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到《國家寶藏》《假如國寶會說話》，再到2018央視春晚上的“絲路山水地圖”；從“故宮跑”到“海昏侯熱”，再到“春節刷博物館”。近一兩年來，與博物館相關的事情多次成為社會熱點，甚至成為現象級事件。博物館已從社會生活的邊緣地帶走到了百姓視野的中心——

博物館“火”了

博物館的火熱，不僅僅是博物館行業單方面的狂歡，還是涉及多個領域的跨界文化盛宴。

上述幾部紀錄片和電視節目，可謂博物館與影視聯手的杰作。除此之外，中國博物館協會法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李晨還介紹，國家文物局2017年發布的首批69項“互聯網+中華文明”示范項目中，包括了《未解之謎》《驚奇博物館》等多檔影視作品，這預示著文博主題節目將在2018年的熒屏和銀幕上大放異彩。

自家館成為旅游行業中的新寵，大概是很多博物館人的夢想。數據顯示，“刷博物館”儼然變成2018年春節的新風尚，盡管博物館門前排長隊的情景屢見不鮮，但觀眾熱情依然不減。春節期間，故宮博物院共接待50萬人次，客流量“觸頂”；南京博物院日均參觀人數超3萬人次，明顯高于去年同期；成都各大博物館共接待觀眾15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增長50萬人次；廣東省博物館較去年同期也凈增27%的參觀量。各地旅行社紛紛推出博物館旅游路線，如“陜西五大博物館串聯純玩團”、博物館研學游等，報名者甚眾。

彰顯博物館火熱勁頭的，還有博物館IP已成為文化產業競相爭奪的香餑餑。關于博物館IP的準確定義和內涵，學術上還有待統一，但大致可以理解為博物館所擁有的文化信息資源。利用博物館IP，“博物館+文創、+互聯網、+技術”的浪潮波濤洶涌。

據陜西歷史博物館文化產業部副部長李博雅介紹，去年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了陜西歷史博物館的館藏文物“鎏金銅蠶”，他們迅速將這個文化熱點落地轉化，在半年內開發的主題創意產品，尤其是金蠶系列文創產品大獲成功。記者看到，在其京東旗艦店上可看到多種產品，銷量可觀，購買者不吝好評。除了成為網紅的主題文創產品，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等還紛紛與阿里、騰訊等公司開展跨界合作，形成一種強強聯手的品牌示范效應。種種可喜的成果造就了博物館與其他平臺的雙贏，受到人們廣泛關注。

博物館何以能“火”

博物館能“火”起來，是因為博物館在逐漸改變自己。

國際博物館協會副主席、中國博物館協會副理事長安來順告訴記者：“當今的中國博物館更加強調其社會服務功能，希望將博物館文化資源盡可能地與社會共享，同時也有增強自身活力、改善財政狀況的愿望。”這種源于博物館內部的驅動力成為最重要的動力源。正如李博雅所說，博物館人愿意作為，大膽嘗試，勇于創新，積極踐行“把博物館帶回家”“讓文物活起來”等理念，為博物館文化的流行增光添彩。

從星星之火到火苗跳躍，高效有力的“助燃物”功不可沒。

首先，近幾年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博物館文創的利好政策法規，如國務院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轉發的《關于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的若干意見》，以及國家文物局公布的《關于促進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見》，都強調要大力發展文博創意產業。

在民族文化大繁榮的背景下，大眾對民族文化、傳統文化的認知度和認同度都在提高，文化自信更加堅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宋向光指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物質條件的提高，公眾的文化消費和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斷提升，將博物館作為休閑、學習和旅游目的地非常符合社會大眾多樣化的文化需求。

主流媒體對于提升博物館關注度也是功不可沒。“過去也有文物類節目，但并沒有這么火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分析道，“眼下博物館文化的爆紅得益于推廣的專業機構權威性高，搭建了高規格的展示平臺，精準賦予了文物以溫暖和光度，既有探索性又有娛樂性，牢牢地抓住了公眾尤其是年輕群體的胃口。”此外，他認為，眾多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博物館IP資源的開發，也提供了強有力的社會資源以及技術和人才保障。

博物館“火”了之后

對于博物館文化的火熱，安來順說：“這說明社會公眾與博物館的雙向互動方式在廣度與深度上都有了實質變化，也悄然改變著博物館在公眾中的傳統形象。”的確，這種“火”，不光能夠促進博物館自身的發展、轉型和升級，讓博物館變得更接地氣，更有溫度，甚至更酷，也能充分發揮博物館對于提升文化自信的促進作用，讓民眾在認同和肯定既有文化傳統的同時，也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充滿信心。

不過，王仁湘也強調：“不能只滿足于這種層次的火，‘火起來’與真正‘活起來’還不能畫等號。”文物活起來的主要目標在于國民文化覺醒，在于振奮國民的民族自信心和精氣神。因而，在肯定博物館文化熱現象的同時，還應保持一份冷靜。正如吉林大學文學院博物館學系教授史吉祥所說，博物館火了還不是博物館的真正成就，其實目前還有很大一部分博物館尚未得到公眾認知，許多中小博物館運營也不盡理想。他認為，“必須廣泛發動公眾參與博物館事務，讓博物館走入社區，才能實現博物館文化成為家園認同，城市認同和國家、民族認同的終極目標。”

宋向光則提出，應該加強對博物館精神產品質量的提升，加強博物館精神產品與社會生產的對接，引導博物館精神產品積極有序穩妥地進入公共領域，才能更好地滿足群眾文化需求，更好地維護和提升博物館品牌。

李晨則從知識產權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他表示：“博物館IP并不是博物館的專有資源，而是全民共享的國家文化資源。”因此，他建議，博物館要面向社會無償提供館藏品影像數據，同時增強與媒體的合作，完善博物館文化傳播、交流、合作的機制。他認為這樣有利于提升博物館的教育和文化傳播功能，實現博物館基本價值，也有利于形成文物保護的良好輿論氛圍，講好中國故事、推動中國與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

在博物館文化熱潮之下，要增強博物館文化資源的有效利用，在博物館IP運營時代形成系列化綜合開發體系，凸顯博物館的價值，也并非易事。“還應重視確立博物館的職業道德準則和職業倫理，”安來順強調，“要找準博物館在涉及IP授權活動中的獨特立場，以幫助博物館處理與利益相關方的關系，并在‘利益博弈’中作出正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