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任何游戲一樣，推理小說也有自己的規則，英國作家——恰好也是位天主教神父——羅納德·諾克斯將它歸納為“十誡”，包括偶然的發現，莫名的預感，隱藏的線索和迄今未知的毒藥等等。也就是后來我們所謂的，讀者與偵探站在同一水平線上，對破案解謎加深參與感的公平性。在一戰至二戰期間的推理小說黃金時代，阿加莎·克里斯蒂、奈歐·馬什、多蘿西·L.塞耶斯都靠相似的模式滿足了公眾無限的胃口。

當男性推理小說家們執著于打造華麗的戰場和英雄主義時，女作家們著眼于細節和瑣碎，但正如艾利克斯·瑪伍德所說：“罪犯會趁你不備，一點點滲透進你的生活，由內而外地瓦解你。”因為這種不知不覺間地被消解和被征服，所以寫推理小說的女人更危險。

奧希茲女男爵

《紅花俠》

匈牙利裔的英國作家，她在三十多歲的時候寫下第一部偵探小說《皇帝燭臺》，卻慘遭失敗。十九世紀初期，奧希茲將自己曾經創作的故事《紅花俠》改編為戲劇，在英國倫敦西區劇院演出。同時她也將同名小說投給了12家不同出版社。《紅花俠》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以波西·布拉肯尼為藍本，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皇室和貴族也紛紛遭受牽連，波西爵士化身紅花俠，一次次援救受難貴族將他們送去國外。每次解救成功，就留下一朵紅色的繁箋花作為標記。他成了貴族們的希望和新革命政府的目標。最初，這部開啟了蒙面俠和留下身份標識先河的作品，無論是戲劇還是小說都沒能一鳴驚人，但戲劇在倫敦的演出長達四年，打破了許多舞臺劇的記錄，演出的范圍也逐漸擴展至其他國家。也因為舞臺劇的成功而帶來了小說的龐大銷量。小說終于成功后，奧希茲將它寫成了系列作品，其中第一部系列作品《復仇》最受歡迎。奧希茲還嘗試過其他音樂劇，但都不如《紅花俠》成功。《紅花俠》直到今天，仍在舞臺上上演，并一再被演繹，曾七度被搬上銀幕。其中最受稱贊的，要數1982年克里夫·唐納導演的電視電影版本。

約瑟芬·鐵伊

《時間的女兒》

約瑟芬·鐵伊原名伊莉莎白·麥金托什，雖與阿加莎和多羅西齊名推理小說三女杰，卻無視小說規則，也無法在她倆的“偵探俱樂部”里占有一席之地。她的一生只有8部作品，但也可以說，她的一生有8部經典。她的作品幾乎打破了所有戒律，顛覆類型的慣例，挑釁讀者的期待，鐵伊沉浸在這樣的喜悅里，《時間的女兒》就是例證。書名出自諺語“時間是真相的女兒”，它以戲中戲的結構探討了歷史的謎題。腿受傷了的探長阿蘭格蘭特決定將調理身體的時間花在解答英國史上的不解之謎上：國王理查三世是否真的在塔樓里處死了兩位王子？將理查三世定義為惡毒的駝背怪物的，是莎士比亞，鐵伊卻對此提出了質疑。在《萍小姐的失蹤》中，她借人物之口稱《理查三世》為“一出愚蠢的戲劇”，對一個好人的誹謗。這對偵探小說而言似乎有些危險，毫無疑問也違反了運用直覺的禁令，然而在同期小說家的作品中，鐵伊的小說貢獻了最大的誠意：在MWA（美國犯罪作家協會）票選的史上百部推理小說中《時間的女兒》排名第四，而CWA（英國犯罪作家協會）稱之為世界最佳推理小說。她很早且成功地體現了一名作家不為可預見的流行創作的自覺性。約瑟芬的筆名第一次用于第二部作品《一先令蠟燭》，書中的受害者——一名女演員——將她的全部財產捐給了英格蘭國家信托基金，而鐵伊本人也是這么做的。“我是一枚相機。那種偵探們別在領帶上的間諜相機。”鐵伊的這句座右銘也是對她的最好解讀。

多蘿西·L.塞耶斯

彼得·溫西勛爵系列小說

塞耶斯的處女作《誰的尸體》與阿加莎的《斯泰爾斯莊園奇案》齊名，被認為是英國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揭幕之作。作品以玩世不恭的富家少爺彼得勛爵為主角，在去參加古書拍賣的路上，彼得接到母親的電話，一位建筑家朋友的浴室里出現了一具無名尸體，尸體赤裸裸的，只戴了一副眼鏡。在當時，以福爾摩斯為典型的紳士偵探是此類型小說的主流，彼得也在這一系列的后面幾部《劇毒》《撲克游戲》《梅里格爾老伯的遺囑》《袋中貓》等作品中，逐漸變得無所不能。在今天看來，這些刻畫也許已經顯得平庸，但至少體現了當時塞耶斯心中，甚至風靡于讀者之間的理想化形象。提到這一系列小說還不得不提《誰的尸體》的開篇，彼得以一句“該死的”登場，注定了他也是一個依仗智商和財富，聰明卻古怪的形象。塞耶斯曾說過“俗氣很重要”，她欣賞民間的生機和趣味，也不吝嗇于為她的貴族角色制造一些矛盾與對比。在滿足讀者幻想的同時，也能令他們感覺親切。這也許也是彼得·溫西勛爵的地位不輸夏洛克·福爾摩斯的原因之一。在生命的最后歲月里，塞耶斯專注于神學理論研究，并翻譯了但丁的《神曲》。

克里斯蒂安娜·布蘭德

考克·瑞爾探案系列

出生于馬來西亞的布蘭德是推理小說黃金時期最后一位大師。1941年，推理小說全盤停滯，她卻連續推出了自己的兩部小說，第一部長篇偵探小說《高跟鞋之死》和第一部考克·瑞爾登場的長篇《暈頭轉向》。探長考克瑞爾是她所創造的最成功的形象，先后7次出現在布蘭德的作品中。第二部系列小說《綠色危機》為她帶來了巨大的成功，阿加莎和塞耶斯始創的“偵探俱樂部”也因此向她敞開了大門。這部被譽為“最純粹的古典解謎小說”講述了一起醫院謀殺案。一名郵遞員被送往一家戰地醫院的手術室卻死于麻醉，是意外還是謀殺，探長考克瑞爾趕來調查時，卻再次遭遇護士長被害。所有人都有不在場證明，卻沒有明顯作案動機。要如何找出真正的兇手？與約瑟夫·鐵伊不同，布蘭德很好地遵循了偵探小說的“公平性”，并以自己刻畫人物和縝密布局的風格，將古典偵探小說的精髓發揮到了極致。這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的小說，在展示布蘭德擅長的設計和鋪墊之余，更體現了她對人性的關懷和剖析。這使她的作品超越了偵探小說的格局，至今仍在不斷再版中，并在當時就被改編成電影《綠色慘案》（1946年）。

海倫·麥克羅伊

心理醫生拜佐爾·威靈為主角的推理小說系列

“心理偵探”鼻祖拜佐爾·威靈有一句著名的臺詞：“每個罪犯都會留下心理學的指紋，他沒辦法帶上手套遮住它。”與其他幾位偵探小說家的動機不同，作為一名福爾摩斯的粉絲，海倫從小就對推理小說抱持濃厚的興趣，作品也以透徹的心理分析見長。她的主角在她的第一部小說《死亡之舞》中就提出了上述“心理指紋”的論點。這位偵探同樣因為戰爭中的經歷，對心理學有很大興趣也頗有建樹。在最成功的《猶在鏡中》中，威靈醫生受女友之托，去她所在的學校，調查一名藝術教師被解雇的真正原因，卻得到了許多人證明這位教師在同一時間在兩個地點出現的解釋。在威靈準備深入調查的時候，校園里又發生了一起神秘的謀殺事件。和海倫的《逃脫之人》《分足先生》《冒牌貨》等許多故事一樣，《猶在鏡中》也描繪了超自然的現象，但她的偵探小說卻屬“現實主義”流派，即把故事設置在現實的場景之中，故事最后都能用科學對這些現象作出合理合情的解釋。海倫與同為著名偵探小說家的丈夫哈勒岱維持了15年的婚姻，哈勒岱是MWA的4位創始人之一，而海倫自己也在1950年當選為MWA主席，并在1953年獲得了愛倫坡獎。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天才雷普利》

《卡羅爾》很快成為與《真愛至上》并列的圣誕節必看電影，它的原著小說《鹽的代價》正是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作品。當然，帕特麗夏的創作以犯罪小說為主，最著名的要數總能逍遙法外的天才雷普利。這也成為帕特麗夏黑色犯罪小說獨樹一幟的風格，盡管她自稱“要一天天的生活下去卻不對自己進行審判，這不可能”，小說中雷普利卻游離在光明與黑暗之間。雷普利受富商之托，去說服他的兒子迪基回到故鄉，卻為迪基的奢華生活深深著迷。他用冷靜的作案手法殺死迪基，冒名頂替過上了“迪基”的生活。帕特麗夏對善惡的界定可謂犯罪小說中的異數，這可能也是她的小說吸引著大批電影人的原因之一，僅是《天才雷普利》就有前后好幾部電影版本，而她的處女作《列車上的陌生人》早在1915年就被懸疑大師希區柯克改編為電影《火車上的怪客》。這個暗室殺人的故事發生在封閉的車廂中，兩名旅客密謀“交換謀殺”，互相替對方完成殺人目標。可當他們開始實施計劃，又都陷入了難以脫身的怪圈。帕特麗夏習慣將每一頁書稿打印兩遍，聲稱自己內心的小混亂需要這樣梳理的習慣。她筆下眾多飽滿的人物構成了海史密斯王國，在那里善良的意圖自然瓦解，內疚折磨著無辜，那里充斥著各種追求，而身份、性別、體裁都被削弱。那里的生活令人窒息，即使是逃脫高手也難以優雅地找到出口。

夏樹靜子和宮部美雪

兩位日本女推理小說家都擁有大量著作，夏樹靜子的《W的悲劇》入選衛報“亞洲十大推理小說”，小說向埃勒里·奎因的《X/Y/Z的悲劇》致敬，在暴風雪密室殺人的故事架構下，細膩描摹人物內心，設置兼具創意和巧思的謎團。TBS和朝日電視臺都為《W的悲劇》和《天使已消失》推出過特別劇，夏樹靜子從家庭羈絆出發，著重刻畫女性曲折內心的風格深得人心。同樣以人文關懷為底蘊的宮部美雪，連續11年當選“日本最受歡迎女作家”，她的作品《火車》、《模仿犯》、《理由》等，無不凸顯她敏銳的洞察力和悲憫的胸襟，具有濃郁的社會派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