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散文作品，擁有著前所未有的傳播平臺。在微信、微博、報紙副刊、文學雜志上，到處都可以看到散文的身影。那些歷史回望，那些旅途所見，那些日常抒懷，那些心靈雞湯……環(huán)繞在我們身邊，無處不在。數(shù)目龐大的寫作者和讀者群使當代散文一舉躍升為全民文體。那么，如何在一個人人都能寫散文的時代成為一位有獨特風格的寫作者，進而對散文文體進行拓展，尋找散文寫作新的可能性？這對每一位當代散文作家都是一個難局。

回顧2017年，散文寫作似乎比以往收獲更為顯著。諸多散文作品《青鳥故事集》（李敬澤）、《回望》（金宇澄）、《山河袈裟》（李修文）、《遙遠的向日葵地》（李娟）、《有如候鳥》（周曉楓）、《萬物贈我濃情蜜意》（曹萍波）……登上各大年度好書排行榜，深受大眾及媒體關注。如果粗淺地把通常的散文寫作歸為歷史、地理、生物三個板塊，會發(fā)現(xiàn)一個極為有意思的巧合，以上這些作品在散文寫作的不同向度上都進行了切實而有力的探索與推進，深具代表意義。

鉆探或打撈：歷史探秘的方法

朝著歷史或記憶的深處進行追溯是現(xiàn)代散文寫作的重要面向，而如何回到歷史的深海打撈起那些深富意味的人事，如何有別于以往的寫作者，構(gòu)建成獨屬于自我的文學領地？2017年的散文作品《青鳥故事集》《回望》所做的努力令人難忘。

《青鳥故事集》（譯林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是李敬澤過往散文作品的一次修訂再版。今天，在一個更為全球化的背景下閱讀此部作品，會更為深刻理解一種歷史寫作的意義。“劈面相逢”是《青鳥故事集》里的關鍵詞語，在這一具有象征性的場景里，蘊含了沖突、砥礪與磨合。波斯人來到大唐，利瑪竇晉見萬歷皇帝，俄國人遇到法國人……當我們將西方想象成“現(xiàn)代”時，彼時西方人在明代也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代”。《青鳥故事集》對翻譯史的梳理尤其透辟、生動，甚至驚心動魄。翻譯史上那些默默無聞但又起過重要作用的人逐漸面目清晰。那位被視為“返與他心腹”“翻來誘同族”的“李”，那位不敢留下姓名的教徒，他們懷著恐懼穿行在歷史陰影中。在翻譯史的譜系里，我們看到人的堅忍、人的困境、人的局限。歷史由此顯現(xiàn)另一種面容：那是含混的、曖昧的、啼笑皆非的、由無數(shù)偶然碰撞而來的歷史，其中有個人的卑微與歡樂，以及荒誕命運。

面對沉默之地，李敬澤有他進入歷史的獨特方式，他有他的見識和理解力。他的歷史寫作有如“鉆探”一般，致力于擷取歷史深海中的碎片。當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便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另一幅圖景。——《青鳥故事集》關乎一個有中國之心的寫作者試圖回到傳統(tǒng)內(nèi)部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歷史，也關乎一位當代寫作者于歷史深處理解人類文明推進的難度。

如果說李敬澤致力于在歷史深海處擷取有意味的場景，那么，金宇澄的《回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則是在近的歷史及家族記憶方面進行打撈。《回望》講述的是父母故事，這種題材很容易陷入某種窠臼，作者很容易添油加醋，也很容易沉湎其中。但是，金宇澄保持了高貴的克制。《回望》多用簡筆、白描而遠離了濃墨重彩。他甚至沒有給他的故事以嚴密的、絲絲入扣的邏輯。作為作者和憶者，他有疏離感和客觀性。關于父親的過往，他使用筆記和口述，也有日記和書信，這些文本彼此交相呼應，有時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正是這樣的矛盾，才使文本具有了說服力，因為記憶和記錄本身就有可能出現(xiàn)錯亂和顛倒。父母逝去的一生被兒子一點點勾描而出，許多激情已然被歲月稀釋，但是，正是這稀釋之后的感喟及無言，才更顯得“回望”本身的價值，“回望”本身的與眾不同。某種意義上，《回望》為當下的家族題材非虛構(gòu)寫作提供了一個優(yōu)秀的范本，即如何從記憶深處打撈，又如何還原傷痕深處的記憶。

有情人與山河地理

《山河袈裟》（湖南文藝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是行跡遼遠的作品，它使我們重新理解何為散文寫作中的“地理”。這部散文集收錄了作家李修文三十三篇情感濃烈、動人心魄的散文，廣受讀者歡迎。某種意義上，這是作家寫給萬丈紅塵的信箋，也是他寫給茫茫人世的情書。一篇篇“信箋”讀來，令人輾轉(zhuǎn)反側(cè)，心意難平——李修文的語言典雅、凝練，有節(jié)奏感，而所寫的內(nèi)容又深具沖擊力。

《山河袈裟》寫了許多人，他們是門衛(wèi)和小販，是修雨傘的和販牛的，是快遞員和清潔工，是瘋癲的妻子、母親，是失魂落魄的父親與丈夫。這些人遠在長春、青海、黃河岸邊，烏蘇里或呼倫貝爾，但是，經(jīng)由作家的文字，他們又真切地來到我們眼前。也許他們身份是低微的，但是這種低微遮蔽不了他們內(nèi)心的光。《火燒海棠樹》《長安陌上無窮樹》《義結(jié)金蘭記》《槍挑紫金冠》……在這些文字中，作家創(chuàng)造性地處理了當代人情誼與古代傳統(tǒng)情誼的關系，他將民間的情誼置于民族時間的懷抱，從而使讀者意識到，我們的當代生活并非憑空而來，我們的大地上一直擁有高貴的情感。

《山河袈裟》讓人想起新文學的文脈與初心，想起“人的文學”的傳統(tǒng)，想起魯迅先生的話：“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事實上，在《山河袈裟》中，李修文實現(xiàn)了和“無窮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在一起的愿望。由此，它開拓了我們對散文寫作中“地理”的理解，即并不展示地理意義上的風物與人事而追求“盡精微而致廣大”，由廣闊山河出發(fā)抵達“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主題。

如果說李修文以《山河袈裟》的遼闊人世書寫了“天地有情”，那么李娟則以新的散文集《遙遠的向日葵地》（花城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書寫了“人間有愛”。近年來，李娟似乎一直在書寫阿勒泰，她似乎從未走出她的文學疆土，但是讀《遙遠的向日葵地》，誰會認為她寫的只是那遙遠的新疆一地呢？讀者們對她的外婆和媽媽難以忘記。在那些篇章里，敘述人是女兒，是外孫女，她嬌憨、生動，但又深情。她將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寫得自然平實，但自有一股魔力。那是多么有趣可愛的外婆，那又是多么堅忍而又樂觀的母親。李娟的文字中有對所在土地的純粹信任與熱愛。

很多人從李娟的文字中會想到蕭紅。蕭紅喜歡用描寫自然的方式描寫人民的生存。大自然和牛羊在蕭紅那里都不是點綴或裝飾，而是寫作的核心，是她作品中帶有象征意義的光。李娟的文字也令人想到這些。李娟的寫作固然與“地理”相關，但是，她書寫的是一個非傳奇性、非戲劇化、非風光化的新疆，她所要建構(gòu)的并非地理意義上的阿勒泰。像她的外婆和母親一樣，她天然具有與自然、土地、天空以及動物和諧相處的能力，她依憑這樣的能力和北疆土地唇齒相依，由此帶給當代散文寫作新氣象。借由李娟的文字，作為生活和生存之地的北疆展現(xiàn)了與眾不同的紙上鄉(xiāng)土風貌。它豐美又富饒，神秘又熱情，深具文學象征意義。

在當代中國，關于山河與地理的作品眾多。為什么《山河袈裟》和《遙遠的向日葵地》如此受讀者青睞？因為兩位作家都是“有情人”。因為有情，“山河袈裟”里散落民間四面八方的百姓重新匯聚；因為有情，“遙遠的向日葵地”不再只是風景，它閃現(xiàn)著普遍而動人的情感光澤。

生物世界的新發(fā)現(xiàn)

《有如候鳥》（新星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是散文家周曉楓2017年出版的最新散文集。這是文字密度極高、給人高度審美愉悅的作品。被阿爾茨海墨病侵害的老人，節(jié)節(jié)潰敗的中年人，有隱秘傷痕的沉默女人，備受情感暴力困擾的女孩子……他們有如世界各地遷徙的鳥兒，行蹤遼闊但又沉默如謎。當然，這部散文集里還有那些我們平日里根本不感興趣的小動物，海馬、火烈鳥，壁虎、蜥蜴、蜻蜓、蜜蜂、海鷗、蝴蝶……每一種動物都能帶給我們神啟，每一種動物都有靈性。我們不熟悉的動物世界，遠比我們的想象有趣得多。

令人難忘的是那篇《浮世繪》，深夜廣播里關于男人隱疾的講述。隱匿的痛苦被掀起，似乎變成一種話語的狂歡。一如微信微博中的信息，它們看起來是私密的，但卻也是公開的，大家共享痛苦和秘密。由此，散文家探討的是靈魂，是大多數(shù)人已經(jīng)遺忘或不愿記起的東西。《初洗如嬰》中則寫到阿爾茨海墨病患者與記憶的分離，人逐漸退化為動物的過程。周曉楓于動物身上看到人性。在人那里，她又看到了動物性。借助于生物意義上的人與動物關系的理解，周曉楓帶領讀者深入到最為復雜的人的精神領地，她使我們看到作為動物的人，也看到了作為人的動物。

與周曉楓《有如候鳥》不同，曹萍波的《萬物贈我濃情蜜意》（湖南文藝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寫的是人與植物、人與節(jié)氣之間的美好關系。曹萍波長期在《三聯(lián)生活周刊》開設“物候志”專欄，擁有諸多讀者。在她的筆下，大自然的花草具有神奇而迷人的特質(zhì)，它們能打開我們的記憶與情感之門，苦楝樹、夾竹桃、茄子、苦瓜、芭蕉、茉莉、紅豆、野菜……那些身邊的植物因為她有趣的講述重新回到我們眼前。從此，它們不再只是一株株植物，它們與我們的生命、情感與愛有關；它們是我們的平行世界，它們有著難以言喻的生命氣息。

曹萍波的文字讓人想到現(xiàn)代散文傳統(tǒng)中的小品文。與那些沖淡平和的散文作品相比，這部作品具有生氣勃勃的品相。作家對植物的傾心熱愛使這部作品具有了一種獨屬于大地的能量。這不是無趣的、掉書袋的寫作，作家的講述并不依賴于干巴巴的知識而更多來源于個人經(jīng)驗與氣味記憶，因此，這部作品才別具魅力。某種意義上，《有如候鳥》與《萬物贈我濃情蜜意》代表了近年散文對生物世界的新發(fā)現(xiàn)：前者呈現(xiàn)的世界是幽暗而復雜的，帶著某種動蕩的危險色彩；后者則是明亮而飽滿的，它呈現(xiàn)的是生物世界的蓬勃與靈犀。

在回顧五四運動第一個十年的文學成就時，魯迅和朱自清不約而同地認為，與小說、新詩、戲劇的寫作實績相比，新式散文寫作的整體成就最高，朱自清甚至認為是“絢爛已極”。而之所以有這么好的成就，原因既與當時報刊業(yè)發(fā)達有關，也與這一文體的自由特質(zhì)有關。作為一種開放的文體，百年前的新式散文遇到了一大批優(yōu)秀寫作者和深具現(xiàn)代意義的發(fā)表平臺，從而在思想和藝術(shù)上達到了一個高度。今天，散文所面臨的際遇與一百年前極為相近。——散文遇到了新媒體時代，也遇到了諸多有藝術(shù)追求的寫作者。事實上，今年還有另一些作品如《青苔不會消失》（袁凌）、《奔跑者》（塞壬）、《草原生靈筆記》（艾平）、《中關村筆記》（寧肯）、《故宮的隱秘角落》（祝勇）、《泥與焰》（黑陶）等也都令人難忘。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整體而言，2017年的散文作品，在歷史、地理、生物等常規(guī)題材上進行了深度探索、融解與消化，顯現(xiàn)出整體意義上的氣象一新，散文寫作進而呈現(xiàn)出豐富的樣貌和可能，這是2017年度散文寫作的珍貴收獲。作為讀者，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寫作者賦予散文這一古老文體以更為飽滿、更為燦爛的生機。

（作者：張莉，系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