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也必須有好的作品”，海外華文文學是以漢語為載體，吐露華人生活愿景與心靈歷程的文學，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平臺。中國故事是新世紀以來華文文學領域的創作亮點。作家從對異國故事（現狀與問題）的白描，轉向對中國本土敘事資源（歷史與文化）的開發。饒芃子較早將海外華文文學的中國意識總結為三種方式：鄉土中國、現實中國、文化中國或者美學中國。觀審海外華人小說中國書寫可以發現，美國華裔小說家在20世紀60-70年代以自我重建和歷史再創相結合，但其定制的個人化中國實際表現出東方文化與西方理念間的懸浮。於梨華、白先勇、陳若曦、叢甦等從中國文學傳統的鄉土情懷、家國執念切入，“無根”營造出文化鄉愁美學。90年代新移民小說的中國故事，具體化為家族故事，以大陸50-70年代的極致性情境為背景。近年來，臺港暨海外華文小說中中國故事著意以理性思考取代感性敘述，強調對普通生命的敬畏與尊重。

隨著中外交流的頻繁和穩定，作家“海歸”成為一種現象，相當數量的華文作家已將主要寫作時間放置于中國大陸。再結合文學實績，海外華文小說的中國故事書寫狀態，從隔斷中的記憶轉向現時。但當中國故事被反復凝練為特定的年代故事后，就生發出疑問：海外華文小說的中國故事有何特質？是否還有必要進行海外和大陸的中國故事區分？

變化體現在視角多元和情感節制

探究海外華文小說中中國故事個性，首先需要明確兩個事實。第一，他者視角。無論是在場（在中國）還是不在場（在海外），無論是寫自己（親歷）還是寫他人（資料），他者立場是已然存在的。第二，海外華文小說的中國故事書寫既是持續的，又有階段性特色，今天講述中國故事的變化體現在視角多元和情感節制，文本漸離傷痕與反思的基本思路。

回到歷史現場。一些臺港暨海外華文小說家，意識到年代故事的重復寫作，繼而轉向新史料的發掘。從2009年陳河的《沙撈越戰事》開始，《金山》《南京安魂曲》《陸犯焉識》《瘋狂的榛子》《北鳶》《勞燕》，都以史為本，創造文學新意。創作者運用不同的取材策略，一是立足于自己掌握和整理的第一手材料，即個人家族史，如《陸犯焉識》《北鳶》《忽如歸》，因此，嚴歌苓、葛亮、戴小華講述的中國故事體現出不可復制性；二是通過扎實的案頭工作，在海外發現關涉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中國故事新資料。如《瘋狂的榛子》和《勞燕》，袁勁梅和張翎都留意到了二戰期間赴中國戰場的美國空軍或海軍的軍人家書，以此揭開一些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國籍、戰爭、陣營、兩性、生存，常規的小說敘事元素，在新材料的布局里，撞擊出新鮮的“二戰”故事，思想內質依然是歷史的。

城市書寫。在鄉土表述層面，臺港暨海外華文小說與大陸當代小說具有共性：以點（村、鎮）帶面（城、國）地展現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大陸農村生活變遷，并且研究當下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遭遇的問題。但前者也表示著對都會和傳奇的興趣，城市動態就如葛亮在《浣熊》自序里暗示的蝴蝶效應：“城市人更是如此，誠惶誠恐，想象著自己站在過于密集的行動鏈條的末端，時刻等待著有一只蝴蝶，在遙遠的大洋彼岸扇動翅膀。”嚴歌苓、張翎、薛憶溈、葛亮、張惠雯、周潔茹都有精彩的都市題材中國故事，他們敏銳地觸及現實論題，例如空巢老人、電信詐騙、全職太太等。周潔茹“到……去”系列，審視過香港、廣州、深圳，她描繪異鄉人如何將一座“他城”適應為“我城”的過程，尤其是精確閃現轉換中自卑與自傲交錯的心緒。我認為這些小說的都市氣質，源自作者的親歷與體認，而非借助空間、意象刻意營造出的程式化的現代感。他們筆下的新都市人不再糾結個體對都市的抗拒，而是認清兩者休戚與共的事實。臺港暨海外華文小說對中國城市的表現，擴展并充實了中國故事另一視域的時代性書寫。

文學的抒情性。從20世紀60年代留學生文學開始，臺港暨海外華文小說中鋪設出一條文學的密道，直指充沛與包容的抒情。《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於梨華）、《謫仙記》（白先勇）、《中國人》（叢甦）、《二胡》（陳若曦）、《我們的歌》（趙淑俠）、《世紀末的華麗》（朱天文）、《與你同行》（陶然）、《叢林下的冰河》（查建英）、《天浴》（嚴歌苓）、《饑餓的女兒》（虹影）、《余震》（張翎）、《圍棋少女》（山颯）、《朱雀》（葛亮）、《憐憫》（張惠雯）等，小說家的浪漫情懷鍛造出文學美感。他們以中國故事試探情感的柔韌度、以耐心接納人性的多變性、以詩意闡釋華人的文化認同。部分中國故事折射出明晰的中國古典美學，如《交錯的彼岸》《柳的四生》《北鳶》，作品設定個體意象或組合意象，再將其聚合成完整意境，文本輾轉著古典詩詞的明麗典雅，實現了興觀群怨的文學功能。古雅與浪漫都緣情而發，寫作者隱而不露地表達悲憫，用詩意的境界和溫柔敦厚的中和完成對現實境況的捕捉。以“70后”華人作家為例，從故事層面看，他們嘗試與世界的各種交流，表述自我和現時的經驗。從藝術層面看，小說所彰顯的中西文化融合是一種描述性（歐美文學）與抒情性（中國文學）的結合。

進一步深化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臺港暨海外“70后”華人創作者，與大陸“70后”有共同的尋根訴求，他們自覺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將文化元素夯實于中國故事。對于海外華文文學，是否可將中國故事的外延擴大？不限于發生在中國的故事，也包含在海外的中國人（中國籍）的故事？華工史、留學史都是豐厚的史料儲備，也是中國故事可以探索的空間，相對于大陸作者，海外華人更有條件去記錄其中流轉的中國情懷。

另外，臺港暨海外華文小說中中國故事雖然展示出一些有新意、有個性的寫作視角，但統觀總體，對題材寬廣度和藝術創新性的推動力度不及當前大陸小說，應該說，有新故事，可缺少新方法。閱讀同一主題的不同小說或是同一作家的系列作品，文本最觸動人心的點，往往是恒定的。海外華文小說家對中國文化，尤其是民間文化、地域文化，似乎更著力于歷史性講敘，而詩詞、繪畫、音樂、書法、建筑等傳統文化元素令人欣喜地相繼進入小說，卻還主要停留于表現層面。文學創作一方面需推進對文化的典型性、精致性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應考察中國文化對他國文化的影響，繼而進一步深化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