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中國作家書畫展、手稿、手札展近期在中華世紀壇藝術館與觀眾見面，特像一幕陌生的戲，突然拉開了幕布，突然有了情節，突然有了沖突，最后，也有了觀眾期待的喜悅。

好字是文人寫的，好畫是文人畫的。如果在宋元明清這樣說，哪怕是民國年間這樣說，沒有人持異議。原因很簡單，那時候的書畫與文人關系密切。所謂的詩書畫，符合中國文化的美學傾向。今天這樣說，難免有一點酸，原因也簡單，新文化運動、科技手段、社會分工等，改變了中國文人的工作習慣，從西方文化的介入，到現代漢語的常態化；從教育體制的改變，到書寫工具的更替；從文人趣味的多元，到現代展覽、展示的形成，傳統文人與傳統書畫的結構歷史性調整了。結果是，好字是書法家寫的，好畫是專業畫家畫的。

畢竟有兩千年的傳統，文人們的毛筆書寫和形象涂抹，頑固地留存在人們的記憶深處，甚至向經典學習，所看到的依然是文人們的手札、文人們的畫。那種生命的律動，飄逸的神采，放達的情懷，一唱三嘆的情感，是割舍不掉的精神遺產，對這份遺產的繼承，當然是我們對傳統的禮敬，對中國書畫的再認識。

向全國作家公開征集書畫作品，是一次大膽實踐。盡管這樣的舉動基于當代作家書畫創作熱情的高漲，還是有人懷疑，能行嗎？如此規模化、專業化的書畫征集與評選，究竟能走多遠？懷疑可以有，事實可以讓懷疑煙消云散。中國作家蟄伏已久的書畫創作沖動，是對我們極大的鼓舞。百歲老人馬識途、87歲的著名詩人梁上泉、81歲的著名詩人管用和等，紛紛寄來參評作品。中青年作家更為踴躍，有的投寄書法作品，有的投寄美術作品，有的既寄書作、也寄畫作，可謂各顯神通。

征集作品的過程中，一個現象讓我們驚喜不已——活躍在書畫創作領域的書畫家也寄來作品。不是只向作家征稿嗎？翻看他們的簡歷恍然大悟，這些書畫家也是詩人、作家，隨書畫作品，寄來的還有他們的詩集、隨筆集。作家寫字畫畫，被視為跨界，書畫家寫詩作文，是不是也是跨界呢？其實，對中國作家、書畫家來講，“詩書畫”沒有界別；對中國文人來講，“詩書畫”是一個精神整體。只是工業文明、信息社會，似乎部分消解了“詩書畫”對于中國人、中國文化的意義。

作家寫字畫畫，書畫家寫詩作文，是自發的文化跨界，也是重要的融通。100年的時光，我們懷疑、猶豫，我們批判、覺醒，我們尋找、突破，歸根結底，傳統文化的魅力可以誤讀，但不能遺忘、丟失。這一次的不期而遇，或者說這一次的精神邂逅，讓我們重新走到了一起。

與作家書畫頡頏的，是作家的手稿、手札。當手稿、手札成為當代展覽的載體，我們是不是記得手稿、手札的功能？是不是記得手稿、手札的世界意義、文化內涵、視覺效果、文獻價值？

手稿、手札，是私人性的書寫。但關乎文章、世情的表述，熔鑄于一個人的手稿、手札。計算機文字處理系統出現之前，每一個人的書寫必須依靠紙和筆，寫在紙上的文章和書信，就被稱為手稿、手札。當鉛字印到紙上，裝訂成冊，手稿成書，流布廣泛，好與不好的名聲自然存在。從有好名聲的書，會想到手稿，不管字體凌亂，還是秀色可餐，那份手稿的分量就有了。因為社會化功能的存在，手稿的價值會從文獻價值，過渡到收藏價值、經濟價值。手札更具有典型性。它的傳統堅硬，時間久長，復合型特點十分鮮明。手札的社會屬性忽略不計，從書法說起，手札更不同凡響。經典書法作品，庶幾是士大夫的手札。與手稿相比，手札清晰而具體，它所言及的是彼時的現實生活、生命情感。為此，手札的神來之筆，是書法美、藝術美的表現，它的語言邏輯，又能窺視歲月的真相。手札的歷史意義由此而來。

當代作家書畫是作家才情的展露，是作家另一支筆的探求與挖掘。同時，也是中國“詩書畫”傳統的回歸。手稿、手札日漸凋零了，我們努力把當代作家的手稿、手札集聚一堂，是重溫每一個人以筆書寫的美好歲月，從一撇一捺中，看到文章的原貌，看到寫作者留在字跡中的情感起伏、性格特征。也許，這就是首屆中國作家書畫展、手稿、手札展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