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視角】

自東晉以后，中國文化的中心經歷了一個南遷的過程。“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從“陶謝”開始，南方景致便不再是地方性意義的元素，而是中國文人精神的故鄉了。唐宋之后，中國詩歌與文學中的核心地帶，無疑已經遷至狹義的“江南”，或是廣義的“南方”了。由此可見，在中國文學歷史長河，地域性問題并不是在現代才出現的。

對當代中國文學而言，南方、江南，同樣不僅意味著一個省份、一個地域，而且意味著某種根基性的東西，甚至在某些時期還是潮流性的東西。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潮文學運動，就是從南方興起的。在這個由江浙滬構成的“三角構架”中，江蘇又更可謂底氣豐厚，人才輩出，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進步貢獻了太多重要的作家與經典的文本，甚至可以說貢獻了一個現象，一個群落的奇觀。

而同樣，關于這些人的研究，也不僅是一個地域性的學術命題，而且是事關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問題與走勢的一個鏡像和縮影。從這個意義上說，由丁帆、朱曉進、王堯等諸位學人和批評家主持編寫、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可謂既是江蘇作家群研究的一次精彩亮相，又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收獲。

作家研究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歷來是學科建構和專業研究的重要基礎，是中國當代文學及其研究走向深化的標志。過去在中國現代文學資料收集和整理方面，學界曾做得很好。但或許是囿于某種無意識，關于當代作家的資料整理卻相當滯后。直至近些年，“歷史化”方法的昌興，才推動了這一工作的進程。除了“重返”不同年代的文學現場、“重評”文學史上的典型思潮和現象、“再解讀”那些被特定結論固化的經典作品之外，對重要作家的創作活動及評論資料進行匯總、分類、考辨、輯錄等，逐漸擺上了當代文學研究者的臺面。孔范今、雷達等主編的“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資料匯編”和中國小說學會主編的“中國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等數套資料叢書的推出，產生了較大影響。而這部“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的問世，則無疑又在體例和規模上是一個突破。無論從入選者的陣容，還是從編選者的視野用心來看，都算得上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資料研究領域的一個新的檢視與成果。

正如叢書總主編丁帆教授所言，江蘇文壇在不同時期為中國當代文學貢獻了一支陣容強大，甚或是其他地方“無出其右”的創作隊伍。僅從入選的16位作家來看，從老一輩的著名劇作家陳白塵，到20世紀50年代即已走上文壇的高曉聲、陸文夫、胡石言、張弦，到新時期成名的龐瑞垠、趙本夫、儲福金、朱蘇進、黃蓓佳、范小青、周梅森，再到稍后異軍突起的葉兆言、蘇童、韓東、畢飛宇，從中可以大致看出這一作家群落跨越不同代際、文脈綿延相續的整體風貌。同時，當代文學中所有典范的“南方”或“江南”文化，也都深刻地烙印在這個譜系的文學敘述之中。在時間變遷中所沉淀的那些過往的故都繁華、舊城頹靡，在空間交匯中汲取著的“蘇南的陰柔纏綿”與“蘇北的陽剛恢宏”，可以說既構成了江蘇作家群獨特的精神氣質與美學風尚，也當然地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傳統”，與這個大的構架之間，存在著生動而貼切的隱喻或同構的關系。因此，它的意義既可以看作是對于江蘇地域文脈傳統的守護與光大，同時也是對于整個“當代文學”的諸種景觀與成就的一個檢閱。

當然，如此說，似乎是對不同區域文學創作群落之意義的一個“僭越”，那些地域的作家群在中國當代文學變革進程中當然也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名聲顯赫的如“陜軍”“魯軍”“豫軍”（又稱中原作家群）等，另外浙系、巴蜀、山西、湖南、湖北等地的作家群也各有特色，但這些概念似乎都被賦予了過于濃厚的“行政色彩”，且不夠有完整的“歷史”意義上的譜系性。而江蘇作家群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歷史的參與程度和介入之深，亦是無出其右者，因此其代表性自然也無可替代。

上述說法自然未免過于宏觀了，有大話之嫌。因為這樣一套叢書很容易被看成是一個材料的堆積物，但果真如此可就錯了。在我看來，一部好的資料集必然是眼光、觀點、視野和史識的共生與融匯，每位選編者都有匠心和功夫的精當體現。以青年批評家何同彬所編的《韓東研究資料》為例，開篇所作的《韓東創作論》一文，即很能體現論者的史識，其年少而從容的筆觸，簡約但深入地詮釋了韓東從20世紀80年代“新生代”代表詩人到90年代“新生代小說家”的奇妙轉換，作者將這一過程敘述得豐富自然，恰到好處，且意味深長地賦予了他一個“深夢”之魂，由此生發出其作品的歷史與人文意義的高度評價；在關于韓東詩歌的評論與小說的研究資料之間，也保持了一個準確的兼顧和平衡。這一卷所編，可謂深得行家的會心，相信讀者重新研讀韓東作品，或者披閱其研究資料之時，一定會心有戚戚。

以上只是選取了一個例子，從各卷情況看，可謂各有特色。當然，作為一套皇皇16卷、560余萬字的叢書，在編選過程中也難免會有不平衡，因為有的作家可能研究文章非常之多，且多為名家，有的相對少一些。這對編選者來說就是挑戰了，在生平簡介、創作年表、創作談等客觀性材料的輯錄和作家作品的批評論文、目錄索引等研究性材料的選擇之間，就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這些差異自然會導致各卷間體例與分量的不均衡。好在這樣的著述本身即重在客觀呈現歷史，讀者并不會過于求全責備。

在現代作家那里，因為資料收集困難，作品年表的輯佚整理、作家年譜的勘定編撰等工作都歷時長久，考驗著研究者的資料功底與學術耐性。但在當代文學這里又有新情況，那就是資料可能過于龐雜，功夫已不是在材料的尋求上，而是在于選擇之艱，這就要求我們的批評家要有更加敏銳的歷史意識，要將那些最有可能蘊含著歷史深意的部分悉數收入，而將那些意義稀薄的“冗余”予以淘汰。如美國人海登·懷特所說，任何一個事件和材料，在進入歷史的敘事之后，會變為“一個擴展了的隱喻”。基于此，好的學者和著述總是能夠完成真正的沙里淘金。在筆者看，這套書系可稱庶幾近之。

（作者：張清華，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