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村上春樹給日文版的《蒂凡尼的早餐》做的序，題目為本公號編輯所加。作者結合卡波特的生平經歷為我們還原其小說創作和發表的過程。文章重點追溯了卡波特的天賦以及自身獨特的創作方式所帶來的瓶頸。村上春樹從作家的體驗角度觀察到，卡波特是天賦優異的故事講述者，但他并不具備隨時隨處自由地創造故事的能力。他所擅長的，是根據自己的直接體驗來生動地完成故事。但是一旦題材用盡，那么無論他掌握了多么優秀的文體，也無法再寫小說。這樣的特點使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創作所展現出來的奪目光輝，自《冷血》之后再也不曾重現。同時，村上也在卡波特的寫作中體會到小說這一事物的奧秘之處：真正優秀的童話，能夠以它獨有的方式，給予我們生活下去所需要的力量、溫暖與希望。

《蒂凡尼的早餐》于一九五八年春由蘭登書屋出版，并于一九六一年由派拉蒙公司拍成電影。書的評價相當高，創下了非常大的銷量，但現在一提到《蒂凡尼的早餐》，很多人眼前首先浮現出來的，可能卻是電影主演奧黛麗?赫本的容顏、考究的紀梵希黑禮服，以及亨利?曼西尼作曲的給人深刻印象的電影配樂。電影雖然與原作差異很大，但它完成了一個頗為精致的愛情喜劇，在商業上也獲得了巨大成功。現在很多人在讀書之前已經看過電影，因而會不知不覺地把奧黛麗.赫本疊加在主人公郝莉?戈萊特利身上。這對小說也許是個困擾，因為作者杜魯門?卡波特顯然并不是把郝莉?戈萊特利設定為奧黛麗?赫本那種類型的女子。據說，當卡波特聽到將由赫本來主演電影時，曾表現出很大的不快。或許他認為郝莉身上那種驚世駭俗的奔放、在性上的開放，以及純潔的放蕩感，這位女星本來并不具備。

作為日文版譯者，我希望書的封面盡可能不要使用電影畫面，因為那樣難免會限制讀者的想象力。郝莉?戈萊特利這個女人，到底是什么樣子呢？跟隨故事的進展，每一位讀者都在想象中自由馳騁，才是閱讀此類小說的一大樂趣。郝莉·戈萊特利恐怕是杜魯門?卡波特在小說中創造出來的最有魅力的人，如果把她簡單地同化為一位女演員——姑且不論當時的奧黛麗?赫本也很有魅力一一我覺得實在太可惜了。

另外，故事的敘述者“我”身上，毋庸置疑疊加著作者卡波特的身影和靈魂。與喬治?佩帕德那種健壯、金發的純粹美式英俊青年給人的印象有著很大的不同。這位住在樓上公寓里的男子，來自鄉下，臉上還殘留著少年的痕跡，敏感，還有幾分倦怠——郝莉感知到了他身上的中性特質和漂泊不定的孤立感，正因如此，她才會信任他，和他成為朋友。如果對方換成喬治?佩帕德，故事必然迥然不同——也的確迥然不同了。

盡管如此，電影自有其有趣之處，它將彼一時代的紐約風光描繪得美麗而歡快。所以，在這里就不和電影進行比較、說長論短了吧。我想說的是，如果可能，希望大家盡量與電影拉開距離來閱讀和欣賞這個故事。

不過話說回來，難道就沒有人愿意盡可能地忠實于原作，將《蒂凡尼的早餐》再拍一次電影嗎？比起重拍（并非特別有此必要）《驚魂記》或《電話謀殺案》等作品來，這個做法要明智得多。但下一次由誰來演郝莉?戈萊特利呢……實在想不出具體的名字，真是很為難。還請大家看書的時候，想一想什么樣的演員適合郝莉。

卡波特于一九二四年出生于新奧爾良。他在母親的老家亞拉巴馬州鄉下度過了少年時代，十幾歲的時候去了紐約。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他在《紐約客》雜志做小工。他懷著成為作家的志向在雜志社打雜，如此這般度過了《蒂凡尼的早餐》的背景時代。后來，他在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朗誦會上惹了一點麻煩，結果被《紐約客》解雇。本書中描寫的主人公“我”的心境，無疑與當時卡波特的頗為相近。

結束《紐約客》的工作之后，他在雜志上發表了《米里亞姆》、《銀壺》、《夜樹》等幾個短篇小說，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二十四歲時，他發表了長篇小說《別的聲音，別的房間》（1948)，并以此真正作為作家而嶄露頭角，轉瞬之間即成為文壇的寵兒。隨后，他發表了短篇小說集《夜樹》（1949)、中篇小說《草豎琴》（1951)等，確立了自己的地位，與諾曼?梅勒、J.D.塞林格.歐文?肖、卡森?麥卡勒斯等人一道，成為戰后輩出的青年才俊作家之一。但是，他的小說中包含的某種反社會性、性挑逗（且含有不小的同性戀傾向），以及有時過于感覺派的哥特式文體，招致了主流批評家們頗為強烈的反感。他并非萬人公認的一流作家，某種“可疑性”和丑聞在他身邊終生縈繞。但當時的紐約社交界卻舉起雙手歡迎這位才華橫溢、有著精靈般容貌的二十多歲的新進作家。卡波特一面心懷對那個世界激烈的愛憎，一面卻恣意享受身為名流的繁華生活，至死方休。

一九五五年左右，卡波特動筆寫他的新小說《蒂凡尼的早餐》，但進展并不如意。各種各樣的雜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分走了他的時間（這之后他的人生之路兜了好幾個圈子)。一個美國劇團去蘇聯巡回公演時，他也同行。對這次旅行，他寫了一本名為《繆斯們受人傾聽》的書。然后,他到日本旅行，采訪了正在拍攝電影《櫻花戀》的馬龍?白蘭度，撰寫了訪談錄。那是一篇才氣煥發、極為辛辣的人物批評。據說白蘭度看后勃然大怒，高聲咆哮：“我要宰了那個混賬小鬼！”卡波特擅長為自己制造敵人，一向如此。他的觀察力之敏銳無人能及，從不偏離要害，文章像刀一般鋒利。一旦按下解除控制的按鈕，它的效果是致命的。

他總算坐回到自己家里、重又執筆寫《蒂凡尼的早餐》，是一九五七年的事。經過種種辛苦，一九五八年春天，這部小說終于完成。這部以郝莉?戈萊特利這一充滿魅力的“天然策略家”——很矛盾的說法，卻也正是卡波特自身的寫照——為主人公的時尚都市小說，瞬間即贏得了人們的喜愛。眾多聚集在杜魯門身邊的紐約社交界的女性，髙聲主張“我才是郝莉?戈萊特利的原型”。批評家們也大都對這部作品表示好感。

小說最初預定一次性刊登在女性雜志《時尚芭莎》上，連合同都已訂立，但該雜志最終卻拒絕登載，令卡波特極為憤怒。作品轉而刊登在男性雜志《時尚先生》上，使得該雜志創下了壓倒性的巨大銷量。《時尚芭莎》拒絕刊登這部小說，理由之一是郝莉?戈萊特利很難不被認為是個高級娼婦，而且文章多處提及同性戀，理由之二是編輯們擔心這會引起小說標題中涉及的雜志大廣告主蒂凡尼珠寶店的不快。據說卡波特對此付之一笑，說“用不了多久，蒂凡尼就會把我的書擺在櫥窗里”。我并未聽說蒂凡尼把這本書擺到了櫥窗里，但小說《蒂凡尼的早餐》客觀上大大宣傳了蒂凡尼珠寶店，則是毋庸置疑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對于性方面的言論就是這樣嚴格——或者說，就是這樣令人膽戰心驚。

在《蒂凡尼的早餐》中，與內容并駕齊驅，它的文體也是一大魅力所在。

當時，諾曼·梅勒在本書的相關評論中，如此贊賞卡波特：

與我同輩的作家當中，卡波特是最接近完美的。他遴選一個個詞語，節奏之間環環相扣，創造出美妙的句子。《蒂凡尼的早餐》沒有一處用詞可以替換，它應該會作為一部絕妙的經典留存下去。

為了翻譯這部作品，我反復讀過好幾遍文本。每一次讀到這部作品，都為它精心打磨、簡潔洗練的文字折服，真是百讀不厭。卡波特在這部作品之前的文章當然也很好,但時而會讓人感到有些地方似乎過于才氣畢露。但在《蒂凡尼的早餐》中，那種“又來了”的感覺描寫隱去了蹤影，文章勻稱修整、言簡意賅，在翻譯過程中，我不禁數度贊嘆“太棒了”。

說一點我個人的話題，我在高中時第一次讀到英文版的卡波特作品（那是一篇叫作《無頭鷹》的短篇小說)，記得我深深地嘆息“這么好的文章，我無論如何也寫不出啊”。我在二十九歲之前都沒有試圖寫小說，就是因為數次經歷了這種強烈的體驗。因此，我一直認為自己沒有寫作才能。我在高中時代對于卡波特文章的感受，即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也幾乎沒有變化，只不過如今我的態度能夠變為“卡波特是卡波特，我是我”，僅此而已。

關于自己文體的變化，卡波特在一九六四年接受雜志《對位法》的采訪中，這樣說道：

我有兩段生涯。第一段是早熟期的生涯，年輕人自然而然地寫出了一系列作品，也有相當出色的。即便到了今天，我拿起那些作品，還是會佩服說真是不壞。筒直像在讀別人寫的東西似的。我的第二段生涯始于《蒂凡尼的早餐》。從那時起，我有了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法，開始使用不同的文體——當然，是在某種程度上。文體的確在那一時刻完成了變化，文體經過修整，變得簡樸，得到更好的統御，成為更加清晰的東西。在很多地方，新文體不像以前的那么富于刺激，或者可以說，也不再那么新奇獨特了。另外，它比以前的寫起來要費勁得多。我還遠未完成自己想做的事，遠未到達自己想去的地方。關于下一本新書（村上春樹注:指《冷血》），我想說的是，我將盡可能接近那個地方——至少從戰略上。

但卡波特并非毫無損傷地渡過了這一難關。他為此失去的東西、不得不放棄的東西絕非少數。天衣無縫的純粹、文章自由自在的飛躍、能夠安然度過深重黑暗的自然免疫力——這些東西再也不曾重回他的手中。借用他自己的話，那就是他已經不再是“能自然而然寫作的年輕人”了。而且，《蒂凡尼的早餐》取得成功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同樣，或者說是更嚴峻的苦痛綿綿不絕的日子。他這樣寫道：

有一天，我開始寫小說。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將被一位高貴卻無情的主人用鎖鏈囚禁。上帝在賜予你才能的同時，也給了你鞭子。鞭子是用來狠狠地抽打自己的……現在，我獨自待在黑暗的瘋狂之中。孤單一人，手里握著一把卡片……當然，這里也放著上帝賜予的鞭子。

所謂的鞭打自己（self-flagellation),毋庸贅言是為了追求體驗耶穌基督所感受到的苦難而進行的宗教性自傷行為。卡波特的苦痛是從靈（精神的）與肉（物質的）的夾縫中產生出來的，這一點大概無有異議。卡波特故事中的主人公們也生活在這樣的夾縫里。他們中的很多人希望生活在純潔之中，但是在純潔喪失之時（或多或少，有一天終會喪失）,無論在哪里，他們的居處都會變成徹底的囚籠。于是，殘留下來的只有婉曲的自傷。

《花房》的主人公奧蒂利經歷苦難之后，再次獲得了純潔，但這終究是個例外。只有在海地貧困的深山中，才能實現此種愛的童話。《鉆石吉他》中的希菲利被純潔的象征——迪克?菲歐利用和背叛，回到了永遠的幽閉之中，記憶殘酷地將他的心劈裂。《圣誕節回憶》中的少年主人公，將使美好與純潔具象化的東西通通埋葬到泥土之下，此后等待著他的，只有欠缺溫潤色彩的冷酷的成人世界。

《蒂凡尼的早餐》中，郝莉?戈萊特利最終迎來了什么樣的結局，在書中并未寫明。但無論她身處何等境況之中，我們都很難相信她能從對“心里發毛”與幽閉的恐懼中完全逃脫出來。主人公“我”想再見郝莉一面，但又并不積極，便是害怕看到她失去“純潔”這一羽翼后的模樣，而且恐怕他已經有了此種預感。他希望將郝莉作為童話故事的一部分，永遠地留在腦海里。這對他是一種拯救。

盡管卡波特掌握了新的文體，可是接下去，他卻無法尋找到適合這種文體的題材。卡波特是天賦優異的故事講述者，但他并不具備隨時隨處自由地創造故事的能力。他所擅長的，是根據自己的直接體驗來生動地完成故事。但是一旦題材用盡，那么無論他掌握了多么優秀的文體，也無法再寫小說。而且他所處的新環境，并不能如他所愿源源不斷地提供素材，以催生新的小說。恐怕是生平頭一回，卡波特為寫作感到痛苦。他的置身之處盡管繁華，卻慢慢地變成了囚籠般閉塞的所在。

也許是為了從創作的痛苦中逃脫出來，他一度離開了虛構的世界。他在報紙上看到一則關于堪薩斯州一家人被殺害事件的報道，突然產生了激情，開始對事件進行徹底的調查。經過長達六年的調查取材，他完成了《冷血》這一杰出的非虛構作品。作家發現了新的故事素材：在寧靜的鄉村小鎮，被無端殘殺的一家四口；命中注定要殺害他們的兩名不安定的外來者。在這種宿命的糾纏之中，包含著卡波特想要描寫的故事，那是被壓碎在對救贖的希望與難以逃避的絕望之間的人們的身影。卡波特把自己的身體和靈魂完全浸泡在那種緊迫的狀況中，這超越了取材的領域，成為更加個人化、更加人性化的行為。事實一度支離破碎，通過杜魯門?卡波特這部縝密的濾器而再度成形。卡波特將這部作品稱為“紀實小說”，他所掌握的“第二期”的新文體，成為寫作此書極為有效的武器。

這部作品為卡波特帶來了空前的聲名。從作品根源處釋放出的力量、致密到完美的人物描寫，幾乎令每一個人折服。這又是一本堪稱“現代經典”的作品。通過《冷血》，這位驅使著流麗文體的時尚都市派作家，終于變身為不折不扣的真正作家。但是，這本書在帶給卡波特聲名的同時，也從他身上奪去了很多活力。卡波特不遺余力地利用了那些素材，那些素材也不遺余力地利用、消耗了他。卡波特用他的靈魂交換了那些鮮活的素材——這么說也許太過極端，但我總是忍不住認為，也許在某個隱秘、幽深的地方發生了這樣的交易。見證兩名殺人犯被處決，使卡波特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他似乎再也沒有從這一打擊中站起來。

至少就虛構作品而言，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所表現出的奪目光輝再也不曾重現。簡言之，他不能寫小說了。他于一九八〇年發表的短篇集《變色龍的音樂》，老實說有一種生拉硬扯般的不自然感，他去世后發表的丑聞之作《祈禱得回報》也終未完稿。無論哪一本，作為卡波特的作品都不能令人滿意。

喬治?普利頓曾說，未來，卡波特大概將作為非虛構作家——而不是小說家，被人們銘記。我不這么認為，或者說，我不愿意這么認為。的確，以《冷血》為代表的卡波特的“非小說”，品質高妙而有意味，有其過人之處。但是無論有多好，《冷血》畢竟只有一部。卡波特作為作家的本來領域，我相信還是在小說世界中。在他的故事中，人們懷有的純潔及其不久之后的去處，被描繪得無比美好、無比悲傷。那是只有卡波特才能描繪出的特別世界。還是高中生的我就是被那個世界所吸引，才得以體會到小說這一事物的奧秘之處。

主人公“我”相信郝莉?戈萊特利曾經擁有的“純潔”這一羽翼，并決定一直相信下去。像他一樣，我們也相信《蒂凡尼的早餐》中所描繪的美好而變幻無常的世界。說這是童話也好。不過，真正優秀的童話，能夠以它獨有的方式，給予我們生活下去所需要的力量、溫暖與希望。

而小說家杜魯門?卡波特，則用實例鮮明地告訴我們,所謂優秀的童話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