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時常想到北上廣三座“一線城市”粵派的名聲不如京派、海派響亮，也許可以在文化中找原因：北京得天獨厚，從元代定都至永樂皇帝遷都，一直就是“皇城根下”，此且不談，就說上海與廣州。她們的城市發育成長都與開埠開港有關，但上海的文化力量似乎更鮮明更具邊界感，上海人自我優越感相當明顯，偏于“洋化”力挺時尚面向世界，相比之下，廣州人就要和氣包容得多，不但笑迎天下客，而且寬容各種文化，當然骨子里依然自我，依然有固守不變執著的一套；或許可以比較地說，上海人性格外露，廣州人低調包容內斂。從兩地人的衣食住行，從世博會和亞運會的宣傳風格，均可看出大大的不同。或許,上海作家寫上海的藝術沖動就是要超過廣州的作家寫廣州的沖動，同樣是源于那份恃才自傲的高調、那份溢于言表的自信？

仔細體會，你不難發現：廣東的民風與內地一些城市迥然不同，尤其是列入“北上廣”的廣州。注重日常生活，注重休閑娛樂，注重個體開心。亞運會在廣州召開，開幕式既有面對大海揚帆激浪的豪邁，更有面對都市街坊一般的親切，而后者則為主流。廣州沒有北京俯瞰天下的氣度，也無上海躋身全球大都市的驕傲，倒有一份“任你風吹雨打，我自閑庭信步”之淡定。你可別小看這種街坊氣氛、街坊氣場。風云際會，歷史機緣，這樣一種來自日常基于世俗的生活態度，每每影響天下，鎮定全局。比如上世紀80、90年代，由于吻合了整個時代的民眾心理，暗合了一種在廣東稀松平常在內地卻別開生面的普遍情緒，成就了一場偉大且意義深遠的“文化北上”：粵語、粵菜、流行歌曲、商業觀念，加之“小女人散文”、張欣、張梅的都市小說等，惠及全國。無形中證實了一條經濟學的規律：“有需求，就會有供應。”

關于城市生活正在成為人類現代生活主導的主題，上世紀90年代擺在了中國人的面前。今天，這個話題依然現實。大都市與城市群的崛起，大面積的城鎮化，傳統鄉村遭遇沖擊，都持續表達了這一主題，已然成為確鑿的現實。回想一下，在對待城市的情感方面，中國內地經歷了幾個過程。就我個人而言，從上世紀80年代閱讀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所感受的城市生活的先鋒性，楊東平《城市季風》中感受城市崛起的勢頭，以及上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蔓延的一種對于城市病的批判情緒,比如海默的《中國城市批判》——這一類書籍大行其道：對鄉村生活的挽歌式懷念，與對城市厭惡以至痛恨的偏激情緒，左右著一種文化判斷。不過，無論褒貶毀譽，中國的城市都呼嘯而來，北上廣城市群、超大城市、國際大都市，就在我們的面前拔地而起。然而，對于城市，當代文學并沒有作出及時的反應，以至于在歷屆茅盾文學獎評選過程中，我們不難聽到“茅盾文學獎何時進城”的殷切呼喚。中國的作家——尤其是50后60后的作家——對于城市相當陌生，只有80后乃至90后的作家作品里，城市才變得可愛起來。在學術界也不難看到批判與贊揚兩種態度。

相比較而言，廣州的都市文學創作卻異軍突起。老作家歐陽山的《三家巷》可說是廣州當代都市文學創作的奠基之作。20世紀80年代，廣州也出了一些具有全國影響的作家，比如陳國凱、章以武、張欣、張梅、黃愛東西等，包括稍后的梁鳳蓮、黃詠梅等中青年作家。還有90年代書寫都市生活的“小女人散文”影響全國，具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值得一提的還有上世紀90年代廣州影視小高潮：《雅馬哈魚檔》《外來妹》《情滿珠江》《公關小姐》等。廣州的都市文學在內地當代文學中可謂先行一步，這一點需要文學史給予充分肯定。比如，張欣的小說始終對準廣州大都市：白領的情感、時尚的生活，有生存壓力、有靈魂掙扎，是中國內地最早的都市“歡樂頌”；張梅小說是典型嶺南氣韻，她的中短篇小說始終浮現著一個形象：廣州街坊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年輕女子，不一定有大理想的獻身精神，卻一定有著面對生活小事的“恍惚眼神”，即便是她的長篇小說《破碎的激情》，也多是嶺南陰柔的“小氣象”，而有別于時代歷史的“大格局”。黃愛東西的隨筆，更是以“小格局”取勝，來自日常的細微感受，構成隨筆散文的“生活質感”和血肉肌理。梁鳳蓮的幾部長篇小說《西關小姐》《東山大少》也是試圖傳達羊城特有的街坊氛圍，精心塑造根植于這塊土地上的風云人物。從西江順流而下來到廣州求學的黃詠梅，將一脈相傳的西江文化與廣府文化做了一個對接，這位70后的作家，似乎具有更加新銳的目光，運用具有先鋒文學氣質的手法，重新估量這座城與城里人的精神價值。這些與廣州關系密切的女作家，以陰柔的文字風格，頗具女性的視角，接續前輩作家歐陽山《三家巷》的地域傳統，與嶺南文化有著天然的緣分。毫無疑問，都市文學講述了當下最為生動的中國經驗，也正在講述廣州這座國際大都市的傳奇故事。

（作者系評論家，廣東商學院人文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