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蘊含著奮斗的動力與不竭的資源，對于當代文藝工作者而言，文學傳統應該成為我們開掘不盡的文脈富礦。中國邁向文化強國的過程，必須以歷史意識激活優秀傳統，從駁雜的文脈傳統中甄選出那些富有活力的潛質，并與新時代產生思想的火花，實現創造性轉化。

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中華文化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傳統又贏得了隆重的禮遇。文學傳統究竟是一個作家創新的負重抑或是不竭的資源，這顯然取決于作家對文學傳統與新時代精神的創造性轉化成效。因此，如何激活中國文學傳統強大的生命力，使其與新時代精神形成創新融合與轉化，是新時代賦予我們的一項重大使命。

文學傳統：歷史意識與文脈富礦

對于文學而言，文學傳統能夠有效地聯結歷史與個人，而作家則依循文學傳統所提供的秩序與參照為自己找尋定位。只有納入文學傳統之后，他們才會結束游離狀態，從而找到一個可靠的歸宿。

文學傳統是作家起步的基座。一個偉大的作家不可能從零開始,他的身上總是流淌著傳統的血脈，正如美國學者布魯姆所認為的“影響的焦慮”是無法規避的。文學傳統無形地為后代文學制定了方向、范圍、可能性以及發展速度。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中，艾略特特別強調了傳統意識對于文學創作的意義：“不但要理解過去的過去性，而且還要理解過去的現存性，歷史的意識不但使人寫作時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還要感到從荷馬以來歐洲整個的文學及其本國整個的文學有一個同時的存在，組成一個同時的局面。這個歷史的意識是對于永久的意識，也是對于暫時的意識，也是對于永久和暫時的合起來的意識。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成為傳統性的，同時也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最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系。”“歷史意識”召喚出了無名的能量。無論是遵從文學傳統，抑或是反叛文學傳統，都從不同側面印證了文學傳統的存在。即使是反叛文學傳統，仍然意味著將文學傳統視為參照坐標——沒有傳統，何來創新？作家與文學傳統的距離，恰恰構成了他們獨創性的重要依據。反之，文學傳統的存在恰恰構成了任何創新的前提。

一種新的文學傳統誕生之際，未必就是一種舊的文學傳統消亡之時。按照巴赫金的看法，舊的文學傳統會以對話的方式進入新的傳統之中，成為新傳統的一種“創造性記憶”。“文學傳統”這一概念隨著歷史的蔓延必將日益膨脹與豐富，艾略特甚至將荷馬以來的全部歐洲文學傳統視為一個共時的存在。事實上，作為一種歷史的遺留物，傳統是相對于現代而言的；而作為一種文化規范，傳統則是相對于個人而言。南帆認為，“傳統與個人的關系時常標志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而且“文學傳統延傳過程隱藏了緊張的相持”。顯然，傳統與現代、傳統與個人——圍繞著“文學傳統”這一軸心構成了兩個關系甚密的二元對立結構。

艾略特對于作家的忠告是，收斂個性，投身文學傳統之中——“隨時不斷地放棄當前的自己，歸附更有價值的東西”。司馬遷之于《史記》，曹雪芹之于《紅樓夢》，莎士比亞之于《哈姆雷特》，都體現了他們超乎常人的創造力。然而，這些天才作家之所以偉大，并不僅只是其個人突出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們吸收、涵養并代表著那個時代與社會的思想高度、文明程度。經典作品只能出現在文明成熟的時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產物”。如果沒有1000多年的文學積淀，曹雪芹不可能寫出《紅樓夢》這樣集大成之作。換而言之，文學的成熟反映了產生它的那個社會的成熟。

傳統中蘊含著奮斗的動力與不竭的資源，對于當代文藝工作者而言，文學傳統應該成為我們開掘不盡的文脈富礦。中國邁向文化強國的過程，必須以歷史意識激活優秀傳統，從駁雜的文脈傳統中甄選出那些富有活力的潛質，并與新時代產生思想的火花，實現創造性轉化。

創造性轉化：激活傳統與融通世界

傳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深深地鐫刻于當代社會生活之中。正是由于傳統的存在，“新時代”才更加彰顯出了內在的豐富性與創新性。“新時代”并不是一個片段的“此刻”，它必然是從歷史的必然之中破繭而出，而且凝聚著歷史的分量。而傳統則以隱蔽的方式延伸到了“新時代”之中，有效地銜接起了歷史與當下。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國人民的理想和奮斗，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和精神世界，是始終深深植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時又是隨著歷史和時代前進而不斷與日俱新、與時俱進的。”那么，在新時代之中如何才能做到優秀傳統文化的與日俱新和與時俱進？顯然，一般性的傳承與轉化已不能滿足這種需求，重要的在于如何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在文學領域，文學傳統與新時代精神創新融合與轉化成為了一個迫切而重要的命題。如何激活傳統，怎樣進行創造性轉化，才能以平等對話的姿態融通世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要處理好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創造性轉化必須不忘本來，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一個有效的結合點。回避傳統的創新并不是真正的創新。我們沒有理由拋棄歷史，簡單地將傳統視為保守主義傾向，因為將傳統視為敵人恰恰是虛假創新的特征之一。眾多偉大作家飽含傳統文學修養的深度與厚度已然證明了一個不爭的事實：一個作家的傳統修養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其文學創造力與生命力。一個作家是否具有文學傳統，對民族文化傳統的體悟是否足夠深刻，以及是否能夠將現代藝術形式、時代精神與傳統相融合，決定了作家創作生命力的長度。因此，創新并非是對于傳統的全盤否定與拒斥，而是居于傳統基礎之上的融合與推進。創新是在傳統的基礎上繼續前行，我們對哪些東西是不變的、哪些東西是變化的，應該要有一份清醒的堅守。傳統能夠穿越歷史，從而進入到新時代之中，這恰恰證明了它獲得了某種文化的內在活力。

第二，創造性轉化必須加強與當前社會重大現實問題相結合，提升自身文化轉化能力。當代中國面臨著許多重大挑戰，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入新時代，更需要我們適應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積極承擔起更多的歷史擔當。“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文藝工作者只有知“國運”才能找準自身發展方位。而要有效回應當下重大現實問題，找尋解決之道，就需要我們從優秀的文化傳統之中汲取智慧與思想，提出中國方案、中國戰略。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即是一個偉大的創造性轉化的典范。正是在傳統的古代絲綢之路基礎上，緊密結合了當代中國與世界形勢，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在文學創作與批評領域，我們也應該加強對現實重大題材的挖掘，圍繞大時代、大事件，著力推出一批具有新時代、新氣象的優秀作品。

第三，創造性轉化必須吸收外來，提升與世界融通、對話與共享的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共享、對話與融通的觀念已然深入人心，自我封閉勢必走向衰亡。世界各國優秀文化傳統也是我們進行創造性轉化的重要資源，我們應當以積極的姿態將它們吸收、轉化為自我發展的重要食糧，不斷壯大自身。莫言在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感言中說：“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了傳統，當然，這種回歸，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誠然，文學傳統是全面的、豐富的，它不僅是民族經驗的傳承，也承載著對世界經驗的吸納，它是一個極具兼容性的集合。因此，優秀的作家必須以開放共享、融通對話的姿態面對本民族與世界文學傳統，才能以更有效的方式與世界對話。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文藝。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因此，文學傳統與新時代精神融合的理想狀態應如鹽入水，渾然天成，而且是深入其精神的高度融合。

文化自信：當代使命與批評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堅定文化自信，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重要基礎。因為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無法激發全民族的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更談不上文化的繁榮興盛。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新征程。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生逢其時。作為一名文學工作者，我們更應該堅定文化自信，繼承中國精神、中國氣派、中國風格，自覺承擔起時代賦予我們的重大使命。在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過程中，樹立為世界、為人類提供中國精神指引的目標，從而展現一個文化自信的中國。

堅定文化自信，至少有一點，而且至關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充分意識到：批評精神是新時代文化自信的生命。對于文化自信，批評精神就像人的呼吸一樣重要。實現文學傳統與新時代精神的融合、創新，重建批評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一項重要工程。因為健康的批評精神，既是優秀文學傳統的精神內核，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文化自信的表現。今天的文藝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各種誘惑與挑戰面前，文藝工作者應該立足本來，保持批評意識與敏銳的判斷力。重建批評精神，以健康的文藝思想和正確的方針主導文學創作與批評，才能重新找回失落的文學地位，促使文學繁榮昌盛，建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