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是李佩甫的長篇小說代表作，合稱“平原三部曲”。其中榮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生命冊》通常被認為是“平原三部曲”的壓卷之作。但在此之后，李佩甫又創作了一部長篇小說《平原客》。看名字就知道，《平原客》（花城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顯然是“平原”系列作品的繼續，把《平原客》和前面三部作品作為一個連續的系列來閱讀，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李佩甫創作的內在追求和精神走向。

李佩甫經常說他是把人當植物來寫的，他致力于表達在中原大地的文化土壤中人的成長。可以說，挖掘中原文化土壤與人物性格、精神成長之間的內在聯系是李佩甫小說的基本主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個主題在李佩甫創作的系列中短篇小說中得以顯現，但真正形成自覺的意識，則始自《羊的門》。《羊的門》塑造的呼天成這個形象，是一個村支書，讀者基本上可以把這部作品作為反映中國基層政治生態的作品來讀。實際上，那時李佩甫已經明確指出，他著力表達的是生活在中原鄉村人物的精神生態。《城的燈》著力表現的是從中原鄉村走出去的馮家昌的精神成長歷程。那個時代，當兵幾乎是農民走出土地的唯一選擇，馮家昌就是通過當兵離開農村的。《生命冊》描寫的同樣是離開鄉村進入城市的這批人的精神生態，不過這時讀書考學是農民離開農村的最主要方式，吳志鵬、駱駝就是這樣“背著土地行走”的人。

李佩甫早期的小說，描寫的主要是生活在平原鄉村的底層人物。其小說敘事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復線敘事”，通常用兩條平行的線索并列展開故事，塑造一系列人物形象。李佩甫的小說通常不只把筆墨過多地集中在一兩個主要人物身上，而是會描摹眾多不同性格、不同命運的人物形象，從而在整體上更完整地表現中國社會基本的精神生態。比如《生命冊》中的蟲嫂、梁五方等，都是這樣生動精彩的小人物。從《羊的門》《城的燈》到《生命冊》，李佩甫從底層人物寫起，視野不斷拓展，從普通的農民，當兵、上學離鄉的基層公職人員，到企業家、專家，至《平原客》，李佩甫把筆觸伸向了從鄉村走出來的高級官員。

對于文學和生活的關系，李佩甫有套“挖井”理論。他認為，要想寫好小說，首先要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挖口深井。簡單來說，就是作家應該更多地書寫身邊熟悉的生活，由此不斷向深處開掘，才能創作出思想深刻的作品。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李佩甫早期的作品更多地描寫他幼年時在姥姥家生活和年輕時下鄉所熟悉的平原農村的生活，塑造的多是底層人物。隨著生活閱歷的不斷豐富，李佩甫描寫的生活和人物也不斷向中低層官員、城市白領、企業精英、知識分子拓展，終至《平原客》開始描寫中高級官員。李佩甫有句口頭禪：“過程不可超越。”把李佩甫的寫作看作一個持續的過程，可以看出，他是從平原鄉村底層生活開始，一步步向上拓展，終于塑造出了平原人物的系列群像。李佩甫所描寫的主要是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人物，這也正如其本人，他們與新中國一起成長，經歷了六十余年的風風雨雨，見證了中國社會半個多世紀的變遷。可以說，李佩甫描寫的這一系列人物形象，是新中國六十余年發展歷程的真實寫照，深刻反映了傳統農業經濟時代和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形態、文化形態與大眾心理。李佩甫的創作是隨著時代一起前進的。對于這一系列人物的塑造，李佩甫顯然有著自覺的意識，他由此完成對新中國幾十年發展歷程全時、全方位的表現，對時代經驗進行了有力的表達。李佩甫塑造的平原人物群像，不僅是屬于中原的，同時也是中國的。李佩甫由此完成對中國當代社會的表現，有著可觀的生活寬度，同時又有著難得的思想深度，是對時代經驗良好的記錄和表達。

在記錄時代經驗的同時，李佩甫更加重視的是對“平原客”其實也就是國人精神嬗變的探究。他要以文學作品為沙盤，推演在中國鄉土文化、傳統文化的土壤中，人能夠生長成什么樣子。如果說以前的作品更多探究底層人物生長的話，《平原客》則更多地探究在這塊土地上“精英”的生長，其中包括省、市、縣各級領導和億萬富翁、破案高手等，他們的成功和失敗與毀滅，本質上都與其生存的土壤有著密切的關系。

但是，文化土壤固然對一個人的精神成長有著深刻的影響，而同樣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人卻又有著不同的命運。李佩甫在探索文化土壤與人的精神成長關系的同時，又對人物的命運有著深度的關切，他努力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人物命運的變遷。《平原客》著重探討了不同的人際關系，比如夫妻關系、父子關系、師生關系、同鄉關系等，試圖從家庭、社會等不同層面的不同矛盾出發，來揭示影響人物命運的不同因素。對李德林來說，他命運的變遷與其婚姻有著密切的關系。與羅秋旖的婚姻跟他的老師推薦他當農科大副校長從而使其走上仕途有著內在的關系，而與徐二彩即徐亞男的婚姻則成為他走向毀滅最重要的原因。李德林的離婚和再婚，跟他農村成長的背景有著密切的關系，但這與他的毀滅有著必然的聯系嗎？如果沒有劉金鼎的推波助瀾，事情也許不會演變成這個樣子。《平原客》描寫了李德林、徐亞男、劉金鼎、謝之長、赫連東山等眾多人物，他們相互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和矛盾沖突。李佩甫對這些復雜關系的設置和矛盾沖突的描寫，不只為作品故事的展開奠定了引人入勝的基礎，更是要以此來探究文化土壤、人物性格、人際環境等因素之間復雜的關聯，揭示人物內在精神世界的復雜性，揭示人物命運必然和偶然的微妙關系。

通讀李佩甫“平原”系列小說，可以發現，他對時代經驗的記錄和表達是與時代共同前進的。《平原客》還寫到了赫連東山與兒子的矛盾沖突。這是李佩甫在揭示“平原客”精神生態的同時，對生長于城市的“平原二代”的全新書寫，他在努力認識成長背景完全不同的新一代的精神生態，表現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過程中兩代人觀念沖突和行為沖撞的現實。作品也因此對時代經驗的記錄更加全面、立體。

《平原客》的故事原型來自于一個真實的事件。事實上，對李佩甫非常熟悉的讀者會發現，他的作品絕大多數人物和事件都有相對應的原型。這些發生在不同環境、不同人物身上的故事，在李佩甫筆下被重組起來的時候，立刻顯示出不同的意義，成為記錄和揭示時代經驗的典型。多年來，李佩甫一直堅持深入生活，并對生活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文學化的表達。單就“平原三部曲”和《平原客》而言，李佩甫通過對“平原”的持續書寫，全方位、全程記錄了時代經驗，塑造了“平原”系列人物群像，為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許多堪稱典型的形象，這是李佩甫對中國文學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