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童》當然可以被視為一種民族志式的寫作。小說主題的教育產業化、規模化、規范化前夜的民間寄宿制教育，由于這種私人教育在經營方面的原始和在體制方面的曖昧，使得它的存在只能是曇花一現的，卻也因此使得這一歷史性產物值得被展現、被回憶，被用民族志的筆法加以描繪記錄了。

盡管小說僅以地理老師趙良仁主持的一間小小的寄宿學校為舞臺，但對這種民間寄宿制教育的生源問題、師資問題、食宿問題、教學問題、管理問題、財政問題、聲譽問題、再生產問題……方方面面卻做了非常細膩的“深描”。如果愿意的話，我們甚至不難以此虛構的敘事為依托，提煉出一整套有關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江浙地區民間寄宿制教育的民族志式的概念、解釋乃至理論。

不過，小說的作者似乎志不在此。作者在搭建起這一極其逼真、十分完整的布景后，他希望在舞臺上最終搬演的戲劇竟然不是社會劇，因為作者顯然有意限制了社會關系的復雜化，他將外部力量的干擾盡可能排除掉了。學生的家長和親戚、章麗華、“女阿飛”、學校的其他教師，這些原本代表著外部關系的角色，只在與寄宿學校直接相關的情節中發揮作用，他們所連帶的那個復雜的、充滿變數的“外部”被虛化了。

在這個舞臺上搬演的更不是道德劇。在《惡童》中，道德判斷幾乎完全被懸置了：趙良仁有良心、講仁義嗎？章麗華算不算好女人？“女阿飛”是不是“阿飛”？陳俊虎虛榮嗎？趙老師好色嗎？提前偷看試卷合宜嗎？選擇離開趙老師的寄宿學校算背信棄義嗎？……所有這些關涉道德的問題通通被淡化了，似乎在作者看來，答案是“是”還是“否”完全不重要。在這個舞臺上，道德甚至構不成矛盾，構不成挑戰，所有的人物都不是反思型的，他們的行動背后幾乎都沒有自我意識的作用，而只是依循直覺的慣性和習俗的邏輯而已。“女阿飛”或許是其中唯一的例外，因為正是她的“道德感”發揮作用，促使她率先離開這個舞臺，但細審其“道德感”的實質，我們卻不免要苦笑了：那一聲“色狼”的指斥，又何嘗不是出于直覺的慣性和習俗的邏輯呢？

剝離復雜的社會關系，淡化道德的善惡美丑，這就使小說的整體場景變得孤立了，像一座漂浮的孤島。事實上，這恰恰是一個Neverland那樣的所在，是一種童話的烏有鄉。在這里自然也存在人與人的關系，但這種關系尚未被社會的定義和評價體系加以框定，這種關系保持了一定的柔軟、松弛與模糊。

在此意義上說，趙良仁主持的寄宿學校，是一個比大觀園還要純粹的所在：在這樣一個孤立的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日常性，日常的飲食男女，日常的情感互動，而社會的、經濟的、倫理的力量，約束及象征似乎喪失了發揮作用的余地。

自然，這并不意味著，在《惡童》所指涉的那個現實中，沒有了社會的、經濟的、倫理的作用：事實上，我們心里清楚得很，那樣一些力量、約束及象征是像電磁場和萬有引力一樣，無時無刻不存在的。恰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能看出，《惡童》是對現實做了一種類似“柔光化”的處理，作者以兒童的視角、心理和觀念把他們與成人共在的小環境童話化了。標題《惡童》里還在強調那個“童”字——以小說中那些學生的年齡計，他們本應該被稱為“青少年”才是。實際上，作者有意無意地進一步將學生的心理年齡“幼化”了。在性的問題上，這一點表現得最為明顯。按一般青春期小說的常套，性是少年朦朧世界的一個“刺點”，一種刺破美麗肥皂泡、進而指向成人堅硬世界的尖銳物，并且對性的認知、體驗通常被作為一種“通過儀式”加以表現。可在《惡童》中卻絕不是這樣的。性，在小說里出現了，甚至可以說是屢次出現了，但是它由始至終被包裹著，一直處在朦朧之中，從未“刺破”。夸張一點講，小說中的少年們真是苦心孤詣地做著兒童。

說《惡童》像一部童話劇，很容易，但要想解釋清楚為什么作者要把《惡童》寫成“童話”，就很難了。假如不嫌過度闡釋的話，我們或許可以從社會發展的起伏變化方面尋求答案。上世紀九十年代，是現代中國少有的也是最后的柔軟、松弛與模糊的時期。這種定性說法固然難以求得實證支持，但卻有相當的心理真實度。當我們把那個時代感受為柔軟、松弛與模糊的時期，那么，也許很自然地，我們就會覺得那個時代是童話般的。假使那個時代是童話般的，那么活在那個時代的少年們也就很自然地活在一個童話劇里了，哪怕他們的實際年齡已經超過了兒童——要知道這其實是不打緊的，就連那個時代的成人，沒準兒也活在童話的烏有鄉里呢。

然而，烏有鄉的本義即為烏有。我們看著“柔光化”后的影像，并不會誤以為它們未經“柔光化”處理。我們心里知道，這是個童話。那么，這個“知道”是打哪兒來的呢？是文本中的哪一種泛音在提示我們這其實是童話？在我看來，是發霉的魚鲞，是公廁里蠕動的糞蛆，是陳寶玲拉在褲襠里的大便……總之，是腌臜，是臭氣，它們在提示我們：啊，其實，其實那個時代也不全是童話般的。

那個時代被懷舊地加以表現，確已屢見不鮮，確已審美疲勞。但《惡童》的寫法是童話式的，并非懷舊式的，單這一點，就很可貴了。懷舊，潛意識里還想著回去，而童話，則承認那是永逝，是懸絕。童話的寫法里亦有一種決絕在，一如盧德坤寫石頭護欄上的嵌料：

當時或刻下，我都不知道嵌料是什么——石英或云母？——就覺得是啤酒瓶砸碎了，拿去粘在墻上的。要砸得狠一點細一點，才會碎成這樣一小塊一小塊。鄉下有些房子，獨幢，簇新，層數更多，我也覺得這里那里嵌了些啤酒瓶碎片。鄉下還有些舊人家的園子，為了防賊，墻頂凹槽插著一枚枚粗大的啤酒瓶碎片，那是砸得不怎么細的。

毫無疑問，盧德坤的寫法是“砸得狠一點細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