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為翻譯辯護》這篇文章里提到，“批評家要做‘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他認為，翻譯的羸弱，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擔若干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么能呢；指摘壞翻譯，對于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歷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魯迅提出的兩個問題，一是批評的倫理問題，指出壞的，獎勵好的，一是批評家的困境和所受到的外界干擾，至今我們仍然還是討論，說明這兩個問題一直沒能很好的解決。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作為批評的準則，這是常識問題，但仍然需要不停的強調，今天雖然沒有了魯迅所說的別有來歷的人的問題，但文學批評的干擾因素仍然很多，最主要的，就像習近平說的，不能因為彼此是朋友，低頭不見抬頭見，抹不開面子，就不敢批評。這不僅是中國批評家的問題，國外也不能幸免。《小說面面觀》的譯者前言里提到，這本書的作者，英國批評家福斯特從來不惜為了友誼犧牲批評的，有三個例證：一是毫不必要的吹捧迪金森的《魔笛》；二是對伯西-盧伯克的兩本書私下里頗必以為然，公開場合卻盡是溢美之詞，對一位國王學院的同學他也同樣“表里不一”，就是因為這位同學在一次有關組織管理的爭論中堅決支持過他；再有就是他出于個人理由決定不送給伍爾夫未經更正的的校樣，其中有一個對她作品的批評，他已經在校樣上修正過了。福斯特明確表示表示過寧肯叛國也不肯叛友，人先于藝術是福斯特終生服膺并時常念叨的信條之一。

為友誼犧牲藝術，顯然是違背批評的基本倫理的，但卻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在這樣的情形，魯迅在《關于翻譯》這篇文章提到的剜爛蘋果的觀點就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魯迅的剜爛蘋果的含義其實是非常豐富，一方面，剜爛蘋果最重要的把爛掉的部分去掉，不能給人吃，把壞的地方指出來，提醒讀者，這是文學批評的基本職能。另一方面，剜爛蘋果就是要把好的部分留下，剜掉壞的以后，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還可以對讀者有益處。魯迅這樣說針對的是之前的批評方法，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然而買者的金錢有限，一點不看、一點不吃大冤枉，所以魯迅認為，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著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吃得。這么譯品的好壞是明白了，而讀者的損失也可以小一點。因此一方面魯迅的觀點提示我們，缺陷和價值是可以并存的，批評不能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注意，魯迅提出剜爛蘋果的背景和前提是因為好蘋果、好作品沒有或者太少，所以不得不吃有爛疤的蘋果，所以需要剜爛蘋果，言下之意是如果好蘋果多了，好作品多了，爛蘋果自然就沒有了市場，剜爛蘋果的工作也就沒那么急迫了。

文學生產是一個系統工程，好的作品是多方力量努力的結果，我們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文學批評上，但無疑文學批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就像習近平所說的，文藝批評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剜爛蘋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需要基本的眼光和判斷力，否則好壞不分，就會把好的剜掉，把爛掉的留下。另一方面剜爛蘋果更要一種勇氣，尤其是面對大作家的時候，更能表現一位批評家的能力和操守，李建軍老師說，大作家在文學批評面前沒有豁免權。其實本雅明也說過，批評家的任務應包括對現今大人物的批判，對宗派的批判。文學批評不能因作家地位的高低而采取不同的標準。

正像魯迅所說的，剜爛蘋果的工作正如“拾荒”一樣，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因此我們要對“剜爛蘋果-銳批評文叢”的十位作家表達敬意，這套叢書的出版對于當下的文學批評而言是有一種有益的提示，他提醒我們文學批評不能只會唱贊歌，文學批評還需要批判精神。因此我想到19世紀英國作家、學者阿諾德的一句話：批評的義務是什么，是在這些著作長期欠缺一種高層次的、完美的理念時，不斷對其表達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