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力于解構世界文學體系中的西方文學、文化中的霸權因素時，亦有顛倒復制既有的二元對立模式的思想陷阱存在。我們固然對“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體系有所反思，但中國文學的主體意識可能仍然無法真正得到落實。這種呈現中國文學主體性的兩難困境，不能不迫使我們追問：中國文學的世界性意義是否只能在“自我-他者”的二元結構中得以發生？如何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創作和研究中策略性地凸顯一種間性倫理和對話精神？那么，開啟別樣的資源與視野，就成為當下“中國-世界”文學創作和研究所面臨的迫切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因應中國經濟崛起與中國進入全球國際秩序引發的身份焦慮，中國文化如何在世界中想象、設定自我位置的問題被再度激活。在文學創作、研究領域，通過策略性地講述中國故事，我們可以在中國作為新崛起的世界經濟大國的關鍵歷史節點上，重新提煉和盤點中國文學、文化的精神資源，在全球價值體系的交集中，以文學為價值載體去開拓異質文明之間的跨文化對話空間，進而發揮中國文學的感召力與使命感。

中國文學的世界思想貢獻作為一個時代性議題，其起點至少可以追溯到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提出的“世界之中國”。他如此界定這一歷史轉捩點的特質：“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次年，作為對時代命題的回應，梁啟超在《新民說》中論證“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要務”，而“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該論述可能直接開啟了十多年后的五四新文學。新的文化建設方案中，已經預設了舊的價值。1904年京師大學堂設立文學專科，標志著文學學科意識在中國的萌芽。文學在20世紀中國的專業化、制度化，內在地暗隱著一個舶來的學科在中國本土的跨文化轉換過程。換句話說，文學在20世紀中國是一個動詞，它是20世紀中國在與他者文明對話中，對自身的全球處境的觀察、省思與協調。現代民族國家話語的規劃與構建是20世紀初中國文學的應有之義。與此同時，西方列強自近代以來對中國的殖民掠奪，使中國文學堅定地把自身的書寫實踐納入一種對抗本土的傳統價值體系和西方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反話語類型中。這事實上又是中國文學以民族國家尺度參與、測繪世界文學的過程。

因此，中國文學看似一個國別文學的概念，實則是一個跨國文學的概念。20世紀中國文學中包含著一個潛在的參照框架，即近代以來中國與西方文學、文化交流中的權力級差格局。近代以來的地理決定論，使用以歐洲為原點的丈量原則，把地理空間的距離作為尺度劃分文化等級，構建世界觀念秩序。以西方為中心構建起來的世界地理的時空觀念秩序塑造了世界文學的時空觀念秩序，即西方文學的先進性與東方文學的滯后性。在晚清以降的西方主義氛圍中，從絕對時空框架中想象世界的實踐也開始在不同層面實施。在文學譯介、研究領域，中國與西方（歐洲）文學的關系圖式成為處于國族焦慮中的現代知識分子考量“世界之中國”的重要參照之一。中國知識分子以西方文學為標桿單向評估中國文學，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比較文學也是在這個時期逐漸得以建制。比如，五四時期的新舊文學論爭中，陳獨秀、胡適、傅斯年、錢玄同、周作人等以《新青年》為陣地，發表的一系列論戰文章中，常常把西方文學設定為落后的中國文學未來的進化路徑或發展藍圖。周作人就曾在1918年11月發表的《論中國舊劇之應廢》中樂觀地說：“其實將他國的文學藝術運到本國，決不是被別國征服的意思……既然拿到本國，便是我的東西，沒有什么歐化不歐化了。”但是，新文學倡導者最初對其規劃的文學進化程序中隱含的話語殖民因素是估計不足的，因為這種文學進化觀念暗示了中國文學的未來，除了接受西方現代性設計好的世界文化秩序之外別無選擇。

在歷史的后見之明中重申五四時期的西方主義文學觀念，可以看到其中的中國文學成為反價值的表征。但在20世紀初期，這種西方主義的文學進化觀念中卻蘊含著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辯證性依據：首先，要實現中國文化與世界先進文化的平起平坐就必須罷黜這種落后的符號系統；其次，舊文學有損民族形象，特別是不能給“文明國人觀之”，因此“應廢”。在新文學倡導者看來，中國舊文學中體現著反價值。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價值的顯影已經經過了“文明國人”眼睛的過濾。“文明國人觀之，不知作何感想？”陳獨秀曾如此沉痛地反躬自問。這暗示著中國的現代性自我觀照的方式來自西方，這種負面的中國價值可以視為西方東方主義話語的衍生物，但這僅僅是部分意義。倡導新文學要以廢掉舊文學為基礎，反過來，廢掉舊文學又必須以倡導新文學為旨歸。為了使新文學能夠在傳統文化勢力強大中國本土獲得生存的機會，新文化倡導者不得不極力攻詰中國傳統文化。由此，可以看到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倡導者挪用西方現代思想，在對抗中國本土具有壓抑性的強大文化符碼系統時，西方的東方主義話語作為一種批判性思想資源中暗含的解放性意義。在這種“自我東方化”的文化實踐策略下，“反價值的、負面的”中國文學價值的自我建構與“自由、進步”的西方價值預設是同一光譜的兩端。

在西方文學單向評判中國文學的思路之外，還有另一條線索，其文學觀念極大地挑戰了由中國文學到西方文學這樣的線性、一元、同質的進化圖式，凸顯出一種反向的、多元的、動態的世界文學圖景。比如20世紀初期“鴛鴦蝴蝶派”的市井寫作、新舊文學論爭中的張厚載的藝術主張、1925年余上沅等人發起的“國劇運動”、1930年代梅蘭芳的京劇藝術改革、1940年代廢名等人的“京派文學”實踐，以及張愛玲在“孤島”上海孜孜經營的“參差對照”美學等。然而，這一看似相反的文學實踐，實從西方審美現代性反思中汲取了思想資源，借以反證中國文學的優勢，重繪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在這幅圖景中，表面看起來改變了五四新文學倡導者構建的中國文學落后的原初性時空處境，但實質上仍然依附了西方現代性的基本知識框架，即浪漫化的東方主義論述。中國文學仍然是西方的知識客體，它與西方主流文學的審美距離再次被置換為文學階序上的等級差異。

然而，無論是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倡導，還是隸屬另一脈的世界文學圖景重繪，均不能簡單視之為民族文化主體意識的喪失。反之，我們應該從跨文化翻譯的批評視角重估中國文學中的民族國家訴求。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往往是一體兩面：通過民族主義/西方主義書寫，構建本土對抗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反話語，進而實現本土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平等對話的愿景與想象。中國文學基于本土經驗，在20世紀對西方文學的影響因素進行了主動地判斷、選擇和創造性轉換。這種跨文化翻譯和挪用，隱含著一個“迂回”的策略——這種悖論式文學規劃方案背后，其實是充滿悲情的國族主義旨歸或“感時憂國”的知識分子情懷。這正是中國文學在殖民主義、全球化的問題脈絡中，與西方文學互為他者，以自身的現代性經驗和尺度參與構建世界文學的價值體系的過程。

從災難頻仍的19世紀末期直到20世紀，中國文學的國族使命未曾間斷。20世紀初的現代啟蒙主義論述和民族國家想象的訴求，使西方文學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此時期的中國文學本身就是世界文學的縮影。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在全球崛起，問題脈絡與知識范式均發生了急劇的轉變。作為世界文學構成的中國文學也開始以專業的方式省思新的時代性命題：究竟什么才是中國文學、文化的世界性貢獻？如何講述中國故事？中國文學如何才能為世界范圍內的讀者所主動接受，并真正走出去？

與中國文學研究相關的諸多學人都從不同論題出發，對該問題脈絡進行了回應。比如世界文學理論重構、當代中國文學話語修辭研究、中國文學翻譯（“走出去”）研究等，都在嘗試著反思并超越既往把西方文學作為單向評估尺度的局限性，既注意發掘中國與西方文學如何通過互動、交流完成各自的世界性參與和現代性轉化，又解構交流中西方文化的霸權因素，凸顯出中國文學的主體性。但我們又注意到，就在論者們致力于解構世界文學體系中的西方文學、文化中的霸權因素時，亦有顛倒復制既有的二元對立模式的思想陷阱存在。我們固然對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體系有所反思，但中國文學的主體意識可能仍然無法真正得到落實。這種呈現中國文學主體性的兩難困境，不能不迫使我們追問：中國文學的世界性意義是否只能在“自我-他者”的二元結構中得以發生？如何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創作和研究中策略性地凸顯一種間性倫理和對話精神？那么，開啟別樣的資源與視野，就成為當下“中國-世界”文學創作和研究所面臨的迫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