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許多女性寫作者都不是專業作家。亦即寫作沒有與我們的工作重疊，“寫作者”身份是我們在女兒、妻子、母親、工作者之外額外添加的一種身份。首先這種“額外添加的身份”，就會對以上各種既定的社會身份在時間上進行擠壓；而添加的恰又是“寫作者”身份，這種身份具有滲透性、侵略性，它不僅改變一個女性對自己生命時間的分配和使用，而且改變一個女性生命時間的質量和密度。但是這種“額外添加的身份”和女性身份結合起來，在現實生活中會遭遇不少困難，甚至是困境。

第一種困難，是女性寫作史短的困難。這與女性教育史密切相關。中國女性接受文化普及教育史非常短。中國女子無學，自古“女子無才便是德”。清代以前的女子如果僥幸能識文斷字的，多賴于家庭教育。即她恰好生活在一個可以為她提供文化教育的家庭里，父兄可以作為她的老師；或者家庭經濟允許，家長開明，可以為她延請私塾先生開課授學。如果把1904年呂碧城創設中國第一間官立的女子學堂北洋女子公學作為中國女性文化普及教育史的開端的話，至今也就114年的時間。這個時間與男性數千年掌握文化知識權的時間相比，真是不堪一擊。由此而產生的困難是，女性寫作面臨的文化支持、思想支持、經驗支持都是微弱的、單薄的、稀少的。這種時間長度的對比，使女性寫作很容易受到男性寫作的擁擠、裹挾、淹沒。這種時間長度的落差，會給女性寫作者的寫作本身造成困難。男性寫作在過去女性寫作尚未登上舞臺之前建立的寫作秩序和規則當然地成為全部寫作者秩序，使得女性寫作在題材選擇、文本結構、語言風格上盲從或者部分盲從于這種秩序。女性寫作者該如何面對這種寫作史事實？遵從？反抗？遵從意味著女性意識的消失，這與女性寫作者拿起筆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反抗意味著開辟新道路，這將是一段黑暗中橫沖直撞的莽撞路程。

第二種困難，是女性角色兼顧的困難。這種兼顧的困難，具體表現出來便是女性寫作者很難有圓滿的日常生活。她們大都成為世俗生活的“出軌者”，單身、獨身、丁克者多。亦就是大家常談到的女性寫作者的“非正常生活狀態”。寫作畢竟是一件要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的事情。在寫作上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多，在其他角色里能分配的時間必然就會少下來。而女性寫作者在角色兼顧的過程中造成的某種角色的放棄、忽略、淡化，都是在這種兼顧的沖突中不得不做出的一種選擇。而能循著人生的時間序列一步一步安穩平順展開生命史的女性寫作者，她們的圓滿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可復制性。但是，尋找更好的男性配偶并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案。愛情婚姻對女性的牽絆和阻滯更為明顯。一個女性如果要正常的戀愛、結婚、生育，她和她的丈夫同時處于這三件事情中，女性也會因為性別原因的關系，天然就付出比男性更多的時間。一個中國女性要結婚、生育，必然要面臨對職業發展的部分甚至是全部的放棄。中國女性在婚姻、工作中的困境，是大于男性的。而一個要消耗女性大量時間和精力的“寫作者”身份，更給本身就處于婚姻、工作夾擊中的女性以新的困難。

第三種困難來自于女性本身，是女性意識自我覺醒的困難。這個困難，其實與前兩種困難密切相關。第一種困難為女性意識的自我覺醒造成了歷史的、社會的、文化層面的阻礙，第二種困難為女性意識的自我覺醒造成了生理和心理的阻礙。也就是女性意識的自覺其實是處于一種全是阻礙的環境里。在這樣的境況下，女性意識的自覺其實只能期待女性群體冒出“波伏娃”。女性意識的自覺是女性是否有自我精神內核的問題，這個“內核”的裂變、輻射，決定女性寫作的廣度和深度。

男權社會對女性寫作的回應是稀少的，而對這種“認可”回應的沉寂，恰好表明大部分女性寫作者對自我、文學、社會的判斷，仍然遵循著男權社會的標準和尺度。這種“遵循”，表明即使是作為寫作者的女性，對女性自我意識的建立亦是茫然的。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度仍然處于一個低的狀態。上世紀90年代一批女作家在寫作主題上沉湎于身體寫作，固執而頻繁地呈現對女性身體表現的偏執，這其實是女性寫作者女性意識的蘇醒和覺悟最原始的呈現。這亦是一條最迅速的表達女性意識、發出女性聲音的捷徑——充分利用男女兩性身體生理的差異，而直接說出這種差異，公開化這種差異，從而引起男權主流社會對女性意識的側目。以身體意識作為女性意識覺醒的標識以陳染和林白一批女作家的作品轉型而黯然落幕。新時期女性寫作者如何在一種先鋒性的探索碰壁之后尋找到女性意識的精神范疇，以及呈現女性意識的載體和方式，是一個路漫漫的過程。

女性寫作者是全部女性中的孤獨者覺醒者。她們是暗夜里使勁兒生長的樹，向廣袤而遙遠的天空尋求遼闊，尋求深邃，尋求真正自由的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