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于邁錫尼的黃金酒杯，現藏于希臘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

出土于皮斯庫賽的陶制雙耳酒杯，現藏于意大利阿爾布斯托莊園（VillaArbusto）博物館

皮斯庫賽陶杯上的希臘銘文，第二、三行為荷馬式六韻步格

一只阿提卡杯的杯身圖像，展示了赫卡墨得為涅斯托耳調制美酒的場景，約制于公元前490年，意大利Vulci地區

當代法國學者皮埃爾·維達爾-納杰（PierreVidal-Naquet）在《荷馬的世界》一書中指出：1955年，人們在那不勒斯灣的伊斯基亞島（Ischia）上的一座墓穴里，找到了一只大約是公元前720年的大杯子。這是一只長柄高腳金杯，兩個提耳裝飾著兩只黃金鴿子，簡稱“鴿子杯”。杯子上刻有最早的關于荷馬史詩的文字提示：

我是涅斯托耳的那個好喝的杯子，用我來喝水的人，將會受到頭戴美麗花冠的阿佛洛狄忒的引誘。

涅斯托耳（Nestor）是荷馬史詩中一個重要人物，他參加了特洛亞（又譯特洛伊）戰爭。在《伊利亞特》第一卷，希臘聯軍主帥阿伽門農和大將阿喀琉斯因為爭奪女俘而發生爭吵，阿喀琉斯一怒之下拒絕參戰。于是涅斯托耳出面調停：

那個言語甜蜜的老人涅斯托耳跳起來，他是皮洛斯人中聲音清晰的演說家，從他的舌頭上吐出的語音比蜜更甜，他已經見過兩代凡人故世凋零——他們曾經在神圣的皮洛斯出生和成長，他是第三代人中的國王。他好意地說：“嚴重的傷心事落到了阿開奧斯人的土地上，普里阿摩斯和他的兒子們會興高采烈，其余的特洛亞人心里也會高興無比，要是他們聽見了你們倆，阿開奧斯人中議事和戰斗的主要人物爭吵的情形。你們兩人都比我年輕，要聽我的話……”

涅斯托耳是皮洛斯（Pylos，又譯派羅斯）的統治者（國王）。他的壽命很長，特洛亞戰爭時，他已在統治第三代人民。涅斯托耳英勇善戰，善于辭令，他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閱歷豐富的長者和老謀深算的顧問的典型。他有一只著名的飲酒的杯子。這一細節在《伊利亞特》第11卷中有所描述：

一只老人從家里帶來、裝飾著許多黃金鉚釘的精美酒盅。酒盅有四個把手，每個把手上面有一對金鴿啄食，下面是雙重杯型底座。盅里裝滿酒時其他人很難挪動它，老英雄涅斯托耳把它舉起來卻不費力氣。女神般的赫卡墨得（Hecamede）在盅里給他們調好普蘭那好酒，又用青銅銼銼進一些山羊奶酪，撒進一些潔白的大麥粉。

人們通常認為，這種酒杯有著雙層的底座，上面的底座就是杯底，下面的底座則與把手相連，支撐整個杯身。普蘭那（Pramnian）酒因產于普蘭那山而得名，是一種甜美的紅葡萄酒。此山一說在小亞細亞西海岸的伊卡里亞島，一說在小亞細亞的西海濱斯彌爾那城附近，或在累斯博斯島。

在《奧德賽》第三卷，俄狄修斯之子忒勒馬科斯聽從雅典娜的意見去皮洛斯找涅斯托耳打聽父親的下落，正逢涅斯托耳率眾宴飲。涅斯托耳之子佩西斯特拉托斯請化妝成老者門托爾的雅典娜向大神波塞冬祭奠，因為“這祭宴就是祭奠這神明”的。年輕人將酒斟滿黃金酒杯遞給雅典娜，雅典娜祭奠完畢后將美麗的黃金雙把酒杯遞給忒勒馬科斯。這個黃金酒杯是否就是涅斯托耳帶到特洛亞去的那個酒杯？但是，荷馬的兩部史詩中對涅斯托耳杯子的描述有所差異，我們不僅要問：兩部史詩描寫的果真是同一只杯子嗎？

當代作家懷特說：“顯然討論文學經典就得從荷馬開始。他的兩部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已成為西方近3000年文學傳統的基石了。古希臘人就很尊敬荷馬。可即使對公元前5世紀的人來說，荷馬也已成為傳奇。他的史詩天下聞名，他的生平卻無人知曉。”如此一來，直到溫克爾曼之前，荷馬史詩被人認為只是一種傳奇。帕斯卡爾說：“荷馬寫了一部傳奇，他如是敘述，他也如是為人所接受，因為沒有人懷疑特洛伊和阿伽門農也像金蘋果一樣是并不存在的。他并不想寫成一部歷史，而僅僅是一種消遣罷了；他是當時唯一寫作的人，但這部作品之美卻使得事情流傳下來；人人都讀它并且人人都談它；人人都需要它，人人都會背誦它。”

然而，特洛亞城并非虛幻之城，特洛亞戰爭確有其事。多年以來，許多人總認為神話里的這座城市并不存在，而相信城市存在的人則一直爭論著它的所在地。根據荷馬史詩，只有一點是清楚的：它在小亞細亞西北沿岸一帶，靠近達達尼爾海峽。1868年，德國考古學家海因里希·施利曼（又譯亨利·謝里曼，HeinrichSchliemann，1822—1890）組織了第一批考察隊，到伊薩卡進行考古研究，但這次他們無功而返。1871年，他們則在希薩利克山丘（TheHillofHissarlik）發現了特洛亞城的遺址以及大量珍貴的文物。這個遺址就在現今土耳其的加利波利附近。施利曼認為，特洛亞有七個歷史時代，七個“城”。第一個早在荷馬之前就已經存在，第二個就是荷馬所說的特洛亞。施利曼到死也未能明白：“荷馬所說的特洛亞的遺跡是在按他分法的第六層，而他所認為荷馬的特洛亞II，在特洛亞戰爭和荷馬所敘述的事件之前一千年就已經存在了。”（茲拉特科夫斯卡雅語）施利曼所說的特洛亞II是屬于公元前3000年這些地區青銅早期的文化。荷馬筆下的特洛亞城，一般認為被焚毀于公元前1184年。

1876年，施利曼在邁錫尼發掘了墓葬群A，在墓中發現了大量的陪葬品。在豎穴墓四號，施利曼發現了一個黃金容器，他認定這就是《伊利亞特》中所描寫的涅斯托耳的杯子。施利曼還認為五號墓就是阿伽門農之墓。但是，這個說法并未被眾多考古學家所接受。考古學家大多認為，這個墓群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公元前1500年，早于特洛亞戰爭三個世紀。另外，這個酒杯比荷馬描述的酒杯要小得多，任何一個正常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舉起來。還有，邁錫尼的杯子只有兩個把手，而荷馬筆下的杯子有四個把手；邁錫尼的杯子每個手柄上只有一只鳥，荷馬描述的杯子每個手柄上都有一對金鴿啄食；邁錫尼杯上的鳥是鷹，而荷馬的杯子上是鴿子。凡此種種都說明邁錫尼的杯子并非是荷馬描寫過的杯子，再說這只杯子即便是涅斯托耳的，那么它又如何轉手到了阿伽門農手中，又如何從皮洛斯到了邁錫尼的墓穴中呢？這只杯子現藏于希臘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

1955年，考古學家吉奧喬·畢希納（GiorgioBuchner）在意大利的伊斯基亞島發掘出一個酒杯。“公元前770年，第一批定居者從愛琴海的埃維厄島來到這里，建立起最早、最靠北的、最偏遠的希臘殖民地……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考古學家畢希納在此發掘了500個公元7世紀到8世紀的墳墓，也揭示了當初此地居民的生活情況。”這個希臘的石頭小鎮名叫皮斯庫賽（Pithekoussai）。這個杯子的生產日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紀，正屬于荷馬時期。它最初是在羅得島（Rhoads）生產的，而羅得島也屬于古希臘的一個島嶼。

這個杯子上有三行銘文，銘文是片段的，因為杯子的一些碎片丟失了。它用希臘字母的埃維亞早期形式寫成，從右到左分為三行，意思如下：

我是涅斯托耳之杯，暢飲之用用我飲酒的人，即刻會被美麗的、頭戴金冠的阿芙洛狄特所引誘

第二、三行詩用的是典型的荷馬式六韻步格，這應該是“現存的最早的文字形式的希臘詩”。“《荷馬史詩》本質上屬于‘hexameters’，這個希臘詞的意思是‘六步’，因為在每行詩里都有六個韻步，而這行詩里的每個字（詞）都要套進固定的韻步里去。這種格律本質上是對語言有嚴格要求的。”這只杯子杯口直徑約7英寸，灰褐色，上有黑色飾紋，兩側各有一個短柄。杯子現藏于意大利伊斯基亞島的阿爾布斯托莊園（Vil?laArbusto）博物館。“作為殖民者的早期遺存，該陶樽同時也表明荷馬史詩在公元前八世紀的廣泛流傳，尤其是希臘字母對意大利語族書體發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不過，這是一只陶制的飲酒杯，與荷馬描寫的杯子大相徑庭。可見，皮埃爾·維達爾-納杰在《荷馬的世界》中的說法并不確切。這并非一只“長柄高腳金杯，兩個提耳裝飾著兩只黃金鴿子”。皮埃爾顯然是將邁錫尼發掘的杯子與伊斯基亞島發掘的杯子混為一談、合二為一了。皮埃爾的著作出版于2002年，2007年經王瑩翻譯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據說皮埃爾研究希臘文化長達半個世紀，作為一個法國學者，作者去希臘、意大利實地考察一番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著作中出現的這種不實之詞應該是完全可以杜絕的。

那么，酒杯上的銘文究竟是誰刻寫的？杯子又是如何輾轉來到意大利的？杯子上的這段銘文，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專家學者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據考古學家說，這個杯子被發現時是被當做一個小男孩的陪葬品的，這一現象又如何解釋呢？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作家亞當·尼科爾森（AdamNicolson）在其著作《荷馬3000年：被神話的歷史和真實的文明》中對這只杯子做了分析。他認為，皮斯庫賽優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各地商人，他們雖有一定的財富卻粗俗無禮，這只陶杯上的銘文是他們亂用荷馬史詩典故的產物，其實只是一句玩笑話兼勸詞而已：“這個小杯子明顯不像是涅斯托耳的，卻恰恰與之相反：它太輕，太容易端起。里面盛的酒也不是為了治愈戰場上所受的傷，它只是聚會上用的酒具。用它飲酒，不會令人記起年邁的涅斯托耳那冗長的英雄往事。杯子和里面的美酒，只會令人想起阿芙洛狄忒司職的日常生活：性愛。”在成年人的歡愉之外，還隱匿著一些悲傷——這個杯子最后是被皮斯庫賽的一個父親投入他14歲兒子的火葬堆中的（因為這里的人們死后大多是以荷馬史詩中英雄的方式下葬的，即先將尸體在柴堆上燒成灰燼，然后與燒成黑炭的木柴及生前財物一起埋進墳坑，而陪葬品不可能特別珍貴，多為陶器物件）。于是它變成了許多碎片，再也無法復原如初。看來，這只自稱“我是涅斯托耳之杯”的酒杯，不過是徒有其名罷了。

歷史上是否真有涅斯托耳其人？他是否真有這樣一只酒杯？1939年，美國考古學家卡爾·威廉·布雷根（Carl William Blegen，1887—1971）在伯羅奔尼撒半島西美塞尼亞（WesternMessenia）地區的阿諾·安格利阿諾斯（AnoEngli?anos）發掘出一座宮殿遺址（時間約為公元前1700—前1200年），考古調查證明，這就是皮洛斯國王涅斯托耳的王宮。打敗特洛亞人后，涅斯托耳回返家鄉，居于此宮，并盛情接待了從伊塔卡來此打探父親俄狄修斯消息的忒勒馬科斯。布雷根于1966—1973年編著出版了《西美塞尼亞的皮洛斯的涅斯托耳王宮》（ThePalaceofNestoratPylosinWest?ern Messenia，PrincetonUniversityPress，共四卷），對遺址建筑和出土文物進行了詳實的介紹和分析。他在王宮遺址發掘出了大量金銀酒杯，基里克斯（Kylix）陶杯的碎片亦隨處可見，多達2853只。有趣的是，布雷根還發現王宮的葡萄酒主管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官員，出于看管便利，他的住處就在酒窖正上方，酒窖里存放過難以計數的平底酒杯，而希臘本土的其他宮殿遺址都未曾發現如此大的酒窖和如此之多的酒杯。遺憾的是，布雷根并未找到《伊利亞特》中那只有四個把手、雙層底座的黃金高腳杯。看來，“涅斯托耳的酒杯”遠不止一個，而“涅斯托耳的鴿子杯”卻難覓蹤跡。

人們從荷馬史詩中的敘述和描寫，探尋荷馬史詩所依據的歷史事實，從這些“事實”考證出3000多年前曾經真實存在過的人與物，這是一項多么令人神往的工作啊！然而，我們忽略或者忘卻了，考究這些問題固然很有意思，但終究將文學與歷史混淆了。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過一句名言：“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文學雖然可以以歷史事件為依據，但并非歷史事件的如實記錄。真實的人物和物品可以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但文學作品中的人與物絕不都是真實的。那些可能發生的事并不必然都成為已經發生的事。并且，尤其重要的是我們不可懷疑作家的想象力和作品的虛構性。“真還是假？這種分辨沒什么意義。他們唱的是史詩，是超越了時間的、記憶的延伸和拓展，而不是歷史。他們頌揚的是英雄的氣質，其目的不是保存歷史事件。它們存在于‘現在’，像一座橋梁一樣架設在‘當前’和‘遠古’之間。”設若荷馬史詩中所描寫的一切我們都能在現實一一找到了對應物，那么，我們究竟是在歌頌荷馬，還是在貶低荷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