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你列舉幾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或許我們能想到或聽說過羅曼·羅蘭、加繆、莫言等，但如果問你“誰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大部分人卻會搖頭了，甚至在知道他的名字之后，仍表示沒有聽說過。

不信的話，我就把他的名字說給你：蘇利·普呂多姆，一位19世紀下半葉的法國詩人。這個名字，別說其他國家的讀者，連現在的法國人知道的都不太多了。反而他當時的競爭對手，比如托爾斯泰、易卜生、左拉……仍然被我們閱讀和探索著。在這個只記第一，不記第二的社會里，為什么如今去世11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第一人反被遺忘了呢？

誰是蘇利·普呂多姆？

這是19世紀下半葉一位不幸又幸運的詩人，說他不幸，因他幼年喪父、青年失戀、壯年癱瘓、終身未娶，他的理想曾被迫止步、信仰動搖，國家也內憂外患，以致終日失眠、內心煎熬。說他幸運，因他把經歷與憂傷內化為獨特的思想風格，并以詩歌的形式傳達出來，引起極大反響，從各路文壇強手中脫穎而出，在1901年12月10日，成為令世人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位得主。

蘇利·普呂多姆(Sully Prudhomme)1839年3月16日出生在巴黎一個富有的工商業家庭，父親是工程師，卻在普呂多姆兩歲時候因病去世，詩人于是在母親和大姐的照顧下長大。他自幼聰慧，但體質較弱，因而不好動，常獨處靜思。除了好讀文學名著，普呂多姆在學校的數理成績也非常突出，這使他高中畢業后選擇了自然科學，并于1859年獲得工科學士學位。

就在他懷著雄心壯志想在科學上施展一番抱負的時候，身體疾病的加重使他無法繼續科學研究，便放棄工程師職位改學法律，閱讀了大量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成為一名業務精通的律師。在大量的閱讀中，普呂多姆漸漸喜歡上了詩歌，開始關注詩壇動向，也搞起一些創作來，漸漸地，對詩歌興趣超越了其他，普呂多姆因而放棄律師生涯，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詩歌領域。

普呂多姆的詩歌之路

普呂多姆的詩歌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1865年，他憑借第一部詩集《韻節與詩篇》進入詩壇， “生活”“女性”“青年”“其他”幾個部分，細膩中帶著淡淡憂郁，奠定了他抒情風格的基礎。這大量的情感積累，不僅源于詩人內心敏感的捕捉，也難逃生活變故的不斷刺激。他一直深愛的表妹突然與別人訂婚，突然的打擊，綿長的絕望，詩人終身未娶，卻因表妹寫了很多詩，比如那最受好評的——

《破碎的花瓶》：折扇輕碰花瓶/裂隙暗生/馬鞭草枯死瓶中/悄然無聲/…愛人之手常不留情/輕輕一碰傷害難平/心間不覺裂開細縫/愛情之花就此凋零/依然完好的/只在世人眼中/心里感受著/不斷擴大的痛/越是細深的傷口更難止血/它已破碎/請君勿碰。

我嘗試用更有韻律的翻譯還原詩人筆下如歌的文字，因為這首詩，一經出版便廣為傳播。可以說，當時幾乎人人都朗朗上口。甚至我認識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他說自己小時候，媽媽曾給他讀過這首詩，到現在他依然能回憶起來。

普呂多姆就這樣變得知名起來。他走向詩壇之時，正值法國著名詩派帕爾納斯派的崛起。這個詩派取代了浪漫主義的多愁善感，提倡藝術本身的價值，倡導用詩的形式美和雕塑感來展現藝術的吸引力。受到帕爾納斯派的影響，普呂多姆的詩歌很快在抒情性中加入了藝術性，并迅速成為帕爾納斯派代表人物。

對于普呂多姆，他經歷的另一次動搖是思想上的。他一度狂熱信奉天主教，感到沒有什么比《福音書》更甜蜜。然而，科學和理性的魅力，讓他對信仰產生了懷疑。如果你也感受過，自己堅持很久的信念被打破，就一定懂得入夜無眠時的輾轉反側，折磨無措。詩人也是這樣，在舊信仰與新思維之間《搏斗》著：肯定/否定/糾纏著我/如惡魔。這些理性的思辨不知不覺也注入到他的詩中，給他的詩注入了哲理性，《命運》《幸福》等，都將傳統思想與現代社會的沖突凸顯了出來。

后來，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法軍節節敗退，法國內部又爆發大革命，推翻第二帝國建立第三共和國。戰爭的內憂外患使民眾的生活水深火熱，國家戰敗簽署屈辱條約，又撞擊著詩人激昂而敏感的內心。

誰是蘇利·普呂多姆？

他的滿腔愛國情便注入到詩中，流灑到筆下，《戰爭印象》《法蘭西》兩部詩集，便凝結了詩人的深沉。

在同一時期，他的母親和叔叔相繼去世，一連串的不幸讓普呂多姆本就虛弱的身體更為受損，下半身幾乎全部麻痹。這些不幸卻也讓詩人的思想更為豐富。從抒情、藝術到哲理、情懷，難怪評論家圣·勃夫稱贊普呂多姆“年紀最輕，格調最高，韻味最雅”。在1881年，四十二歲的詩人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諾獎為何青睞于他？

能感受到，普呂多姆在詩歌上的確有所成就，在法國也有一定知名度，不過在世界的名聲卻并不響，不論當時還是后來，似乎他都是一種小眾偏好。所以當諾獎評委會宣布普呂多姆為“諾貝爾文學獎”首位得主后，各國抗議之聲便不絕于耳，人們不解為什么獲獎的不是比他更知名的托爾斯泰、左拉或易卜生。那么，是什么為普呂多姆在諾獎評選中爭得一席之地呢？或許正是因為他身上集中了一切符合諾獎要求的特質吧。

要知道，諾貝爾文學獎不像“龔古爾文學獎”或者“茅盾文學獎”，不單是以書作為評選的依據，也不單靠文學價值決定獲獎人選，而是依照諾貝爾的遺言，獎勵“在文學領域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我們發現，這個表達并不明確，解讀方式也有很多，加之文學自身見仁見智的特性，諾獎會出現爭議自是可以理解。

但任何國際性獎項的授予都要權衡各方利益。法國大革命之后，“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傳遍世界，這片自由土壤孕育了太多重量級思想家，吸引著太多文學家藝術家，使法國在文學藝術領域具有了相當的話語權。加之其工業進步，經濟發展，無論從各種角度看，將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法國人都是認可度最高的。

那么，在法國文人里，評選委員會為什么選擇普呂多姆而不是左拉呢？當時，受到提名的有貝特洛推薦的左拉，埃爾維厄提名的《西哈諾》作者羅斯丹，還有據說暗箱操作后來被識破的耶西·哈多特和法蘭西學院推薦的蘇利·普呂多姆。而這份推薦，是經學院多位重要文人簽署的聯名推薦。這樣看下來，分量孰輕孰重就一目了然了。要知道，法蘭西學院是法國最具權威的學術機構，這推薦基本是代表了國家的聲音。那么諾獎評選委員會怎會選擇得罪這樣重要國家一群這樣重要的學術大佬呢？

重要的是，法蘭西學院為什么會推選普呂多姆而不是其他人？可以說，普呂多姆無論為人處世還是文藝創作幾乎無可指摘。他為人真誠謙遜，中規中矩，關懷他人，也關懷著人類的命運。在獲諾獎之后，他立即拿出部分獎金設立基金去資助未出名的年輕詩人出版首部詩集；他依靠詩歌表達對全人類問題的思考，比如正義、戰爭、幸福、真理……他有著美好的理想，追求真善美的目標，加之寫作技巧嫻熟，詩歌精致典雅，將“豐富的情感與細致的思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身上展現的，正是諾貝爾先生所期望的“理想主義傾向”。這頒獎詞很好的概括了普呂多姆的價值，也概括了法蘭西學院推選他的原因。

于是我們似乎可以理解，托爾斯泰之所以未能入選，一部分原因便是與理想主義傾向不相合。而普呂多姆，無論從哪個層面講，都切合了諾獎評選標準的方方面面。

被遺忘的還有價值嗎？

其實當時，疾病纏身的普呂多姆在巴黎近郊夏特涅（Chatenay）過著幾近隱居的生活，對于獲獎本就無所欲求。在他得獎之后，雖因病未去領獎，卻發表這樣的獲獎感言：“我感到自豪與喜悅，并欣然認為：此項為作家們所力爭的至高榮譽應歸于我的祖國——因為我的作品中，贏取此項榮譽的一切，都是得自于她”。

這樣一位詩人，在如今卻很少被閱讀了，知道他名字的人也越來越少，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新媒體盛行，信息爆炸，讀書的機會多了，讀到精品的概率反而少了。而詩歌這種形式本身，故事性弱，表達抽象，又往往帶有個人色彩，閱讀的人就更少了。加之普呂多姆的時代離我們漸遠，自身又沒有留下傳記或者故事，連資料都相當的少，只留了閱讀詩歌這一種途徑去了解他。而愿意通過途徑了解一個人的人又不多，能與人產生共鳴的點自然很難被人發現。有時不禁感到可惜。

但也好在，還有詩歌，只要他的作品還在那里，他的意義就有可能重新被發掘。他曾影響過的那些人，會多多少少將這種影響傳遞下去。如果你去到巴黎9區 Faubourg Poissonnière街34號，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如果你去拉雪茲神父公墓44區第一行13號墓，那是他1907年9月6日去世后被埋葬的地方。上次去的時候，靠著墓碑有個小相框，里面放著他寫的一首《眼睛》，其中最后一句是：在墳墓的另一面/在他方/合上的眼睛仍在眺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