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7年9月橫掃第69屆艾美獎五項大獎，美劇《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又于2018年1月奪得第75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劇情類最佳電視劇和最佳女演員獎。該劇由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作家所探討的有關女性地位、人口危機等諸多問題，在今天再次引發熱議。

壓迫女性的恐怖世界

1985年，阿特伍德發表了《使女的故事》——一部以虛構的“基列共和國”（Republic of Gilead）為背景的反烏托邦小說，獲得了當年的加拿大總督獎以及1986年布克獎的提名。

阿特伍德筆下的基列共和國誕生在未來的美國，是一個男性集權社會。在那里，由于環境惡化致使人口不斷減少，生育能力因此變得彌足珍貴。獨占寶貴資源的統治階級于是將具備生育能力的女性分配給自己，作為使女完成“造人”使命。因為在《圣經·創世記》中，有使女比拉替拉結為雅各生子的先例。統治者利用《圣經》對使女進行洗腦，讓她們心甘情愿淪為生育工具。

奧芙弗雷德（Offred）的名字來自她服務的一位大主教，前綴“Of”加上大主教的名字Fred，是表示從屬。“這個名字里隱藏著另一種可能——‘獻祭的’（offered），一種宗教的獻祭，一個作為祭品供上的受害者。”阿特伍德在新版序言中如是說。主人公奧芙弗雷德正是這么做的，她向上帝虔誠禱告：“我愿意掏空自己，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圣餐杯……我情愿將自己的身體交給別人任意使用。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對我。我將卑躬屈膝，逆來順受。”

在基列國，女性的地位從服飾就能識別：使女身著紅色制服，象征分娩時的出血，此外紅色更醒目，出逃的話也更容易辨識；老年嬤嬤身著棕色服飾，她們的職責是對使女進行“蕩婦羞辱”和身體酷刑；如圣母瑪麗亞一樣身著藍色服飾的主教夫人，則負責對使女進行日常監視。

阿特伍德談到，她在劇中客串了一個邪惡嬤嬤，逼迫使女們加入到“蕩婦羞辱”的活動中。一個叫珍妮的女孩被迫講述自己被輪奸的經歷，而其他使女則辱罵她，因為是她引誘了施暴者。“盡管這只是一部電視劇，女演員們在休息時會咯咯地笑，我自己也僅僅是在演戲，但我仍然覺得這種場景恐懼得讓人不安——這太像歷史了。是的，女人們會聯合起來打擊其他女人。她們會指責他人，從而保護自己。現實也是如此。”

“使女的故事”不是傳說

與小說中只是被打不同，劇中的珍妮被剜掉了一只眼睛，這意味著使女除子宮之外，其他與生育無關的器官是可以隨意被摘除的。

事實上，將女性當成生育機器，在歷史上從未停止過。僅以二戰中震驚世界的納粹德國“生命之源”計劃為例，就充分說明基列國并非杜撰，“使女的故事”不是傳說。由于德國自20世紀初起，出生率就一直下降，1935年，在納粹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的推動下，希特勒決定實行“生命之源”人種繁殖計劃，以通過該計劃實現人種凈化，最終達到雅利安人對世界的絕對統治。在希特勒眼里，為帝國養育“純種的雅利安兒童”，是德國女性最基本的職責。為此，希特勒建立了十個“生命之源家園”，實際上就是人口繁殖工廠。婦女在這里用假名生孩子，然后把孩子“獻給”元首。但這些孩子長大后根本無法找到父母，以致在納粹德國覆滅后只能靠社會救助生存。阿特伍德表示，歷史是她的靈感來源之一，是“許許多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

阿特伍德還經常提醒我們，擁有自己的名字、賬戶、工作、選舉權等，女性獲得這些權益其實不過幾十年間的事。翻開歷史，我們就能知曉，就連一向標榜其崇尚民主自由、平等開放的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前，還有許多禁止女性做的事情。比如不能墮胎，直至一位叫羅伊的婦女向一項法律發起了挑戰，經過長達4年的漫長訴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判決羅伊勝訴，這就是著名的“羅伊訴韋德案”；直至1974年，美國女性才有權得到自己的信用卡，在此之前須通過丈夫的同意；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直到1969年才迫于壓力開始招收女生，而哈佛大學1977年才成為男女合校。在法國，1965年起，女性才無需經丈夫許可，就可自由選擇職業和支配個人財產；1972年，男女“同工同酬”才被寫入法律；1999年，法國才修憲，確認男女在選舉和就職中的平等原則……所有這些權益都是女性通過抗爭得來的。所以在小說中，奧芙弗雷德的母親說：“你們這些年輕人不懂得珍惜生活……不知道我們吃了多少苦，才換來你們今天的一切。你看他削蘿卜的樣子。知道嗎，就為了爭取到男人下廚房削蘿卜，有多少女人的生命，多少女人的身體，被坦克碾成了肉泥？”

現實遠遠超出了小說

小說中奧芙弗雷德的母親——一位女權主義者，其結局是與那些上了年紀、沒有生育能力的女人一起，不知被送到了什么地方，總之是消失不見了。這正說明，女性權益的根基其實不算很牢靠，歷史也完全有可能在未來的某個時間倒退。

在美國，由于特朗普的上臺，《使女的故事》又變成了暢銷書，尤其是在女性生育權上引發了更多的共鳴。因為特朗普在上任的第一天，就恢復了一項“全球禁令”（Global Gag Rule），禁止聯邦政府提供資金給支持墮胎的國際非政府組織（NGO），這意味著要讓女性倒退回去，回到1973年以前。那張簽署禁令的照片更是頗具諷刺意義——外媒評論道，在一個都是男性的房間里，簽下了對女性身體規范的禁令。“你在這一生中，絕對不會看到七個女人簽署法規，規定男人能對自己的生殖器做什么的照片。”正如阿特伍德所說，在美國的某些地區，事態正在向《使女的故事》中描繪的情形發展。“一群女人身穿《使女的故事》的戲服，在州議會門口靜坐抗議。她們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發，所以沒人有理由驅逐她們。而當時的一張照片顯示，她們被一群荷槍實彈的男人包圍著，這一幕就好像是把《使女的故事》電視劇中的畫面搬到了現實中。”對此，電視劇《使女的故事》制作人丹尼爾·威爾遜（Daniel Wilson）說，有一天醒來，會覺得我們不是在拍故事片，我們拍的是紀錄片。而在阿特伍德看來，現實已經遠遠超出了她的小說。

可以說，《使女的故事》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今社會的潛在危機，值得每一個人，尤其是女性反思、警惕——因為歷史的脆弱和瞬息萬變，因為男權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女性的合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