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科幻作家的現實生活

作為科幻作家，郝景芳的現實生活一點也不科幻，反而瑣碎又實際。她的本職工作是在國務院下屬的研究機構做調研和分析，此外還在進行著一項兒童通識教育項目的嘗試，科幻寫作是在這些工作和家務、日常生活之外見縫插針進行的。她用科幻切入現實，也見證著現實中的魔幻

郝景芳。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

朝九晚五，穿梭在北京早晚高峰的地鐵站，打卡上班。這是作家、雨果獎得主郝景芳的生活日常。

她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做政策研究。2017年8月份，由她牽頭的新課題“人工智能的發展對勞動就業的影響”啟動，過去這半年多的時間里，從專家研討會、課題框架構建、尋找合作企業、確定調研城市，到之后的企業實地調研，郝景芳全程參與。2018年1月初，她剛剛完成了浙江當地的實地調研，也是在調研期間完成了三場新書《人之彼岸》的簽售活動。北京之外的新書簽售活動，她通常會選擇在出差間隙順便完成。

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當天，郝景芳剛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她手里提著一個大袋子，里面裝著一疊財稅報告。財稅研究也是她參與的一個長期課題，已經持續3年。袋子里還裝著兩本她近期在讀的書：《財政制度變遷與現代經濟發展》和《賦稅與國運興衰》。這些書跟她在做的課題有些許關聯，不過主要是源于個人興趣的額外閱讀。

工作之外，白天的大部分零碎時間，郝景芳用來完成童行計劃的相關工作，這個計劃是郝景芳于2016年底發起并創立的兒童通識教育項目。周末則用來陪伴女兒，這是她在意的事。

過去這一年，本職工作和童行計劃幾乎占據了郝景芳全部時間。寫作，只能見縫插針。凌晨4點要起得來，她就4點起，實在起不來就5點，如果哪天6點起床，對她而言就是少有的晚起了。起床后到7點女兒睡醒之前，這一兩個小時是她每天唯一可以留給寫作的整塊時間，除此之外，她能用來寫作的只有白天的碎片時間。人來人往的高鐵站候車廳里，郝景芳通常會打開筆記本，開始寫作，旁邊吃著泡面的大人和嬉鬧的孩子，都不會干擾她的寫作。

這個科幻作家的生活，看起來，一點也不科幻。

“我不認為它是一篇科幻小說”

2016年8月，在第74屆世界科幻大會上，郝景芳的短篇小說《北京折疊》斬獲2016年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雨果獎”被稱為“科幻界的諾貝爾獎”，而郝景芳則是繼2015年劉慈欣的《三體》獲獎之后，再一次獲得雨果獎的中國作家。

“只是一個偶然事件而已。”一年半之后，郝景芳用極其平靜的語氣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起那樁獎項。

2016年8月之前，郝景芳一直過著悠然的慢生活。下班后，她會戴上耳機，在公園里散步，耳機里是某一本書的朗讀；有時候她會坐在湖邊的長椅上發會兒呆，享受片刻寧靜的獨處。獲得雨果獎之后，她的生活全部安排滿了。“如果沒有雨果獎，‘童行’的事情可能就一直放心里了，我每天還是彈彈琴，散散步，一直這樣。獲獎之后，童行計劃可以落實了，那么我就要放棄一些自己的閑情逸致。”郝景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本職工作一直是她生活的主線，這一點，沒有因為雨果獎而發生改變。

近幾年，她找到了穩定的創作方式。通常會先構思好故事框架，再動筆，“我需要知道結尾，才可以寫開頭。”寫作對于郝景芳而言，是理想的生活場景，是她的精神主線。“但你不能24小時都在寫作里，該做家務就做家務，該照顧孩子就照顧孩子，把應盡的義務都盡了之后，才能追求理想嘛。”郝景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把寫作變成全職，靠寫作維持生計，是她接受不了的事情。“不能給寫作任何壓力，今天你能寫出來就寫，寫不出來也不會影響我的生活。”在她看來，這是比較現實的通往理想的路徑。她不希望在寫作上有任何妥協，希望保有純粹的自由。

郝景芳所供職的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起成立，日常工作獨立運行。郝景芳的日常工作包括：課題研究、會議籌備組織、調研和交流以及參與公益項目等。這份工作當中，有很多瑣碎的事情，有時候她也為此頭疼。而這份工作對她最大的吸引力在于：構建了她寫作的背景和框架。“能觸摸第一空間、卻為第三空間搖旗吶喊的小小的團體。雖小，卻堅持。”郝景芳曾這樣描述。她向《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北京折疊》當中對第一空間工作場景的描述就是她工作場景的直接錄入。

在《北京折疊》中，郝景芳構建了這樣一個故事：生活在第三空間的垃圾工老刀為了給自己撿來的孩子湊幼兒園學費，替第二空間的研究生秦天送一封“表白信”給第一空間的女孩依言。通過三個空間的設定，折射出三個不同的社會階層。

《北京折疊》的寫作動力源于郝景芳作為旁觀者目睹到的一些社會現實。郝景芳曾居住在北京的城鄉結合部，樓下就是嘈雜的小巷子、蒼蠅小館子和大市場。有時候她在樓下吃東西時會和店主聊天，聽他們說著遠方其他省份的家人與孩子，聽他們講述在北京看不起病的困擾。

而當時空切換到她工作的場景后，她仿佛又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每年3月份，“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辦，參會者包括總理、副總理以及全球500強企業的總裁。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作為會議的承辦者，郝景芳有機會和馬云、扎克伯格以及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等對時代和社會產生影響的人們短暫共處。

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兩種沒有交集卻共存的現實空間，構成了《北京折疊》的故事框架。那些畫面和感慨在郝景芳心里堆積，越來越滿，她需要一個載體將他們保存起來。不過她也坦言，寫作時，她并未期待能引起如此廣泛的社會共鳴。

“實際上，我不認為它是一篇科幻小說，我寫的也根本不是一個不存在的未來。”郝景芳曾這樣解釋。這是她計劃中的長篇的第一章，只是看一下世界，并沒有涉及改變世界。她說自己仍然在等某種準備好的情緒，帶她投入到那個長篇寫作的氛圍中。

“我是不是沒有寫作上的天賦”

馬爾克斯是郝景芳喜歡的作家，她讀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以外的那些作品，“你要說現實吧，有很多出于幻想的東西，你要說是純幻想小說吧，它又寫了很多現實的東西。”郝景芳所描述的這種介于現實空間和虛擬空間之間的有些模糊的文學形式也是她自己的作品風格。

“關心現實空間，卻表達虛擬空間。以現實中不存在的因素，講述與現實息息相關的事情，不關心虛擬世界中的強弱勝敗，以某種不同于現實的形式探索現實的某種可能。”郝景芳曾在短篇小說集《去遠方》的前言中對此做了解釋。在她看來，虛擬現實可以讓現實以更純凈的方式凸顯出來。

郝景芳倒不覺得這是一個小眾的寫作模式，不過她也承認，作品難以歸類導致難以發表，難以發表意味著讀者難尋。獲得雨果獎之前，一年僅有零星的幾個陌生讀者通過微博或者豆瓣等平臺表達對她作品的認可。“是不是自己沒有寫作上的天賦？” 從2006年開始寫作到2014年，近十年的時間里，自我懷疑和挫敗感一直是郝景芳寫作生涯中揮之不去的感受。

《北京折疊》獲得雨果獎之前，曾在《科幻世界》壓了8個月之后被拒稿。后來郝景芳找到一些對類型要求相對模糊，可能會接受她作品風格的雜志，作品才慢慢得以發表，挫敗感才一點點消散，自信也開始一點點建立。“我只寫我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其實到最后，總會有一兩個人是有共鳴的。我就是為這一兩個人寫的。”郝景芳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解釋。

她在小說中關注現實世界的不平等，回到本職工作，她試圖縮小現實世界里的不平等。

發現社會問題，針對問題提交政策建議，是郝景芳日常工作的主要內容。2017年年初，郝景芳曾參與了一個關于教育醫療改革的課題，提交給政府部門，在那份報道里，她向同事明確提出，建議增加大城市公共醫療教育服務的供給，按照流動人口匹配相應數量的公立醫院和學校。報告提交了，郝景芳心里其實并沒抱有什么期待，她明白這可能是一個無法落實的提案。“有很多事情是，即使你覺得沒有結果，但也得去做的。”郝景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工作中，郝景芳時常被強烈的無力感裹挾。

2015年10月21日，郝景芳應邀為《北京折疊》匆忙寫了一篇寫作感言，與此同時，她正在計算來年的財政收入預測，這是給全國人大的項目報告，她在單位加班，忙得沒有時間喝水。窗外天色已晚，一股強烈的感傷突然襲來，“無論我怎么書寫這個世界的荒誕，我還是在這個世界中貌似嚴肅地活著，并為此忙碌。”她用文字記錄下了那一刻的強烈感受。

“為什么世界上會有不平等，而且如此難以消除？”這是長期困擾郝景芳的問題。

在清華大學物理系讀書的時候，郝景芳曾盯著美國的收入分配曲線，她好奇的是：這樣一條曲線來源于什么，它是不是意味著某種普適性，某種自然得令人絕望的普適性。郝景芳在北京參加高考，2002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在清華大學，她完成了本碩博連讀。高二的時候，郝景芳和同學們曾在一起探討，“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高考的特權是如何產生的？”

未來，她計劃寫一本《不平等的歷史》，寫人類數千年來是如何面對不平等，與之作戰并敗下陣來的歷史。

而對不平等問題的關注，與其將這解釋為她發自內心的人文關懷，郝景芳更愿意用理性的視角去看待。“想讓他們在城市里工作，就必須給到他們必須的社會福利，這是一個公平性的問題。”

對郝景芳而言，小說是她關于不平等問題的想法之一，是最鮮明的，但不是最主要的。她最想做的是相關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的話，我更在意它的嚴謹性，這個數據哪里來的？這個數據能說明什么？觀點和例證是否完全匹配？這些是很必要的。”她也清楚，邏輯嚴謹的學術研究通常只能擁有小范圍的讀者群。而大部分讀者是通過閱讀小說來認識并理解這個世界的。

“幫一個算一個，

試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變。”

郝景芳的小說作品幾乎都圍繞著一個共同的母題展開：人的意識是從何而來的？

“人一生的寫作只有一個母題，許多花樣都只是母題的變幻形式。因為母題太難講，無論用什么樣的言說方式總感覺不能把握真正的核心，于是不斷圍繞它寫啊寫啊寫，就像圍繞黑洞一直旋轉，始終看不到它。只因為多年前遇到讓自己靈魂激動的觀念，因而一輩子就確定了。”郝景芳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寫作狀態。而她提到的“靈魂激動”的觀念，源于閱讀。

高三那年，郝景芳讀到了奧地利物理學家埃爾溫·薛定諤的著作，偶然的相遇，影響了郝景芳之后的人生走向。受到薛定諤的影響，她選擇了物理專業，確定了自己日后寫作的母題，明確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且找到了后來人生中的興趣所在。薛定諤對人腦思維運作的描述，激發了郝景芳對人的意識的興趣。

人工智能是郝景芳寫作母題的分支。“因為對人有興趣，所以對AI有興趣。通過對AI的理解，更好地理解人類。我們很多時候都需要有對照，才能理解我們自己。”2017年底，郝景芳的新書《人之彼岸》推出，在新書的前言中，她這樣寫道。

全書6篇小說，兩篇科普討論，都圍繞人工智能的話題展開。其中，在《永生醫院》中，郝景芳探討人的身體和身份的關系；在《愛的問題》中，她討論的話題是：用外界的指標衡量，能否理解一個人的內在情感；在《人之島》中，她追問自己有關完美與自由之間的沖突。郝景芳坦言，每個故事都是她自我的疑問。“這一次的表現方式是把人的意識和機器意識做了比較，以后可能會有其他的表現方式。”郝景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對郝景芳而言，閱讀對她的思想和行為的影響超過了現實生活中任何一個人。至于未來的人生選擇，她說百分之七八十還是會受到閱讀影響，百分之二三十源于自己對自己的性格感知。而他人的影響不足百分之十，這包括她的父母、丈夫、孩子和好友。

進入清華大學讀書之前，郝景芳一直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人。到了大學后，周遭的人和事，他人的觀點，開始對她產生影響。她以往所堅持的一些觀點開始搖擺，不過這種搖擺只停留在思想上，并未影響到她最終的行為選擇。 “我是不是選錯了？我是不是應該像他們那樣？”選擇之后依然是自我懷疑。那個時候，她對自我的評價也不穩定，忽而信心滿滿，忽而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這種自我斗爭的狀態持續多年，2014年，30歲那年，她最終和自己和解。“真實的自己和他人心中的自己，其實是不同的。我真的就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人，別人說什么我真的聽不進去，也就接受了這個事實。”

過去這一年里，工作之余，郝景芳投入時間和精力最多的事情就是她發起的兒童通識教育項目“童行計劃”。

得知郝景芳要做童行計劃時，幾乎周圍所有人都覺得這件事不靠譜，等著她自己意識到這個問題，然后停下來。“可是我自己真的覺得這個事挺靠譜的。”

大三的時候，郝景芳曾去甘肅武威黃羊川支教，在那里待了近一個月的時間。“那些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我再也沒有聯系的孩子們，他們怎么樣了呢？我們曇花一現的支教獻愛心能有什么用？貧困地方的孩子要怎樣才能改變？”回到北京后，郝景芳開始了思考。那個時候，她沒有看到改變的可能性，能做的就是給那些孩子言語上的鼓勵。

獲得雨果獎之后，郝景芳得到了一筆來自企業的資助，童行計劃才得以落實。她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發帖，尋找合作者，后臺有170個人報名，18個人進入面試環節，后來留下的8個人組建了最初的核心團隊。

這個一開始被命名為“童行書院”的計劃，希望做一個社會企業，在風景優美的貧困地區設立書院駐點，通過旅游項目獲得收入，用全部收入支持在當地開展教育和心理公益項目。在隨后的探索過程中，童行書院的項目得以擴展，變成了一個教育探索計劃“童行計劃”。

做童行計劃這一年來，郝景芳也在思考，什么是好的公益。“好的公益必須給人賦能，不能只是送錢和物資。山村的孩子，給他們再多的鉛筆盒，如果成績提高不了，未來他還是不知道怎么辦。如果一個人自身的學習能力和工作能力沒有得到提高，不是長久之計。”郝景芳說。在她看來，捐錢捐物本身意味著不平等，意味著從優越者向饋乏者的傾斜，會時刻提醒饋乏者的可憐。多數時候，關愛也隱含著不平等，意味著從幸福者向不幸者的傾斜，會時刻提醒不幸者的不幸。郝景芳對童行計劃的期待是：沒有施舍與被施舍，只有思想相互交流，互相尊重。“幫一個算一個，試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變。”她說。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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