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詩人受到多少評騭，詩歌事件多么頻仍、炙熱，詩人的主體性、內在的詩歌精神和文本征候方能體現出一個詩人甚至一個時代真正的內里和底色。只有建立于個人“真實感”和語言“可信度”之上的寫作才能像火炬接力一樣傳遞和照亮更多的人。

對新一年的詩歌，我們并不一定能如預期的那樣看到新質和新變，而我們又總是期待著新的一年與舊的一年有所不同。這實際上正是文學“進化論”在作祟，而忽視了文學的內在規定性以及新質生成的復雜性和緩慢性。

當下的詩歌生態因為處于變動性結構，任何言之鑿鑿的定論都是可疑的。當下詩歌顯然已經成了龐然大物，詩歌人口和詩歌產量巨大到超乎想象，各種言論、行為、活動等現象花樣翻新且層出不窮。詩歌活動化使得表層越來越受到關注，一定程度上詩歌的內質以及某種新質的緩慢發生和累積的過程被忽視。換言之，我們更為關注的是外部的活動、生產、傳播、影響，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詩歌的自律性和內部特征。對詩歌運動和活動熱潮的追赴已成不爭事實，與此熱鬧的詩歌狂歡節形成極大反差的則是詩歌自身建設（體式、語言、修辭、文體意識）卻并未被如此集中和嚴肅地談論。

影響的焦慮與影響的剖析

影響的焦慮或剖析一直在陪伴著100年來的漢語新詩，這涉及到中國本土詩人的形象建構和語言傳統，影響的方式、效果、方向以及反作用和可能性等問題。《教我靈魂歌唱的大師》是王家新對葉芝、奧登、希尼、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里爾克等詩歌大師的一次整體性述評和回望。這似乎構成了現代漢詩不言自明的顯性傳統，但是詩人們似乎仍然羞于或不肯對那些影響了自己的漢語詩人和漢語詩歌傳統說出贊美之詞。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的《五人詩選》的腰封上赫然印著“一種新的詩歌傳統和詩歌前景”，在楊慶祥看來，雷平陽、陳先發、李少君、潘維、古馬開啟了一種對話式寫作。兩個月后，花城出版社推出了另一個《新五人詩選》（臧棣、張執浩、雷平陽、陳先發、余怒），該書同樣體現了經典化的意識，“對一個時期的詩歌狀況做出評價的預期”。關于新詩百年的總結在2017年成為一個不斷凝聚的增生點和討論熱點。這不僅指涉百年新詩的體制、詩歌文化、資源傳統、詩歌政治、詩歌精神、詩歌生態、詩歌史敘事，還涉及對100年現代轉型期中國社會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評估。2017年1月初，詩人食指在《百年新詩路在何方？就在腳下》一文的最后寫道：“我看到網上推選的新詩百年的百名詩人，竟然連詩人賀敬之老師一字不提，深感震驚。”這涉及到百年新詩的傳統、經典化和歷史敘事，而這一過程由于不同歷史時期詩歌文化語境的變動而充滿了變動、波折和齟齬，甚至不乏戲劇性。謝冕就中國新詩100年發表論文《前進的和建設的》，提出百年新詩的傳統、詩學革命、詩歌生態的變化，并強調詩歌不僅是大眾的更是個人心靈自由的獨特創造和獨特表達。羅振亞指出百年新詩的發展極其艱難，不斷被各種外因所“割裂”而且還要承受各種批評和詰難（《中國先鋒詩歌的“百年孤獨”》）。陳仲義提取出了百年新詩的三個關鍵詞 “獨”、“悖”、“惑”（《百年新詩：一“獨”二“悖”三“惑”》），并且要厘清現代詩接受的誤區從而確立標準（《重提現代詩接受的“標準”問題》）。柏樺的系列論文中討論了現代漢詩的現代性、民族性和語言問題。李少君強調新詩的問題本身就事關中國現代性的問題，“中國現代性所有的問題，中國新詩也有。其次，對于新詩發生和意義的判斷，應該要放到一個長的歷史背景下來看待新詩的成敗得失”（《百年新詩的歷史意義》）。當下的詩詞創作和研究以及傳播也正在成為互相提升、砥礪的綜合體，“詩詞理論研究的突破，實際上很大程度上依賴優秀作品。而優秀的作品需要具有說服力的闡釋和賞析。具有學理性的賞鑒或會心可讀的點評，是優秀詩詞進入研究視野的必由之路”。（袁行霈、楊志新、王賀《增強文化自信助 推民族復興 把中華傳統詩詞傳承好發展好》）百年新詩的理論建設和批評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也存在著單一橫向移植西方詩學而自身詩學傳統建構乏見的弊端。正如孫紹振在《學術“啞巴”病為何老治不好》一文中尖銳指出的，中國本土文學理論長期“失語”、研究者離開西方理論就變成“啞巴”。具體到2017年，在詩學建設的整體性上而言最大的收獲無疑是敬文東的《感嘆詩學》，“所謂感嘆詩學，就是漢語詩歌必須以感嘆為本質；漢語詩歌——無論現代還是古典——一切有可能出現或存在的其他特性，都建立在感嘆的基礎之上。”

正是注意到世界文學的格局以及愈益頻繁的交互性影響，歐陽江河認為談論“大時代的大作品”除了當代詩歌漢語內部語境之外還得借助于由翻譯、出版、傳播以及國外詩歌界同行、媒體批評等“他者眼光”構成的中間環節或中間機制（《當代詩與中間環節》）。“反思百年新詩，翻譯詩歌這一塊，是繞不開去的重要話題——那樣的一片‘深藍’，與漢語詩歌原本的‘金黃’，邂逅、交集、反應、融合，方構成百年漢語新詩綠意蔥蘢之廣原”（沈奇《藍色反應與另一種漢詩——有關新詩與外國詩歌譯介的幾點思考之“虛擬論文”的“引文”》）。胡桑在談論德國漢學家顧彬的漢語詩歌批評是強調了翻譯、民族國家、現代性和傳統這幾個關鍵詞，這呈現出世界文學圖景中漢語詩歌的某種特征。當我們繼續從國際和世界看待中國的詩歌，往往被強化出來的并不是內在的語言、修辭、技巧、想象力和形式感的緩慢變化以及相應的個人化特征，而是很大程度上強化了西方視野中的中國性和社會學的眼光，比如美國學者龔浩敏的《后社會主義中國的打工詩歌生態詩學：鄭小瓊詩歌中的自然、政治和性別》，強調了打工詩歌與田園主義的鄉土詩歌傳統的差異以及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中國社會日益惡化的生態現實以及農民工身份、家園生態詩學等。

當代中國詩歌是何種面目？這幾乎是所有中國本土詩人的期待和焦慮。盡管近年來國際詩歌交流活動趨于井噴狀態，但是活動中的詩歌與文本中的詩歌是兩回事。

內在的規定性與隱秘生長

現在詩人和評論者以及那些微媒體上火熱的參與者們都似乎對回到詩歌自身的問題喪失了耐心，這使得詩歌的討論離本體越來越遠，而詩歌則是真正意義上的“實驗文本”和“片面詩意”。民刊的重要性在新媒體和個體化寫作的語境下已發生很大變化，這些民刊創辦的初衷、過程和現狀，以及不同時期的文本和詩人的精神生活史顯現出了新詩的內在成長，《大家》在2017年第六期“詩江湖”推出九個民刊的專輯，對這一領域的重要問題做了記錄和梳理。

詩歌作為一門古老的手藝不只與技巧有關，更與詩人的情感、經驗、知識、想象力、語言能力從業“道德”甚至精神場域相關。從詩歌的可能性、創造力以及內在性來說，我們呼喚的正是“詩歌的探險家”，正如臧棣所強調的“我的基本態度是，詩人還是要有點探險精神”（《詩，作為一種生命的機遇》）。在當前批評界面向百年新詩整體性和宏大詩歌史的同時，也同樣有研究者就詩歌的細部進行詩學層面的梳理、辨析，比如周倫佑的《現代詩的意象及意象類型》、西渡《當代詩歌中的意象問題》都深入探討了意象的相關問題。牛艷莉則以“雪”的意象（場景）為中心，以微觀化的切口考察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張曙光、王家新、歐陽江河、沈葦、桑克、西渡等詩人在詩歌內蘊和技藝上的特征以及變化、轉型，在某種程度上揭開了一個時期詩人的整體精神境遇、寫作母題、思想旨趣和美學風貌（《“詩意”的拓展與“詩藝”的轉型》）。沉穩的書齋型的新詩研究者則進行史料的爬梳工作，比如張立群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近40種徐志摩傳記寫作現狀的考察以及相關史料的發掘、整理、研究，易彬對彭燕郊與施蟄存書信的鉤沉、對穆旦“集外文章”的發現、討論，姜紅偉通過史料的搜集對海子熱戀時期的10首“佚詩”的發現和考證工作，都對一個詩人的文本風貌以及一段詩歌歷史的場域做了重要的補充甚至某種程度上的修正。也有詩評家對一貫的批評空白和短板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彌補和開拓，比如漢語批評家一直對少數民族詩歌的母語和雙語寫作處于失語的狀態，或者籠統地納入到一般意義上的詩歌問題中去，大而無當，無的放矢。張清華則在對四代維吾爾先鋒詩人的詩選《燃燒的麥穗》閱讀的基礎上對維吾爾詩人的創作進行了詩性而準確的分析，他的感受是具有代表性的（《“先鋒的蝙蝠把我們引向黑暗”》）。

2017年較為醒目的是一些長詩和主題性組詩的寫作，如吉狄馬加《獻給媽媽的十四行詩》、柏樺《竹笑：同芥川龍之介東游》、陳東東《序曲》、梁曉明《死亡八首》、陳先發的“九章”系列、周倫佑《生死三帖》、谷禾《描述蝴蝶的十八種方式》、王久辛《蹈海索馬里》、姚輝《歡樂頌》、劍男《春天十三章》、高春林《神農山紀事》、陽子《一塊巨大的布》、安琪《涼山行》、王自亮《上海》、姜濤《在釀造車間》、蔣浩《夏天》、江雪《洛麗塔》、成路《活時間》、鄭小瓊《玫瑰莊園》、王琦《月牙泉》、馬迎春《圣途》。劉立云的組詩《上甘嶺》驚心動魄，“我認為，一個詩人的心臟理應更大一些，理應有一定的縱深感；跳起來，也應該更強勁。面對當下這個瞬息萬變的大時代，如果我們的詩歌甘于沉默，或者只滿足于抒發內心的孤傲和小情調，可能難逃蒼白的命運。”（《回望一場戰爭》）為總結當下的長詩寫作，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專門舉辦“新時代新史詩與長詩創作研討會”，達成的共識是在史詩式微的時代詩人的總體感知至為重要，尤其是在“個體詩歌”和碎片化已經失控的時代。歐陽江河一篇文章中認為“大國寫作”需要“長詩”的“大格局”與之匹配（《電子碎片時代的詩歌寫作》）。而就我的閱讀觀感，當下寫作長詩的詩人并不在少數，但一些長詩徒有其表，而更近于一首首詩的簡單拼貼，而沒有任何縱深的架構和整體可言。

無論詩人受到多少評騭，詩歌事件多么頻仍、炙熱，詩人的主體性、內在的詩歌精神和文本征候方能體現出一個詩人甚至一個時代真正的內里和底色。這既是個人的精神生活又是整體的時代大勢。詩歌在內質上首先是面向自我的，是對經驗、語言和命運的交代，是詩歌內在性的緩慢生長，然而詩人與生活、現實和時代的關系以及處理在當下顯然發生了問題，“啟示性的寫作，恐怕還是要在個人的鎮定和時代的喧囂之間找到一種張力的平衡”（臧棣《詩，作為一種生命的機遇》）。只有建立于個人“真實感”和語言“可信度”之上的寫作才能像火炬接力一樣傳遞和照亮給更多的人，這是對自我精神的維護，對生命內在意義的喚醒，哪怕更多的時候帶給我們的是“收窄”的“緊縮”的悲欣交集的感受。

詩歌是面向自我的，也是面向社會的，更是面向未來的。在詩歌教育上，在面對未來的向度上，2017年度最大的收獲是樹才的《給孩子的12堂詩歌課》、蔣一談的《給孩子的截句》。樹才說：“詩是生命自身閃耀著的光。光的源頭呢？就是那顆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