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作品的敘事跨度長達將近一個世紀，但劉慶《唇典》的敘事重心卻毫無疑問是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14年的東北抗戰。《唇典》由十個“腓凌”組成，其中，前三個“腓凌”為一部分，后兩個“腓凌”為一部分，中間的五個“腓凌”為一部分。單就篇幅和體量來說，前后兩部分加起來，正好等同于中間的一部分。三部分的這種布局本身，就說明著中間部分在小說《唇典》中的重要性。更進一步來說，中間部分的起止時間，分別是1931年與1945年。《唇典》中間最重要的五個“腓凌”所集中描寫展示的，事實上正是東北的14年抗戰。從這個角度來看，斷言《唇典》是一部旨在呈現東北抗戰歷史真實境況的長篇小說，就是一個可以成立的結論。假若這樣理解，那么，前三個“腓凌”所組成的那個部分，就可以被看作是東北抗戰的“前史”，而后面兩個“腓凌”所組成的那個部分，自然也就是東北抗戰的“后史”。劉慶通過一種力透紙背的傾力書寫，成功地刻畫塑造出了主人公郎烏春這樣一位別具個性的抗戰英雄形象。

敘事長度同樣差不多長達一個世紀的，是海外女作家張翎同樣書寫表現抗戰的《勞燕》。或許與作家總是游走于中西之間的具體文化身份有關，《勞燕》的題材本身即具有突出的國際性色彩，作家所集中描寫展示的正是抗戰期間中美軍隊并肩作戰的故事。毫無疑問，對于72年后終于聚集在月湖的牧師比利、伊恩以及劉兆虎這三位亡靈來說，那個說起來一直諱莫如深的名字，事實上正是他們各自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只不過在劉兆虎的眼中，她是阿燕，在伊恩的眼中，她是溫徳，而在牧師比利的眼中，她是斯塔拉。一位女性，三個名字，分別代表著她生命中的三個不同階段。實際上，72年之后相聚在月湖的三位抗戰老兵的亡靈，也正是圍繞這位共同的女性，展開了對于既往生命歷程的追憶。其中的故事焦點，當然是他們由于戰爭的原因而在月湖地區相識、相交一直到最終分手的整個過程。其他不說，單是中美兩國軍人的并肩作戰本身，就已經突出地體現了某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味。

如果說《唇典》與《勞燕》聚焦于戰爭，那么，上榜的另外三部長篇小說所聚焦的，就是作家筆下人物的主體精神世界了。首先明顯具有精神分析學深度的是魯敏的《奔月》。《奔月》藝術形式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對于假定性敘事形式的巧妙設定與使用。小說的核心事件是女主人公小六一次意外車禍后的悄然失蹤。借助于小六的悄然失蹤，作家所漸次打開的，正是這一現代女性那樣一種其實一直掩藏很深的精神世界。如果說，曾經的小六表面上是溫順乖巧的，那么，這個被敘述者逐漸發掘并呈現給廣大讀者的，則是一個奔放的現代女性。這里的一個關鍵問題在于，出現在他者視閾中的自我，往往是受到道德、法律等社會性因素強勢監督的“超我”。往往地，一個人只有在獨處的時候，在逸出了他者的視閾之后，更多地由本能控制支配的那個貌似“張牙舞爪”的“本我”才會浮出海面。

“既問蒼生”，固然是《心靈外史》非常重要的一個價值層面，但“也問鬼神”，對國人精神信仰層面上心靈深淵的存在做真切的深層透視，卻更可以視為石一楓小說創作的一種新開拓。這一點，集中通過大姨媽這一被刻畫得活靈活現的女性形象而凸顯出來。具體來說，在這部雖然篇幅相對短小但敘事時間跨度卻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長篇小說中，大姨媽精神信仰方面的疾患，乃集中通過四個關鍵性的時間節點而體現出來。從作家石一楓的角度來說，大姨媽最后到底信了什么或者干脆就不再信什么，實際上也都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在于石一楓《心靈外史》的寫作本身，在于作家以如此一部具有心靈沖擊力的優秀長篇小說關注、思考并表現了國人的精神信仰問題。

最后要提到的是范遷的《錦瑟》。小說所集中透視表現的，乃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后一段知識分子的精神秘史。對于男性主人公失敗的人生，恐怕還是刊物編輯給出的理解最為到位：“由于知識分子本身的軟弱和動搖，注定了他自身改造的不徹底性，他在戰爭年代與和平建設時期都無所適從，同時為個人情感心緒所左右，使他在人生道路上舉步維艱，處處受挫，錦瑟無端五十弦，人生匆匆半百載，回首遙望，感嘆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