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的體量已經如此之大、人員如此之多，詩歌現場如此活躍、熱鬧，這一年定然會有重要的詩人、詩作在歷史上留下痕跡，成為未來詩歌史上或長或短的一個段落。面對年度詩歌這一龐然大物的言說對象，難免掛一漏萬、言不及義，在這樣的前提下，我試圖從紛繁的現象與海量的信息中抽取出幾條“線索”，編織成關于這一年詩歌的一種圖景或修辭，“全面”與“客觀”是一個理想和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只能是盡力而為。

“新詩百年”：反思與再出發

如果以胡適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白話詩作為中國新詩的起點，到2017年恰好是100年。所以這一年關于“新詩百年”或“百年新詩”的相關活動非常密集。“新詩百年”同樣暗含著一種焦慮，希望通過對百年的新詩進行盤點，總結其經驗與教訓，為新詩的合法性作出證明，為新詩的經典化增磚添瓦。在這其中，“中國新詩百年論壇”是較為系統、規模較大的。該項目自2015年開始，每期一個主題，兩年間在全國7個省18個市縣舉辦了18場研討活動，第19場以“中國女性新詩創作”為主題，第20場則為該系列活動的總結論壇。2017年，有關百年新詩的學術會議舉辦多場，如6月由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等主辦的“第九屆當代詩學論壇·百年新詩：歷史變遷與空間共生學術研討會”，由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等主辦的“傳承與變革：紀念中國新詩誕生百年國際會議”，由《人民文學》雜志社等主辦的“新詩百年與校園寫作”研討會，11月由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等舉辦的“新詩百年：中國當代新詩理論批評研討會”等等。“新詩百年”的書籍出版方面，較大型的是由中國作協與《詩刊》編輯部編選的《中國新詩百年志》，以及由周良沛主編的《中國百年新詩選》。“新詩百年”相關的活動形式多樣，既有刊物專題、詩集出版、理論研討，也有詩會、詩歌評獎、詩歌展、詩歌朗誦等形式，在全國多個地方進行。

“新詩百年”的相關活動對于活躍詩歌氣氛、擴大詩歌影響、總結新詩成就、廓清相關問題等是有益的，當然，也應該看到某些活動中流于形式、自我加冕等問題。百年新詩走到現在，取得了卓越的歷史成就，但同樣存在著種種問題，比如影響力的衰微、視野的窄狹、圈子化嚴重、獨立性不足、被消費邏輯所同化等等，說其面臨著嚴重的危機也不為過。在這樣的情況下，關于“新詩百年”的活動如果能夠促生中國新詩的反思品質、對話精神，使其打開新的可能性，走向更為開闊、自律、從容的境地，無疑是值得期待和欣喜的。

詩歌節、詩歌獎：繁榮及背后

當今中國詩歌體量巨大，新詩、舊體詩詞的創作者據說有數百萬之巨，每年的創作、發表數量則更為龐大、不可勝數。無論是新詩還是舊體詩詞，各種詩會、詩歌節、詩歌獎等活動都非常多，足可作為當今詩歌“繁榮”之表征。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壯大、各級政府對于文化的重視，詩歌這一體裁備受青睞，官方、社會、民間等的各種資本投入到詩歌活動之中，確可謂熱鬧非凡。這一年，較大型的詩會、詩歌節即有中國詩歌節、國際詩酒文化大會、上海國際詩歌節、上海市民詩歌節、中國天津詩歌節、中國（青島）詩歌節、武漢詩歌節、張家界國際旅游詩歌節、南方詩歌節、李白詩歌節、桃花潭國際詩歌周、成都國際詩歌周、西昌邛海·“絲綢之路”國際詩歌周等等。

詩歌獎方面，現在的詩歌獎多種多樣，專業水準和公信力各不相同，“一個人的詩歌獎”水準不一定低，一些名頭響亮的機構評出來的詩歌獎卻也不一定靠譜甚至讓人啼笑皆非。應該相信，時間是公正的，尊重詩歌者，必將獲得詩界的認可，褻瀆詩歌者，眾人的眼睛也不會被輕易蒙蔽。2017年度的詩歌獎擇其要者：第15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于堅、陳先發分獲年度杰出作家、年度詩人獎；第六屆“中坤國際詩歌獎”，鄭敏獲中國詩人獎，屠岸獲詩歌交流獎；第三屆“袁可嘉詩歌獎”，藍藍獲詩人獎，傅浩、劉文飛獲翻譯獎，張清華獲詩學獎；第四屆“東蕩子詩歌獎”，羅羽、敬文東分獲詩人獎、評論家獎；第二屆“建安文學獎”，雷平陽、肖水獲詩歌獎，羅振亞獲評論獎。

詩歌活動方面另外一個較明顯的特征是“國際化”的增強。而今的詩會、詩歌節“國際化”已近乎時髦，成為“高端”活動之“標配”。本年，除了前面所列的諸多國際詩歌節、詩歌周之外，還有“2017中美詩人互譯互訪”、2017“中美詩學對話”、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主辦的“跨越語言的詩意·詩歌翻譯工作坊”第四季、北京師范大學主辦的“2017金磚國家文學論壇”等。這些活動既有“請進來”，也有“走出去”，作為一個側面顯示出中國詩歌國際交流的增多，“中國詩歌”早已不是一個封閉、獨立的系統，而是“世界詩歌”的一部分。詩歌活動的“國際化”對于中國詩歌擴大國際影響力是有助益的，與中國經濟實力、國力的增強等自然也有關系。

這些活動的確昭示著詩歌的活躍與繁榮，對于推介優秀的詩人詩作、促進詩人之間的交流、拉近詩歌與公眾的距離、提升公眾的審美能力和人文素養等是有益的，這些作用均顯而易見，毋庸贅言。不過同時也應該看到，這種繁榮有時也是值得審視、應該打上引號的。因為一些詩歌活動的主角并不是詩歌和詩人，其背后可能是功利的考量，一些活動以詩歌之名實際是在消費詩歌、利用詩歌，詩人淪為點綴或道具，詩歌并未真正地發出聲音，這樣的詩歌活動無疑是沒有多少建設性，意義不大的。

創作評論：靜水流深，呈示自我

就詩歌創作而言，一年不太可能出現什么明顯的“轉向”或“轉折”，它更多的是在此前方向上的展開和深化。當代詩已極其多元、豐富，內部充滿差異性：口語的、意象的、抒情的；現實的、現代的、后現代的；語言的、生存的；學院的、民間的；智性的、及物的；主流的、邊緣的；性別的、地域的……“五花八門”、難以盡數。詩歌界“圈子”眾多、“派系”林立。除卻過于狹隘化、情緒化、意氣用事等的缺憾之外，這樣的情況卻也正常，契合詩歌的自由品質。如果整個詩壇一團和氣、彼此都寫同一種詩，無論寫得多么好、多么圓熟，恐怕都是令人乏味的，而現在這樣的狀況固然混亂有之、低水平重復有之、混水摸魚濫竽充數有之，但卻也是有活力、有成長性，包含著可能性的，正如詩人朵漁所說“不團結就是力量”。2017年，詩人們在進一步走向“四面八方”，各個呈現著不同的自己。“60后”、“70后”的寫作群體應該是最富創造性和影響力、整體水準最高的。當然，如果說到詩歌的“變化”，可能更多的體現在年輕詩人那里。而今的年輕詩人寫作的起點更高，接觸的信息更多，想象力豐富，對于時代變化的體察更為敏銳，他們的作品是更可能包含和形成詩歌新美學的。有諸多刊物對年輕寫作者予以關注，《作品》雜志設置“推手·90后推90后”欄目助力“90后”寫作者，《草堂》詩刊設置“最青春”欄目，主要發表“80后”、“90后”詩人的作品，《人民文學》則專辟“90后”欄目，2017年發表了莊凌、炎石、顏彥、李昀璐等“90后”作者的詩歌作品。

2017年8月，第33屆青春詩會在甘肅舉行，《詩刊》社為15位青年詩人每人出版一本詩集。霍俊明主編的“中國好詩”第三季出版，李南、梁曉明、胡弦、葉舟、何向陽、榮榮、姜念光、藍野、白慶國、嚴彬的10本詩集入選。此外，雷平陽的《擊壤歌》、李少君的《我是有背景的人》、張執浩的《神的家里全是人》、毛子的《我的鄉愁和你們不同》、梁平的《家譜》、韓文戈的《萬物生》、潘洗塵的《這是我一直愛著的黑夜》、藍藍的《唱吧，悲傷》均厚重而獨異，有著較高品質。

詩歌評論方面，有數本具有個人鮮明風格特色的評論文集出版，如張清華的《像一場最高虛構的雪》、敬文東的《感嘆詩學》、李犁的《烹詩》、霍俊明的《先鋒詩歌與地方性知識》等，均形成了個人化的語體風格和觀念體系，各有“獨門密技”、卓爾不群。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詩想者·學人文庫”的“‘70后’詩歌批評家文叢”推出陳衛、劉波、熊輝、易彬、張立群、王士強六人的評論集，是對“70后”詩歌研究者的一次集中推介。

AI寫詩與“底層寫作”

2017年，AI寫詩并出版詩集可以稱得上一個事件。5月19日，微軟聯合圖書出版商湛瀘文化在北京發布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其著作者為微軟人工智能機器人小冰。AI寫詩在詩歌界引起了一時熱議，大多數人認為人工智能沒有情感、缺乏靈性、沒有生活經驗和生命記憶，其詩歌很大程度上只是詞語的隨意組合，是語言的游戲和空轉，即使可以稱為詩也難稱好詩。不過也有詩人指出，人工智能的學習能力非常強，有著無限的可能性，它現在只是邁出了第一步，未來往哪個方向發展、發展到什么程度，能給人類帶來什么是今天的人們所無法想象的。實際上，僅就現實性而言，微軟小冰的出現也是重要的，它至少可以是一個鏡鑒，小冰寫得固然還不夠好，但是寫得還不如小冰的詩人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說，小冰的工作已經完全可以替代這一部分寫作者了。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詩歌的出現提高了現代詩的門檻，對詩歌寫作和詩歌寫作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工智能寫詩代表了現代高科技進行詩歌創作的可能，比較“高端”，現實之中還有處于“低端”的為數眾多的“底層寫作者”。“底層寫作”體現著現實主義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時也體現著一種可貴的寫作倫理。師力斌、安琪主編的《北漂詩篇》收入100余位“北漂”詩人的詩歌作品。其中的“漂”對具體個體而言意義不盡相同，但無論如何，這一行動重新提出了詩歌如何處理現實、面對現實以及當今時代詩人何為的問題。2017年末，由《作品》雜志社組織的“我們的聲音，詩歌進工廠”詩歌朗誦及研討活動在廣東舉行。AI寫詩和底層寫作一定意義上可以構成一個象征，代表了當今社會現實的兩個極端，機器的人化與人的機器化、資本與權利、發展與生存、自由與倫理……它們構成了無比復雜、立體、混沌的“現在”，而“未來”也必然與此有關。這同樣是我們時代的詩歌所需要面對的問題和挑戰。

這一年，詩人羅門、余光中、屠岸先后去世。他們都是出生于上世紀20年代的詩歌老人，參與和見證了新詩的歷史，他們的離去使中國新詩的某些重要區塊發生了結構性的坍塌。好在詩人還有作品留在人世，作品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生命仍在。人的自然生命終歸有限，是非功過留與后人評說，那些為人為詩俱好、人與詩相統一的，其人其詩之間會互相成全、相得益彰，反之，則會有一種消解、遞減的效應。這是對我們時代詩人的一種提醒，也是常言所說“做詩先做人”，“欲為詩，先修德”的道理。余光中曾說詩人的工作是“與永恒拔河”，每一個詩人的寫作其實都應該是朝向永恒的，“與永恒拔河”。時代的喧囂與浮躁是客觀現實，而詩歌更多的應該是一種反制和糾偏，詩人應有從喧囂中脫身的能力，應該有沉靜下來、慢下來的定力，應該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毅。如此，其人其詩才可能距離永恒更近一些，也才算盡到了一位詩人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