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過程中，宗教因素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尤以佛道二教為甚。魏晉六朝時期的佛道徒們不約而同注意到了小說的發展及其有效的傳播作用，紛紛撰寫小說以“自神其教”，由此出現了一批具有宗教因素的小說作品。到了唐宋時期，佛道二教有了進一步發展，對小說的利用也在持續。

佛教的核心思想是善惡報應、因果輪回，認為眾生各依善惡業因，在天道、人道、地獄道等六道中生死交替，有如車輪般旋轉不停，故稱六道輪回。為善有善報，為惡有惡報，報應的好壞根據持戒的多少而有差別，這種觀念自魏晉以來已經深入人心，對唐宋上至貴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的價值觀念影響巨大。唐宋兩代輪回報應思想的傳播渠道除了大量的佛教經典外，小說亦是不可忽視的，尤其在廣大中下層民眾中，小說更是構成了最主要的傳播方式。

基于因果報應思想，唐宋筆記小說中最多的報應故事是有關所謂“應驗”、“靈驗”的故事。宋人所編古代文言小說的第一部總集《太平廣記》中記載的“應驗”故事，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善有善報”型。故事人物因信奉佛教、禮敬三寶或念誦佛經而得到神靈感應，取得善報或化險為夷，如唐太宗時蕭瑀因篤信佛法，“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而“桎梏忽自脫”，免于重罰，感于此而著《般若經靈驗》。二是“惡有惡報”型。故事人物因作惡造孽或對三寶有所不敬而遭致種種惡報，如唐佚名《大唐傳載》記賈至因毀佛而被一牛首人以沸水煮爛而死。除了“應驗”故事外，報應故事還有不少類型，《太平廣記》“報應類”分為“金剛經”、“法華經”、“觀音經”、“崇經像”、“陰德”、“異類”、“冤報”、“婢妾”、“殺生”、“宿業畜生”等小類，其中前三類專講誦經念佛而應驗故事，后幾類則泛述善惡報應事。

輪回報應思想在儒家看來是異端左道，然其善惡因果無限循環的模式卻有助于小說突破時空的限制，擴展敘事的時空，尤其是輪回的重要場所——地獄，在小說中極為常見，由此產生出一種新的故事模式——“地獄巡游”。中國本無地獄觀念，而有與之類似的冥府或冥界觀念，這種觀念為佛家地獄觀念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思想基礎。隨著佛教的傳播，地獄巡游故事在小說中逐漸增多，并同傳統小說中已有的冥游故事相互融合。六朝以下的筆記小說中出現了大量的地獄巡游故事，這些故事中的“地獄”對以往的“泰山”或“酆都”進行了改造融合，甚至取而代之：掌管冥界的不再是泰山府君，而是閻羅王，對冥界的描繪也由先前的幽都鬼城、陰曹地府轉變為十八層地獄。

“地獄巡游”的故事模式可視作報應故事中的特殊一類，其特點是某人因某事而入地獄，羅列所見種種恐怖景象以及受惡報之人的種種慘象，以此證明佛經的正確，并且故事簡單，模式雷同，僅有篇幅長短、敘述詳略的不同。短者如《夷堅乙志》“變古獄”條：“大觀初，司勛郎官郭權，死而復生。言遍至陰府，多見近世貴人。其間一獄，囚系甚眾。問之，曰：此新所立變固獄也。陳方石說。”長者如《夷堅乙志》卷四“張文規”條，將近2100字；《玄怪錄》“崔紹”條長達3500余字，情節曲折，描寫細致，人物對話頻繁，有性格刻畫。入冥故事的結構也較為簡單，即“暫死—入冥—復蘇”。具體地說，某人因某種原因暫時死去，進入冥界接受審判，又因某種原因（或因冥司弄錯，或因其在世奉佛有善舉）而放回，在放回前冥司會帶其游歷一番，見到地獄中各類報業的慘狀。其中，入冥是故事的主體，在此期間入冥之人會遇見冥界的各層官吏，游歷冥府各個機構，其中或有某些插曲，使故事突生波瀾、增加懸念，但大體上不會超出以上這一基本結構。

道教的思想淵源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的黃老學說和神仙思想，而道教徒的前身則是方士，他們擅長陰陽五行、讖緯符咒、煉丹制藥之術。方士同小說的關系極為密切，自東漢以來，不少小說作品即出自方士或道徒之手，如郭憲撰的《漢武洞冥記》，其自序中有“洞心于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之語。此外，還有《十洲記》《漢武內傳》《漢武故事》《神異經》等作品。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張皇鬼神，稱道靈異”，亦多受道教神仙方術思想的助推，代表作有王浮《神異記》、王嘉《拾遺記》等。

道教以追求長生不死、羽化登仙為終極追求。傅勤家《中國道教史》分析儒釋道三家思想區別時說道：“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謂此身根塵幻合，業不可逃，壽終有盡；道教獨欲長生不老，變化飛升，其不信天命，不信業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這種“不信天命，力抗自然”的道教精神，是在追求長生成仙的欲望激勵下對生命力的弘揚。所謂“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是對這種宗教精神的最好詮釋。唐宋筆記小說中的長生求仙因素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展現神仙在仙境中的美好生活，二是描繪修道成仙過程。前者通過對神仙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以及對“洞天福地”奇幻環境的極度渲染，表現出對世俗物質、情欲享受的肯定；后者則是為了證明神仙可學而成，同時也強調了修道過程的艱難。

道教小說的代表是仙傳，《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序稱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始作《列仙傳》，是為仙傳之始。后葛洪《神仙傳》繼之，為仙傳樹立榜樣，至唐宋而大盛，出現各類仙傳，其基本模式是人物傳記。除此之外，非仙傳類道教小說也主要以人物傳記為主，如《玄怪錄》《續玄怪錄》《杜陽雜編》《博異志》《傳奇》《江淮異人錄》《稽神錄》《夷堅志》等。仙傳小說在故事模式方面，可分為修道模式、濟世模式、游仙模式、謫仙模式、輔教模式等。修道模式寫修道者希圖修道成仙，經歷種種考驗（宗教考驗、倫理考驗等）之后，結果或成功或失敗。其中以《玄怪錄》“杜子春”、《河東記》“蕭洞玄”、《傳奇》“韋自東”、《酉陽雜俎·貶誤》“顧玄續”一組情節結構類似的作品較為典型：給道士或神仙守藥鼎丹爐的主人公們在經受了種種考驗之后，終因闖不過最后一關——多數是“愛”——而功敗垂成。濟世模式的故事情節一般是：某位神仙紓解人間災害、鎮壓害人邪魔、解救人世厄運、接引渡托凡人成仙，顯示出道術的神通廣大。游仙模式以“游”為線索，講述凡人進入仙境游歷的故事，其情節構成主要是進入仙境、遇仙、服食、傳法、與仙女遇合、得道成仙（或回到凡間）等。謫仙模式與游仙模式正好相反，情節模式一般是：某位神仙因犯錯被貶謫凡間，在凡間游歷，與凡人遇合，最后重回仙界。輔教模式與釋氏輔教小說類似，即通過各種應驗、靈驗故事凸顯神仙的神奇，宣揚教義，取得讀者的信奉。

佛道二教借助小說宣揚教義、吸引信徒，不斷擴大影響力，同時小說也因佛道因素的介入而有了新的面貌。佛道二教各自以其獨特的思維方式以及人生觀、世界觀，對唐宋小說的創作有著諸多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分別是輪回報應思想和求仙長生思想。受此影響，許多小說的內容、結構、手法、意趣等都帶有佛道二教的特色。從總體上看，魏晉至唐宋時期的小說和佛道二教呈現出相互滲透、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局面。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小說文體發展史”（11&ZD1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