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談談詩人與時代的關系。在阿甘本看來，“同時代性也就是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異聯系，同時代性既附著于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更確切地說，同時代性是通過脫節或時代錯誤而附著于時代的那種聯系。與時代過分契合的人……并非同時代人——這恰恰是因為他們 (由于與時代的關系過分緊密而) 無法看見時代;他們不能把自己的凝視緊緊保持在時代之上”。就如同索德格朗，在當時被認為是在芬蘭用瑞典語寫作的一個怪胎，但恰恰是這種“不合時宜”或看上去與時代“錯位”的人。她 (他) 們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們自己的時代。

我看重這種與時代既契合又保持疏離的奇異關系，那種與時代擁抱的人永遠寫不出他所屬時代的作品，只會寫出被時代很快拋棄的東西。因為刻意在詩寫中凸顯與時代的關系，要么是反自己的，要么會成為時代的附庸。

比如辛波斯卡，她的第一部詩集就由于和時代貼得太近，而被自己否定。以至于在1970年，她出版自己的詩全集時，居然沒有收入她第一本詩集中任何一首作品。還有羅馬尼亞詩人安娜?布蘭迪亞娜，1989年底，羅馬尼亞發生劇變后，她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還擔任過“國民聯盟”主席。后終因對政治產生厭惡，逐步遠離政壇，重新回歸寫作和詩歌。

在寫作中，我們應該尋求獨屬于我們自己的東西，唯有我們自己不可被這個時代復制。寫出獨創性，就是對我們負責，對我們的寫作負責，所有的寫作都應該像維多羅夫說的那樣，“一位詩人應該講述那些少了他便永遠沒人講的東西。”

忠實于自己的內心感受，以及隨時體察并反抗自由的掣肘，這才是一個詩人在他的時代首要做的工作。

曾經在《第一百的夜晚》中我這樣寫道：

用黑夜做書簽

標注出你在星空的位置

昨天在鄭和紀念館里，看到他們在遠洋航海中，用牽星術來觀測船舶的方向。牽星術即以星高低為準，通過測量方向星的高低的位置，來計算船舶與陸地的距離遠近和方向，從而確定船舶的位置和方向。而詩人在這個時代中就是一顆顆方向星，據以判斷這個時代和民心的遠近高低。

由此我想談的第二個問題是：詩人以怎樣的目光和心態，來打量和理解他所處的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的人們，和已經發生、正在發生的事情。

為什么策蘭、茨維塔耶娃選擇在他們的時代自殺。而同樣經歷過奧斯維辛，寫出《活出生命的意義》的作者弗蘭克爾卻開創了意義療法。他告訴我們：一些不可控的力量可能會拿走你很多東西，但它唯一無法剝奪的是你自主選擇如何應對不同處境的自由。你無法控制生命中會發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面對這些事情時自己的情緒與行動。

曾經有人這樣說過：念力會給我們帶來一種意識的夾角。就是說，一有念力，你就產生了一個想象，或者是一個意識，意識的關注像雷達一樣，是有夾角的。當我們能做到這個夾角無限擴大的時候，就是一片光明了。夾角里面能看見的那叫“明”，夾角以外的部分叫“無明”，就是陰影。當我們用我們的夾角看到一個東西的時候，我們認為這個世界就是世界。所以當我們的意識一旦建立起來，一旦打開了一個意識雷達的夾角的時候，我們就會看見一些事件。隨后我們又學習了一些知識和邏輯，這些邏輯會把那些偶然事件串聯起來，然后借由我們的意識去強化它，最后我們認為這個東西叫“意義”，于是我們覺得我們的判斷是對的。

這就是人看問題的真相，就是受局限的視覺，所以有人說，不要相信自己，為何批判頭腦，因為它全然控制住了一個人，一個人把所思當作真相，而真相遠比人所思大得多，因為人非常受限，如果過于相信自己，就感覺不到全部，當然，自己就與真相失之交臂，也就一輩子無法解脫，與痛苦為伍。

莊子說，圣人不死，大盜不止。這句話很有意思，就是說，二元的思維不斷生出它的對立面，就像兩輛車相遇，會碰撞，是因為它們在一個平面上，如果你的視角高出來，碰撞，就不可能發生。生死就是一個最大的二元，誰能確定死里沒生？葉子死了，樹木活著。那么一個自殺的葉子，又能死到哪里去？只是回歸。

拜倫凱蒂說，存在就是上帝，也就是說，存在的一切都有對人的啟發和引導。

回到剛才的問題，我們無法選擇我們身處的時代，就如同孩子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一樣。但是我們可以選擇用怎樣的心態來理解這個時代。而時代就是人組成的，也就回到了如何理解人，以及人的成長。而事就是人的流淌，也許這個沒做好，不代表下個不好，就怕把人、事、時代看死，它是河流，無法定義。所以以開放的心來看待一切，不定義，不判斷，因為人嚴重受限，看到的就是一束光，而存在是大量的光照不到的地方，就算暫時做不到，可是這種意識，卻會讓自己不斷擴大感知。所以理解一切，就是擴大自己，就是解脫和拯救自己。

我們想想當年如日中天多么不可一世的王爾德，卻因一段情感發生了斷崖式的急墜：破產抄家、身敗名裂、眾叛親離、鐵窗生涯、病死異鄉。從入獄時幾近窒息的錐心痛苦，到出獄時的寧和平靜，那《自深深處》的萬言情書，他用愛、理解和寬容超越了苦難，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最終，他才能說出：“仇恨會蒙蔽人的雙眼……愛能讀懂寫在最遙遠星星上的詩篇。”

還有歷來被我們所稱道的蘇軾的那首《定風波》，也是放下了自己的執念，與悲愴、怨憤握手言和，將過往的一切化作甘霖，成就了精神上的涅槃。因此我們在凝望他的背影時是如此灑脫而富有魅力。難怪那些老一輩的作家們曾發自肺腑地感慨道：“這個時代的精神豐富甚或混沌，我們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堅信有愛，有溫暖，有光明，而不要筆走偏鋒，只寫黑暗的，丑陋的，要寫出冷漠中的溫暖，惡狠中的柔軟，毀滅中的希望，身處污泥盼有蓮花，淪為地獄向往天堂。人不單在物質中活著，活著需要一種精神。神永遠在天空中星云中江河中大地中，神照耀著我們，人類才生生不息，中國人可能生活得不自在，西方人生活得也可能不自在，人類的生存任何時候都存在著物質和精神的困境，而重要的是在困境中突破。” (賈平凹《文學的大道》)

所以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不管我們如何去敘寫這個時代，千萬條河流都匯成一個主題：那就是愛。從身體到存在，從存在到精神，從精神到宇宙，這都是不斷精進與超越的漫漫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