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友友是叱咤西方古典樂壇的風云人物，他的音樂會幾乎遍及世界各地。我們不難發現，他的每一次演奏都力求更大范圍地擴大與普及大提琴作品。無論是對耳熟能詳的經典樂曲，還是對那些不為人知的新作品，他都充滿了熱情，為此他榮獲過無數的榮譽稱號。

馬友友又始終對東方藝術抱有強烈的熱愛之情。1996年，我被調到正在建設中的上海大劇院，開始籌劃開幕演出季的節目。除了歌劇、芭蕾之外，我第一個想到的便是請馬友友來大劇院登臺。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旅居美國的作曲家譚盾滿懷激情寫了一部《天·地·人》交響曲以示慶賀。因為樂曲中有一段大提琴獨奏，他特意請了馬友友。我看了這段錄像，就與譚盾商量能否把這部作品搬到上海演出。1998年8月27日上海大劇院正式開幕，演出的劇目是中央芭蕾舞團的《天鵝湖》，就此劇院接連推出了許多節目，譚盾那邊也終于來了消息：“2000年3月中旬，我可以和馬友友一起來上海演出 《天·地·人》。”于是，我們一起開始籌備名為“大師與青銅藝術“的系列演出活動。

按照譚盾的設想，《天·地·人》中要使用從湖北出土的全套青銅編鐘。此外，他又別出心裁地從貴州借來幾件青銅大鼓，并寫了幾首鼓樂，還請舞蹈家黃豆豆隨著青銅鼓樂即興表演，以此組成“青銅藝術”展示。由于有馬友友、譚盾、黃豆豆等音舞名家的參與，這項充滿東方情懷的活動變得相當引人入勝。

可是，好事多磨，由于一些無法控制的原因，馬友友最終未能如愿來滬。這件事雖令人感到遺憾，卻沒有動搖我們繼續邀請他來大劇院演出的決心。很快雙方便談妥了2001年3月馬友友領銜“絲路樂團”來上海表演的合同。馬友友是在1988年萌發創辦“絲路計劃”的念頭的，其靈感來源于古代絲綢之路上各種文化和思想的交融，而他的目標是研究絲綢之路上各種文化概念的興起、衰退與流動。在醞釀了差不多十年后，1998年，馬友友正式成立了“絲綢之路合奏團”。正如他2000年1月31日在來中國前夕，寫給時任中國駐美國大使李肇星的信中所說的：“我正在從事一項長期計劃，其中心是歷史悠久的絲綢之路上的文化。所以，我的團體——‘絲綢之路創作組’已經委約了七位中國作曲家來寫作新的室內樂作品，并且我希望能在阿姆斯特丹、香港、東京和紐約的卡內基音樂廳或者其他地方演奏這些作品”。眾所周知，古代歐亞之間的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商旅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因此，除了中國，友友還委托了美國、阿塞拜疆、伊朗、日本、朝鮮、蒙古、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耳其等國的作曲家創作了眾多風格迥異、色彩繽紛的樂曲來回憶和頌揚絲路的歷史、絲路的精神和絲路的“靈魂”。盡管當時有一些古典音樂傳統的“捍衛者”多方質疑他的行動“背離了古典音樂的道路”，但友友和他的合奏團隊堅持要將這些樂曲帶到世界近20多個城市演出，其中包括上海。

2001年3月4日，《馬友友與絲路合奏團音樂會》如期舉行。這是馬友友第一次登上上海大劇院的舞臺。當天的音樂會上除了他的大提琴外，中國的民族樂器笙、二胡、板鼓以及印度的塔不拉手鼓等樂器都用上了。在委約各國作曲家所作的樂曲中，馬友友選擇了我國作曲家趙季平寫的 《關山月——絲綢之路寫意》和朱踐耳的《絲路尋夢》作為開場，后面又有阿塞拜疆作曲家法蘭茲及已故匈牙利作曲家柯達依的作品。音樂會上，友友自己幾乎參加了所有樂曲的演奏，且在每一首作品開始之前，他都親自向聽眾作樂曲內容和風格的介紹，讓全場觀眾深深沐浴在他的“絲路夢想”的親切溫馨的氣場之中。

此后的十一年間，友友幾乎每隔兩年就要來上海演出，不是獨奏就是協奏曲音樂會，至2012年已達6次之多。時隔多年后，2012年3月7日，他和他的“絲綢之路合奏團”再次蒞臨上海大劇院。在這次音樂會上，馬友友他們又對聽眾獻上了新的“絲路遐想”。出現在舞臺上的，既有形象地通過兩種樂器的“對話”來“連接歐亞兩端世界”的《風笛與嗩吶二重奏》，也有用伊朗卡曼奇琴演奏的描繪游牧民族生活的《山之遙遠》，更有用中國琵琶詮釋的《飛舞在秋日里的葉》，還有用日本竹尺八吹奏的來自九州熊本的《齋宮村的搖籃曲》等樂曲。之前，烏茲別克作曲家楊諾夫斯基為合奏團寫了一首《嘎西達》，題獻給馬友友。這首曲子由大提琴、卡曼奇琴加上預先錄制好的背景音響，以“幻影三重奏”的形式呈現。馬友友特地將此曲放在上海作世界首演，足見“絲路”源頭的祖國在他心中的分量，也凸顯了友友倡導的“‘絲綢之路創作計劃’的中心是發展新的音樂”的崇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