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中篇小說給我的基本印象是，對現實經驗的關切和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倚重，仍然是它的主流。同樣，這也是新世紀文學的主流。

好的小說應該能打開人性的褶皺，讓我們看到靈魂深處的隱秘，也由此觸摸到它與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歷史和現實的關聯性。張悅然的《大喬小喬》和石一楓的《借命而生》很好地抵達了這一文化和美學目標。《大喬小喬》不斷在現實與過去之間閃回切換，以此映照、凸顯妹妹小喬被扭曲的成長軌跡和精神歷程：作為一個意外超生的孩子，始終被父母長期排斥在家庭之外，為了生存，她付出了遠比他人更艱難的努力，也無法不在內心形成一個黑暗的淵藪。她在自利和親情之間撕裂而又扭結，直到大喬因為不堪生活的重負投河自盡，她的人性才在疼痛和震驚之余逐漸復蘇。《借命而生》的情節推進動力則建立在一個類型化的警匪敘事模式上。警察杜湘東和逃犯許文革的角力貫穿了他們大半生的光陰。兩個人升沉起伏的命運，像兩股麻繩緊緊地絞合在一起，連動著20多年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動。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從歷史的快車道被甩出來的人，杜湘東從一個意氣風發的青年成了暮氣沉沉的“杜爺”，固然是人生的“失敗者”；許文革風云際會不僅成了一個富豪，而且洗白了自己，看似“成功”，卻也逃不過被更有“來頭”的人打垮的結局。他們的悲劇，來自于他們的剛硬與這個時代的深刻錯位和沖突。

嚴歌苓的《你觸摸了我》借助作家蕭穗子的回顧性視角，追憶、想象、咀嚼和剖析了昔日文工團轟動一時的“觸摸事件”以及對當事人日后命運的影響。“活雷鋒”劉峰對林丁丁的表白和“觸摸”，不只被林丁丁，也被她的戰友們認為是不能接受的。正是那樣的時代，才造成了對人的這種僵硬和褊狹的理解，也造成了當事人此后坎坷失意的人生。然而，人性有其猥瑣不堪的一面，也有其對善良的珍重和守護。這集中體現在小說另外一個主要人物何小嫚的身上。“一個始終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識得善良，也最能珍惜善良。”正是她，在漫漫歲月里一直緊緊地伴隨著劉峰——即使不是在身體上，也至少是在精神上，在靈魂的深處。小說顯現出嚴歌苓對個人與時代、個體與集體、“好人”與“強人”、（人性的）高貴與卑下等等多重關系的深度思考。

王安憶的《向西，向西，向南》同樣在個人生活軌跡的變遷上，投射出紛紜繁雜的歷史信息。這是一個“上海人在紐約”的故事，只不過，與其說它講述的是“美國夢”的實現，不如說是幻滅。歷經丈夫的出軌、女兒的背叛，何玉潔或許發現，生活永遠沒有落地生根，而是充滿著不可預知的可能性。向西，向西，向南，流動和漂泊既是被現代性緊緊圍困的每一個人的宿命，同時也表征著何玉潔們對人生意義的執著找尋。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過，“人是一個秘密。應當猜透他，即使你窮畢生之力去猜解它，也不要說虛度了光陰；我正在研究這個秘密，因為我想做一個人。”這也是許多中國作家致力掘進的目標。以2017年上榜的中篇小說而言，孫頻的《松林夜宴圖》、東紫的《芝麻花開》、陳倉的《摩擦取火》等，都在圍繞著這個核心問題而展開。只是，在如何兼及思想和藝術的平衡協調上，有的作家交上了令人滿意的答卷，而有的作家，毋庸諱言，還是留下了或大或小的遺憾。最后，我把一份必要的哀悼和敬意獻給離世不久的青年作家胡遷。他的遺作《大裂》顯示出驚人的才華和洞察力，以一種荒誕和變形的形式，有力地呈現了一群大學生“你別無選擇”式的存在狀態——破碎的、混亂的、虛無的、充滿著焦灼感和無力感的——其實，這也是有關我們的現代性生存的一個整體象喻。

2017年已經過去，2018年又接踵而至。古往今來，人事代謝，而文學之河兀自浩浩蕩蕩奔流不息。我們伴隨著它一路前行，且總是忍不住要發一點深深淺淺的議論——但無論說什么，我們的頭腦里應該始終保持著一種必要的自知和自省，因為那個古老的寓言很早就智慧地提醒我們：不要以為你完全擁抱了一頭大象，你充其量只是摸到了它的一只耳朵，或者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