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與“西方學”一字之差，屬性全然不同。“西學”是指“來自西方的學問”，而“西方學”則是中國人站在東方的立場上“研究西方的學問”。中國的“西方學”，意味著中國人把西方作為對象加以研究，凸顯自己的主體性與文化立場。歸根到底，它是中國文化主體觀念的產物。

來自西方的現代科學，包括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都有自己的學科名稱，而且事實上不必再有“西方”的標記，它們已經成為全世界共通的學問，具有全球共同的學術標準與研究范式。但是，人文社會科學就不同了，它必須也必然會有自己的文化標記。

“西學”命名的由來

學問與學科的文化標記，鮮明而集中地體現在學科稱謂（名稱）上。因為分科之學是近代以后才產生的，在“自國—外國”、“東方—西方”的文化結構中，學科命名也自然會帶上民族文化或國民文化的標記。例如，在現代西方，不分科的總括的學問有“古典學”（研究歐美自身歷史文化）、東方學（研究亞洲與北非文化）、人類學（研究非洲、拉美等地原始部落的文化）三種形態及其稱謂。而在中國，我們把研究自身傳統文化的學問稱為“國學”，這與歐洲的“古典學”相對應。但是，中國學人從事的以西方為對象的各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例如西方哲學、西方史學、西方文學、西方美學等，固然都有各自的學科稱謂，而要把這些學科統合起來，該如何稱謂呢？想來，似乎還沒有一個公認、通行而又恰當的名稱。相關的概念，只有一個“西學”。

《現代漢語詞典》“西學”釋義：“舊時指歐美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政治學說。”《現代漢語大詞典》“西學”條釋義：“舊時稱從歐美傳來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二者釋義基本相同，都說明了“西學”的屬性，是歐美的或是來自歐美的。不過，問題是“舊時”固然把歐美的學問稱為“西學”，而今時又是怎樣稱呼的呢？實際上直到如今，并沒有公認的其他稱謂，不得已仍然叫“西學”。

西學研究的主客體之爭

縱觀近代以來關于“西學”的看法與論爭，可以概括為先后三種形態：第一種是19世紀末改良主義者的西學觀，他們確立了“西學—中學”對跖的概念，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論本身固然不謬，但在實踐中往往把“西學”作為技術層面的工具而不太深究其本體與實質，沒有走進去也就無所謂走出來。第二種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產生的，源遠流長直至今日的啟蒙主義者的西學觀，表現在學術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就是拿西學的觀點、方法、價值觀來看待、闡發和研究中國問題。在上述兩個層面上，“西學”還都保留了原本的“歐美”或西方的屬性，因而稱之為“西學”，的確是名實相副的。

在中國，“西學”稱謂的區分標準不是研究主體而是研究對象，即客體。這樣，凡是研究歐美的學問都叫“西學”。例如西方哲學、西方文學、西方藝術，這些總括起來，都只能叫“西學”。但是，一門學問總是由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兩者之間的關系構成的，其中研究對象是相對客觀的存在，而研究主體則必然具有其主體性、能動性。與自然科學不同，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者的主體性更為本質和重要。

于是，在上述兩種形態之外，還存在第三種形態，就是強化主體性，是把“西方”對象化，把西學拿來，作為借鑒和參照，入乎其內而又超乎其外，就是回到明代較早譯介西學的徐光啟的初衷：“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歷書總目表》）。學習西學、翻譯西學是為了中西會通，是為了“超勝”于西學，從而體現充分的文化自信，樹立真正的文化主體性，這不妨可以稱之為“文化主體主義者西學觀”。這是第三種形態，也是第三個層面，并且是最高的層面。

凸顯中國主體性的“西方學”

文化主體主義者不僅把西學作為傳播的對象，而且作為“研究”的對象。而真正的研究，就要以中國人自己的眼光，作出中國的闡釋與判斷。于是，在中國人的觀照、審視之下，在中國人的表述中，“西學”則已不再是原本西方人的“西學”，也不是“來自”西方的“西學”，而是中國人自己以西方為研究對象的學問。

這種學問應該怎樣命名呢？它的恰當的名稱當然就是“西方學”。

“西學”與“西方學”一字之差，屬性全然不同。“西學”是指“來自西方的學問”，而“西方學”則是中國人站在東方的立場上“研究西方的學問”。而且，“西方學”這一學科名稱，和西方人研究東方的“東方學”的學科稱謂也形成了對應。西方人的“東方學”從來都是站在西方立場上的，無論是對東方文化如何尊重，如何推崇，如何貶低，如何批判，都是西方人的主體行為。中國和東方在他們那里只是研究對象。

然而，一直以來，對于我國的西方研究或歐美研究而言，“西方學”的稱謂卻一直缺位。無論是學者個人寫文章，還是官方機構的學科目錄，很難見到“西方學”這一概念。只有極個別文章，在特定語境（例如在后殖民主義）中使用過帶引號的“西方學”，指的是與東方主義相對峙的“西方主義”；或者指古代中國人眼中的“西方”（西域、印度）或“西方”觀，而不是學科稱謂。

現在看來，我們沒有“西方學”的學科名稱，不僅是名稱本身的問題，實質上也是一個觀念問題，意味著我們只有“西學”的觀念而沒有“西方學”的觀念。而這兩種觀念的差異是巨大的。我們研究西方哲學、西方美學、西方文學等學科領域時，若是下意識地把這些都看作是“西學”，則我們在研究中必然以“西方”闡釋“西方”，就是拿西方的斧頭，劈西方的木頭，我們只做了一個單純的劈柴人而已。

所謂“西學”，只是傳播到了我們這里的西方的學問，只是中國人在對來自歐美的學問未加消化、理解和重構之前的那種原有形態與屬性。誠然，如王國維所言，“學問之事，本無中西”。但是“學無中西”指的是知識的共通性、共享性，要有世界觀念與全球視野，并非否定研究者的文化印記與文化屬性。而一旦對“西學”加以中國化的審視、加入了我們的理解，就會成為中國人的“西方學”。中國的“西方學”，意味著中國人把西方作為對象加以研究，凸顯自己的主體性與文化立場。歸根到底，它是中國文化主體觀念的產物。

中國學術研究的根本立場

通觀中國的歐美研究學術史可以發現，“西學”與“西方學”兩種模式都存在。“啟蒙主義”的“西學”模式長期以來似乎處于優勢，但“西學”模式在中國的優勢，其實并不是中國學問的優勢，而是對西學本身之強勢的借重、依仗或認可，是學術上的“西化派”的基本姿態。

與“西學”的觀念模式不同，在“西方學”的觀念與模式中，誰的研究就是誰的學問，而不管研究對象如何。例如，一個中國人對西方文學、對莎士比亞的獨到的解讀與研究，體現的是這個中國人獨到的思考和結論，在研究成果的歸屬上應該屬于他本人；他本人是中國人，在背景屬性上他應當屬于中國的學問，應該屬于中國人的“西方學”，而不是“西學”。

其實，嚴格地說，完全不帶中國人的立場與理解的“西學”是不存在的，哪怕是純粹的西學文獻作品的翻譯也有一個中西語言轉換的問題，也會體現譯者個人的風格，還會帶有中國文化的色彩。但是，明明是“西方學”而不自覺，卻在意識里以“西學”自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而且，一些我們自以為的純粹的“西學”，若拿西方人“西學”的標準對之進行衡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未必符合標準，但其在文化立場上卻完全是西方的，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與分裂。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辨名”實際上就是“正名”。每一個研究歐美的學者都應該加以追問和思考：我們的根本宗旨和目的是弘揚“西學”，還是從事中國人自己的“西方學”？我們的歐美研究，究竟應該稱之為“西學”還是“西方學”？對中國的歐美研究加以“辨名”，勢在必行。

中國的“西方學”，正如中國的“東方學”，它們有“實”而無“名”的狀態應該結束了。“西方學”絕不是我們杜撰出來的概念，它實際上早就在那里了，只是需要我們拿過來明確地使用它。如此，我們的歐美研究或西方研究才能實至名歸。有了“西方學”的概念，加上我們研究亞洲問題的“東方學”，再加上我們傳統的“國學”，這三個初次劃分出來的基本的學問領域，便可成為中國學術文化體系形態中的三個元概念。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