建立于20世紀50年代初，主要利用故宮博物院在陶瓷藏品方面數量大而且成系列的優勢舉辦該展覽。展覽基本按照中國陶瓷發展史的序列來布置，大約每10年進行一次改陳，不斷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對展覽進行充實。2018年又恰逢“陶瓷館”改陳10年，我們已經在進行新的改陳。“陶瓷館”按照中國陶瓷發展史的序列進行展示，可以使觀眾看到中國陶瓷8000年延綿不斷的歷史和各個歷史時期陶瓷器的特點。“陶瓷館”自開設之日起即受到很多人喜愛，特別是一些大、中專院校學習工藝美術的學生，幾乎沒有不到故宮博物院參觀“陶瓷館”的。

另外，我們還經常舉辦一些陶瓷專題展。比如，2014年故宮博物院與景德鎮市人民政府簽署了合作框架協議，商定利用各自優勢合作開展古陶瓷研究，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聯合舉辦專題瓷器展。明清時期宮廷所用陶瓷器多由設在景德鎮的御器（窯）廠燒造，20世紀70年代御器（窯）廠所在地——景德鎮市珠山即開始零星出土明代御窯瓷器落選品殘片，后來，80年代直至今天，考古工作者配合基本建設工程或主動對御窯遺址進行了多次考古發掘，獲得大量瓷片標本，目前已粘合修復了1000多件，而且其中有很多能與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傳世品對上。通過將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御窯傳世品與景德鎮市珠山出土的明代御窯落選品對比展示，可以使觀眾對當時御用瓷器的揀選標準一目了然。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御窯瓷器落選的主要原因是變形、失色、開裂、圖案畫錯等。為此我們設置了四個系列展，從明初到明晚期，已經展出三個，第四個是明代晚期嘉靖隆慶萬歷御窯瓷器對比展，預計今年7月推出。另外，我們還從2010年開始陸續舉辦了“五大名窯”瓷器系列展、浙江出土原始瓷展、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窯遺址出土秘色瓷展、宜興紫砂展、福建德化窯白瓷展等頗具特色的展覽。這些專題展覽，進一步豐富了故宮博物院在陶瓷展覽方面的內涵。

雖然除了舉辦展覽，故宮博物院還通過召開古陶瓷方面的學術研討會、舉辦學術講座、出版展覽圖錄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方式，向觀眾宣傳陶瓷文化，但舉辦展覽是其他方式所代替不了的。關鍵在于，學習古陶瓷知識特別是學習古陶瓷鑒定，光看書不可能學會，必須得看實物，這也是為何陶瓷方面的陳列展覽受到很多人歡迎的主要原因。

學術家園：要想進入世界一流博物館行列，從陶瓷展覽方面應做哪些努力？

呂成龍：從陶瓷展覽角度而言，需要不斷提升展覽的形式設計與陳列大綱撰寫水平。展覽一定要建立在研究的基礎上。展覽形式要力求新穎、多元化，比如舉辦陶瓷展，可以考慮穿插其他門類的相關文物，使觀眾參觀時不感覺視覺單調。展覽是一個有機整體，切記簡單將展品分堆碼放。怎樣擺文物、怎樣來分類，都有講究。展覽文字內容一定要規范、精準，甚至標點符號都不能有半點馬虎，因為觀眾特別是青少年到博物館參觀是奔著學知識來的，他們將博物館視作神圣的場所，認為給出的信息都是正確的，因此，展覽文字一定不能出錯。另外在展覽文字內容方面，要做到雅俗共賞，要多向觀眾傳達文物所蘊含的豐富的文化內涵。這就要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具有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因此，今年兩會上，我提交的提案之一，就是呼吁博物館進一步提升為觀眾服務的水平，特別是在陳列展覽方面不能出現文字錯誤，這影響到我們整個民族文化素養的提高，是一個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我國已進入新時代，到博物館參觀、獲取知識、享受審美，已成為一種文化自覺，這就需要博物館的陳列展覽，從形式到內容都要下功夫，學術性要有，通俗性也要有。展覽成功與否，不是自己說了算，而應是觀眾覺得好、看后有所收獲，才算是好的展覽。

學術家園：這是不是意味著，博物館需要從收藏、展覽的單一模式，轉化為收藏、展覽與教育、培訓、審美綜合發展？

呂成龍：是的。這是我國進入新時代的一個良好的文化現象。近年來博物館觀眾呈現爆炸性增長，據統計，我國2016年到博物館參觀的人數已達9億人次。這既為博物館帶來活力，但同時也給博物館帶來壓力、提出新要求。如何承載大量觀眾到博物館參觀，怎樣滿足他們的文化、審美需求。在這方面，博物館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加強加快陶瓷專業人才培養

學術家園：從研究學者的角度而言，應如何加強中國陶瓷的學科建設與理論建構，使之具有現代意義的話語體系？

呂成龍：從唐代中國陶瓷大量外銷以來，西方已經有很多學者對中國古陶瓷進行了深入研究。現在我們加強相關研究，當然離不開吸收國外先進成果，但畢竟陶瓷產自中國，是中國對外交流的重要名片，歸根結底，還是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體系，才能爭取到自己的話語權。這就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多出新的成果。近年來在古陶瓷研究方面，已經有了很大改觀，特別是在陶瓷專業人才教育培養方面。比如我的母校景德鎮陶瓷學院現在已更名為景德鎮陶瓷大學，創辦于1958年，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陶瓷專業方面的大學。在創建之初，主要培養專業人才，比如玻璃廠、瓷器廠、研究所的技術人員等，隨著社會發展、時代進步，學校增設了很多相關學科，適應了多元化的發展。另外其他很多高等學校也都設有文博專業，其中就包括陶瓷學科，比如我兼任了中國藝術研究院陶瓷專業的碩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班的專科碩士導師。另外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等，都有文博學院或專業，培養了不少陶瓷專業的學生。這些年輕人多被分到各級博物館，為陶瓷文化研究儲備了人才，其中有不少人才正在文博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領軍作用。

學術家園：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哲社科工作者要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統一起來”，您有怎樣的思考？已經開始的5年履職中，在文博發展方面您有怎樣的計劃？

呂成龍：我從事古陶瓷研究已經33年了，從大學畢業后就直接來到故宮博物院工作。故宮博物院在古陶瓷研究上主要采取“師傅帶徒弟”的方式。我的師傅耿寶昌先生，今年已96歲，在言傳身教方面對我影響很大，對我來說，既是寶貴的經驗，又是珍貴的財富。耿先生經常對我說，學習古陶瓷鑒定，一定要沉下心來、下苦功夫，要多看真東西、多看實物，要不恥下問。進行古陶瓷鑒定，一定要做到胸有成竹，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看懂看準的東西要做到“三問不更色，三斧砍不倒”。他還經常對我說，要想做好學問，必須先學會做人。他也是這樣做的。直到現在他還經常來上班，積極參加國內各地舉辦的古陶瓷方面的學術研討會，參加研討會從來不遲到、不早退，特別是在會上還時不時舉手提問，在這方面我們很多年輕人都做不到。耿先生在治學、處世、做人等方面都為我樹立了典范。

在今年的兩會上，我還提交了另外一份提案，希望針對古陶瓷鑒定亂象，加強加快鑒定人才培養，但這確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作為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在已開始履職的五年中，我一定會做到經常深入基層，了解文博人對文博事業的新想法、新要求，勤觀察、勤了解、勤咨詢，及時反映社情民意，為國家在制定文化方針政策方面積極建言獻策、提供依據，盡心履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