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開會間隙，記者采訪我，特別問到，福建除了批評，在其他創作方面，包括在網絡文學方面，都很有成就，為什么那些年輕的創作力量都沒來？我大概的意思是說，可能這次的會議作為一個起頭，主要是為了致敬于那些前輩，他們開創了一個傳統，值得我們銘記。

我們年輕的應該跟在他們身后。

剛才經過大家的各種闡釋，我確實也覺得，“閩派批評”是可以成立的一個說法，閩人善論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閩派批評”作為一種現象，如果國內要找相似的，和地域有關的文學現象與之匹配，可能只有我現在供職的廣東的文學史家這個現象。廣東籍的文學史家很多，洪子城、陳平原、楊義、陳思和、溫儒敏、饒芃子等一大批人，原籍都是廣東人，中國當代所編撰的文學史，半壁江山出自廣東籍的人。廣東籍的文學史家這一現象若成立，“閩派批評”這一現象也是成立的。

由這個現象，令我想到大家經常說的一個觀點，那就是，人才都是扎堆的。它跟地域真是有密切關系。梁啟超先生專門有關于人才地理學的論述。他講到，北宋以前，中國的人才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這個時期主要是出軍事人物；清中葉以前，人才是以揚子江流域為中心的，主要是出文化和教育人物；清中葉以后，人才是以珠江流域為中心的，主要是出實業人物。這個概括雖然比較空疏，但從客觀上講，人才和一個地方還真是有關系的。

我個人也深深受益于福建這個地方，受益于閩派批評。我讀大學的時候，受教于孫紹振老師，還有王光明老師，我給光明老師還抄過書稿。我通過他們的教導，包括給他們抄稿子，確實深受教育。而我成長的過程中，像謝冕老師、張炯老師，包括陳曉明老師、南帆老師，都對我有過很多的幫助。所以，地方性的群體力量，對我們這些正在上升通道中的年輕人來講，是有很大幫助的。

剛才我稍微想了一下，如果“閩派批評”成立，那我從這些老師身上，主要學到了些什么？閩人善論，有哪一些共同的特點？我覺得還是有的，我概括了三點。當然，這三點也許不一定是閩派批評所獨有的，但它非常突出，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閩派批評家的文章有思想鋒芒。

這對于批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品質。我們可以簡單回憶一下，像謝冕老師、孫紹振老師他們的崛起，包括像劉再復老師、林興宅老師、南帆老師、陳曉明老師，還有朱大可老師等人的文章，都參與了當時一些重要的文學論辯，他們的文章本身，都有一種思想論辯的風格。林興宅老師上午說，如果批評沒有思想資源，也不能生產新的思想資源，可能生命力是有限的。我同意這一點。我個人其實也很警惕批評成為一種純技術主義的分析。我覺得，一個好的批評家，同時還是成為一個有思想的人，一個有理論創造力的人。

這一點，閩派批評確實提供了和別地方的批評不一樣的風格。像當年謝冕老師、孫紹振老師他們參與的朦朧詩的論辯，在當時還是承擔著巨大壓力的。包括舒婷老師也跟我說過，她當年寫那些詩歌，是承擔著巨大壓力的。這決定了他們的批評或詩歌，都具有一種思想的鋒芒、膽識和勇氣。這是很了不起的。不懼權威，敢于挑戰現存的秩序，并通過一種思想論辯來澄清問題、解決問題，這不僅是一個批評的專業問題，也是一個立場和姿態問題。

第二，福建批評家的文章有藝術的解釋力。

一方面，批評家要有藝術感覺，另一方面，他也要有一種把自身的藝術感覺的解析出來的能力。這一點，我覺得閩派批評是很突出的。朦朧詩為什么好，你要從藝術的方面作出解釋，你要告訴我們說，這為何是新詩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它在藝術上為我們提供了什么新的美學原則，這就是解釋力。當年以孫老師為代表的閩派詩評，是很精彩的，真正助力了新詩的崛起。孫老師還寫過一篇著名的四萬多字的長文，叫《中國新詩的第一個十年》，這是目前我讀到過的關于新詩發展頭一個十年最精彩的藝術解釋的文章，他解釋清楚了新詩從胡適一直到戴望舒、馮至等人，在內在的藝術上，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這個問題，在國內學術界，目前孫老師講得最清楚。

還有，當年陳曉明從后現代理論中，南帆老師從符號學理論中汲取資源，解讀了先鋒小說，以及王光明老師、陳仲義老師對現代詩的細讀，顏純鈞老師對電影的闡釋，都提供了一種藝術解釋的方式。這種藝術解釋力，其實是現代批評中比較匱乏的。現在的批評，普遍比較空疏，多講批評的趨勢、思潮，展望未來文學要走到哪里去，但是能夠具體分析一篇小說好在哪里，一首詩好在哪里，一篇散文的創新點在哪里的人，太少了。這是很不容易做好的一種批評。而“閩派批評”提供了不少強有力的、具有原創性、可操作性的藝術解釋的方法，比如，孫紹振老師的藝術還原法，劉再復老師對于形象的解釋，陳仲義老師對新詩的細讀和分類，都是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這些理論和批評讀過之后，讓人覺得對具體的一篇小說、一首詩的分析，變得不那么困難了，這點，閩派批評是非常突出的，應該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第三，閩派批評家普遍有文體意識。

我剛才數到的這次與會的這些前輩批評家，每個人的文章都很漂亮。梁鴻鷹先生剛也說到，有很多人的文章，都像美文一樣。對此，我受益尤多。文藝批評，今天被邊緣化、小眾化，固然有整個文學形勢的變化，但也不能否認，批評家自己的那套話語，自己那種晦澀的行文方式，不說是自絕于讀者吧，至少和讀者之間也是制造了一種隔膜感。文章不好讀，沒文采，這是要命的。而像謝冕老師的激情與優美，孫紹振老師的那種邏輯能力，劉再復老師的那種情懷和厚重感，南帆老師、朱大可老師的文章中的修辭，陳曉明老師那種雄辯的風格，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們不單是在做批評，也是在寫文章。

中國人是很講究文章的，所謂“文章千古事”，強調的是文章本身，而未必是觀點。有的時候，觀點會過時，甚至你論述的那些作家，后來的人已完全不知道，但是批評文章本身依然可讀，這就了不起。李健吾的文章，就有這種文體的魅力，盡管他評的一些作品，今日已無人去讀，但他的批評文章，一直還再版著。這種文字魅力，很大程度是來自于作者有強烈的文體意識，把文章經營得具有一種敘述之美，具有某種修辭意義上的典范意義。這點，也是我們閩派批評家身上極為突出的，他們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有這種對文體本身的自覺。

當然，很多批評家都有思想鋒芒、藝術解釋力和文體意識，但是，這些在我們閩派批評家身上更突出。而我認為，這三者的統一，構成了文學批評最重要的基石。

不單是“閩派批評”，整個中國批評界，講到變革和創新，就是要實現這三者的統一。正是這三者的統一，使得這些前輩給我們帶來了之前的輝煌。如果要說創新，終歸也是在思想鋒芒、藝術解釋力和文體意識上重新達到一種有機的統一。我個人在這三點上受益于閩派批評的滋養，尤其是這些批評前輩，以身作則，以文化人，助力了我的成長，我一生都感念。

這就是我對“閩派批評”的個人觀感。

（根據閩派批評高峰論壇上的發言錄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