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圳和城市文學的關系，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敘事對象。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沒有一個時期像這幾十年這樣，有數(shù)以億計的人在這塊土地流動。尤其深圳一兩千萬人口，其中多數(shù)都是從全國各地來的。廣東的很多人都會有這種生活經(jīng)驗，吃飯時一桌十個人，往往來自十個省。這么多的人，帶著他們的口音、記憶和文化往這里遷徙，在這邊碰撞，互相影響，構(gòu)成了一個全新的生活場域。

這也是一個全新的敘事個案。

我自己來自福建的一個農(nóng)村，我那個村一千五百多人，最多的時候，有兩三百人在深圳寶安一帶打工。不少老鄉(xiāng)的孩子在深圳出生、長大、上學，可孩子戶口卻還在老家，不少孩子不會說老家話，家鄉(xiāng)永遠是在遠方。這些都是極特殊的經(jīng)驗，是之前很少有的。

但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一個現(xiàn)象，這么多人在深圳生活、奮斗，他們中間很多人所擁有的經(jīng)驗其實是很單一的，至少是貧乏的。

為什么單一和貧乏？一方面，他們生活和工作的經(jīng)驗高度雷同，三百個人可能只是在一個或兩個工廠，每天的生活是非常相似的；另一方面，有很多人生活在并非構(gòu)成自身經(jīng)驗的經(jīng)驗里，也就是說，他們的生活經(jīng)驗，本身并非他自己想要的那種，或并非是構(gòu)成他自身的經(jīng)驗。比如，他想買蘋果手機，不過是聽別人說蘋果手機好，用著潮，其實蘋果手機的很多功能也許并不適合他的使用習慣；又比如，他喝茅臺，也只是聽說茅臺酒好，喝了有面子，但他個人口味可能是喜歡濃香而不是醬香的。他活在別人的經(jīng)驗里，活在外界輿論、風潮所塑造的經(jīng)驗里，沒有自己的面貌。

而且，他們帶著自己成長的記憶來到深圳這座城市，面對全新的生活，他的記憶也是混亂的、扭曲的，甚至是被改寫的。

他有一個復雜而分裂的自我，他正在成為另一個人。

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人群，我們該如何來理解和書寫？這是一個新的敘事個案和敘事難題。如果沒有人去書寫，他們真的就是無聲的一群，是真正沉默的大多數(shù)。他們的希望和悲傷，他們在生活中那些細小的歡樂和憂愁，誰會注視？誰會在乎？

二

許多時候，文學寫的是主要的真實，發(fā)出的是重大的聲音。但文學一定還有另外的責任，就是要俯身傾聽那些被忽略的聲音，打撈那些沉默的聲音。好比祥林嫂這樣的人，很多人身邊都有，誰會注意呢？只有經(jīng)由魯迅的書寫之后，她才被尖銳地凸顯出來，她的存在才如此令人難忘，令人同情。

文學不是給強者加冕的，它更多的是讓無聲者發(fā)聲，讓無力者受安慰，這是文學極重要的意義。

對這種無聲、渺小的經(jīng)驗的書寫，用哈貝馬斯的話說，是在反抗一種生活的殖民。之前有文化殖民的說法，一種強勢的文化入侵、閹割、吞噬了另一種文化，這是文化殖民，可我們有沒有想過，一種強勢的生活也可能構(gòu)成對另一種生活的殖民？當我們把一種生活塑造成某種時尚和潮流的時候，無形之中就構(gòu)成了對另外一些生活的殖民。

舉個例子，現(xiàn)在很多年輕人寫的作品，如果想賣得好，寫農(nóng)村題材是不可能暢銷的，多半是寫都市經(jīng)驗。這種都市經(jīng)驗呢，又一定要寫那些奢華的生活：喝星巴克咖啡、吃哈根達斯、穿名牌衣服、住高級酒店、游歷世界各地，等等。試想，如果大家都這樣寫，幾十年后讀者若要通過文學來了解今天的年輕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就會以為，今天的年輕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住高級酒店。事實上，今天有很多年輕人，從來沒喝過咖啡，從來沒住過高級酒店，他們只是在那些狹窄的工廠里，在流水線上，艱難地生活著。當時尚、奢華被指證為當下年輕人生活的代表性符號時，它其實構(gòu)成了對另外一種生活的殖民，因為另外一種生活是無聲的。

這也就是深圳打工文學的意義。不少打工文學寫到了這些人群的生活，雖然寫得可能還很粗糙，藝術品質(zhì)不高，但它至少在經(jīng)驗的層面上告訴我們，還有一些人是這樣生活的，他們渺小，有掙扎，也有希望，他們同樣是真實的存在。這群人被書寫，表明生活有著復雜的面相和各色的人群，這就反抗了時尚生活對工廠生活的殖民。它未必企及了新的藝術高度，但它拓展了文學書寫的邊界，其意義不可輕忽。

三

可是，何以我們又會覺得僅有打工文學這類書寫，還不足以充分表達出深圳真實的面貌、深圳全新的經(jīng)驗呢？

不少作家在書寫所謂邊緣人群或者新移民人群的時候，更多還是把深圳當成一個社會空間或者物理空間、技術空間來寫，沒有真正把它當成是藝術的空間、審美的空間、文學的空間。

把一個城市的書寫當成藝術和審美空間的時候，會有哪些不一樣的特質(zhì)呢？

這讓我想起海德格爾的一篇文章《藝術與空間》，他的思考對我理解這個問題很有啟發(fā)。海德格爾說空間既是容納、安置，也是聚集和庇護，所以空間本身的開拓，是持續(xù)在發(fā)生的事，而新的空間的開創(chuàng)，總是具有“敞開”和“遮蔽”的雙重特征。它一方面是敞開，讓我們認識到了新的人，新的生活，新的經(jīng)驗；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遮蔽，遮蔽了許多未曾辨識和命名的經(jīng)驗。

在敞開和遮蔽之間，可能才是真實的生活景象。

而海德格爾所說的“空間化”，如果指證為一個具體的城市，于不同的人，意義也是不同的。有人視城市為“回歸家園”，有人則覺得“無家可歸”，更有人對它持“冷漠”的態(tài)度。確實，一些人把城市當作家園，到了深圳以后，高度認同深圳；一些人即使在這里有工作、有房子，也依然有一種無家可歸的漂泊感；也有一些人，他在這個城市，既談不上有家園感，也談不上流浪和漂泊的感覺，他只是處于一種“冷漠”之中。如果我們能認識并書寫出深圳這座城市的復雜性和多面性，文學的空間就會有新的開創(chuàng)。

現(xiàn)在關于深圳的核心敘事，還是重在書寫如何把深圳當作新的家園，另外一些關于這個城市的新感受、新思緒，還未得到重視，這應該成為今后深圳文學主要發(fā)力的領域。

復雜、多面的深圳才是真實的深圳。

除了經(jīng)驗意義上深圳，我們還應認識一個精神的、想象意義上的深圳，海德格爾把這稱之為“神性”，他說“神性”頗為“躊躇”，但有無這個維度，直接關系到藝術的高度和深度。也就是說，把深圳當作新的敘事對象時，既要寫深圳的日常性，也要寫深圳的神性。

是那些無法歸類的夢想和迷思，才使深圳變得神采飛揚。

深圳不僅是一個物質(zhì)的、社會的或技術的空間，它還是一個文學的空間——如果能寫出這個空間里人的復雜感受和精神疑難，深圳作為一個文學敘事的樣本，必將在中國文學的版圖中留下更重要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