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調查是人類學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在做田野調查之前，研究者首先要對自己的身份有一個認知。人類學研究十分重視田野調查中信息來源的合法性，提倡被訪談者應該擁有知情權。在實際訪談中，研究者首先應介紹自己的真實身份以及訪談的目的。如果被訪者搞不明白你的身份，就會對你提出的各種問題產生抗拒，從而影響信息的真實性。那么，“我”應該如何介紹自己的真實身份，便成為研究者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在實際操作中，我們會發現：真實的田野調查比書本上復雜得多。人類學學者常常根據被考察的社會或者社區，將田野調查分為簡單田野調查和復雜田野調查。

簡單田野，指的是人文環境較為簡單、人際關系也較為簡單的田野環境。這種田野環境往往是熟人社會。也就是說，一個社區或者族群的成員彼此相識，人與人的關系較為簡單，普遍具有信任感。在這種環境下，作為外來的研究者，可以相對容易地進入到當地人的生活之中，并與之建立起一種相互信任的機制，使得當地人能夠更容易理解“我”此行的目的。這樣的田野調查做起來較為容易，因此被稱為“簡單田野調查”。

在簡單田野調查中，在介紹身份時，面臨較多的問題可能是由于語言不同，或者民族文化背景不同所導致的身份辨別以及認同上的困難。簡單田野中的被研究者往往是處于弱勢的一方，他們的知識背景和文化背景決定了他們并沒有過多的話語權。這時，研究者需要遵守較強的職業倫理，有責任、有義務保護對方不受傷害。

復雜田野，常常指的是具有經濟較發達、知識結構層次較多、人文環境復雜這些特征的田野環境。在復雜田野調查中，研究者往往面對的是一個充滿陌生人的群體，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信任危機以及功利沖突。在復雜田野調查中，研究對象往往具有同等話語權和知識文化背景，使得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處于較為平等的境地，被研究者能夠很好地保護自己，然而也對訪談的展開造成困擾。

在田野調查中，如果被訪者對于研究者的來源環境一無所知或者并不了解的話，就必然存在一個身份認知偏差的問題。因為研究者在介紹自己時，用的每個詞語對于被訪者來說，都可能是一個陌生的詞匯。那么，理解來訪者的身份，就變成了被訪者基于自己已有的知識和經驗之上的想象和猜測。比如，筆者在貴州苗寨考察時，當地百姓對筆者的身份猜測有：“記者”“游客”“可以給我錢的人”“可以給我蓋房子的人”等等。在這些推測基礎上，對話的內容也具有了選擇性和針對性。當然，這種被想象的“身份”直接造成了訪談內容的不可靠性。這也是人類學家總是要求在考察地點待足夠長的時間，從而將這種猜測變成習慣和了解，進而獲取盡量接近于真實和現實信息的原因。

講究被研究者的知情權，其實是人類學研究倫理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尊重對方，彼此站在一個平等的角度對話。一般來說，人類學研究者來自于主流文化，而被研究者來自非主流社區。如果人類學研究者不講研究倫理，非主流群體的聲音往往是不被體現的。然而，有時由于語言差異或者文化差異，研究者在解釋自己身份的時候往往遇到不被理解的情況，就需要研究者對于如何建立可溝通的身份通常有一個認知。

在實際的田野調查中，作為考察對象的社區通常分為主社區與次社區。主社區就是我們常說的此次調查的目的地，研究者的身份需要耐心地用對方可以理解的詞語解釋給他們聽，以此增進互相之間的了解；或者在長期與當地人的接觸中，用行為告訴當地民眾自己的身份及此行的目的。這是在主社區訪談時建立可溝通身份通常采用的方式。

10多年前，筆者曾經為了考察黔東南苗族服飾，到了貴州西江千戶苗寨。剛去時，當地人問筆者的職業，筆者告知他們“是做人類學研究的”，怕他們聽不懂，想進一步解釋時，他們竟然都點頭說知道。一問方知，以前有個日本女人類學家在這里考察過一年，他們據此認識了人類學家的工作。他們帶筆者“去看我想看的、講我需要聽的”——這就是此前人類學家打下的基礎。

次社區主要作為主社區的參照。如在研究梭戛苗寨時，筆者還需要去同區域的其他民族社區看看，這是研究主社區的文化背景與參照。不過，這類考察并不需要去很多趟，可能就是走馬觀花式地了解這一帶有哪些民族，他們的生活文化大致與苗族有什么區別。這時，因沒有足夠的客觀條件去和當地民眾解釋自己的具體身份及詳細目的，這時候建立可溝通的方式可用對方能理解的最簡單的詞語描述出來。如筆者在寧夏南部山區考察一個次社區村莊時，被當地村民圍觀。筆者告知他們自己的教師身份，大家很容易接受。如果去的是博士研究生或者碩士研究生，也可以直接介紹自己是一名大學生，大家就會很清晰地明白這個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