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文學研究與批評未來的角度看，“后批評”的提出具有積極意義。因為其最重要的價值并非“前沿”層面，而是體現了西方知識界的有識之士面對人文學科日益衰落的困境所作的有效調整。

2015年10月，芝加哥大學英文系教授麗莎·魯迪克（Lisa Ruddick）發表了一篇題為《當沒有什么是酷的》（When nothing is cool）的文章。她在文中描繪了一幅當代英語文學研究的黯淡景象。文學界除了酷玩之外，別無追求。她例舉在學界廣受追捧的文學批評小說《沉默的羔羊》中變態殺人狂比爾，在一篇評論中被作者塑造為“英雄”。因為在這位批評家看來，比爾通過殺害女性，剝去并穿上女性的皮膚挑戰了厭女癥所建構的人性從而拒絕了加在我們身上的兩性意識，由此性別的界限被打破，“性別正義”得以實現。此文出自當代著名女性主義批評家之手，并被列為跨性別批評的典范之作。這種讓行外人吃驚的案例，行內人恐怕早已司空見慣。當代文學批評不僅隔斷了與普通讀者的聯系，而且日益變得是非不分，善惡不明。魯迪克援引法國人類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話指出，這種對待人類經驗的粗暴態度，體現了一種“批評的野蠻主義”。

聚焦文學批評困境

魯迪克對當下文學研究的批判，無疑給文學界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炸彈。雖說針對當代文學研究的類似批評并不鮮見，但絕大多數的批評來自學界之外或來自保守主義陣營。像魯迪克這樣一位來自左翼內部的女性主義者，對圈內之事提出這樣嚴厲的批評，此前并不多見。但近些年，像魯迪克這樣的“局內人”的批評越來越多，今年由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新文學史》主編芮塔·菲爾斯基（Rita Felski）編輯的文集《批評與后批評》（Critique and Postcritique, 2017）的出版，更是體現了西方左翼內部對當前文學研究狀況的反思與批評。該文集收錄了十多位學者的論文，這些文章除聚焦于當下批評所處的困境之外，也對批評的未來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這也讓“后批評”（postcritique）作為一個全新的概念正式浮出水面。

這并非“后批評”第一次出現在讀者的視野之中，菲爾斯基在其2015年出版的專著《批評的局限》中就提出這一概念。在那部作品中，菲爾斯基對批評的歷史與局限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與探討。她特別用大寫的“Critique”來指代那種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批評實踐，指出這種批評理念不再受制于傳統批評（criticism）所設定的對文學作品進行解釋與評價的任務，而是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好斗性與反叛性；批評意味著一種對主流價值的抗拒與否定。這種理念主導了當代文學研究數十年之久。從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到精神分析批評，都共享了一種“癥候式的解釋”模式。新一代的青年學者與批評家從這一模式中得到的教誨是：我們需要像對待病人或罪犯那樣對待文學作品，從中發現病情或敵情。為此他們普遍采取了一種冷漠的態度來對待文本，以“深入挖掘”和“置身事外”的方式來探索文本中可能潛藏的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

以更具感性的方式參與批評

同時作為批評的實踐者與觀察者，菲爾斯基與她的不少同行逐漸意識到，這種模式越來越存在問題，并日益趨于僵化。首先，這種懷疑模式日益遠離日常文學閱讀經驗，無法或拒絕回答“人們為何閱讀文學”或“人們為何走進劇院”的原因；其次，這種批評模式讓文學研究變得日益成為一種霸權。這種批評模式不再具有“批評”或“顛覆”原本所體現的激進性，而是一種徹底被“規范化”了的激進，是在學術圈生存必須掌握的游戲規則。再者，這種充滿敵意與反叛的批評模式，拒絕了批評家面對文本所應具有的接納性與開放性。早在2003年，伊芙·塞奇威克（Eve Sedgwick）就尖銳地指出，理論在文學領域釀成了“一種妄想癥的心態”。最后，原本屬于左翼的這種批評模式，卻意外地淪為其對手保守主義的思想武器，比如后者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恰恰使用了這種政治陰謀論的邏輯。

為此，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走出這一模式。比如莎倫·馬庫斯（Sharon Marcus）和斯蒂芬·貝斯特（Stephen Best）提出用“表層閱讀”（surface reading）來取代之前的“癥候式批評”；魯迪克則指出，我們需要告別這樣的學術酷玩，重新去探詢那些“不酷”的，但真正對生活有意義的事物，她嘗試拓展精神分析理論的內涵；還有不少學者提出文學學者需要擺脫冷漠的姿態，要用更具感性與情感的方式參與批評；菲爾斯基更是試圖用開闊的視野去探討文學的社會維度，讓文學研究更好地解釋與參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上述這些新的探索都有助于我們對“后批評”有一個準確的理解與定位。首先，它不再是又一種新的理論或批評思潮。菲爾斯基并不喜歡用“后”這個詞，因為它常常意味著用一種時尚來取代另一種時尚。其次，“后批評”本身可以包羅萬象，代表了文學界部分學者拒絕將這種充滿懷疑與敵意的批評等同于文學批評的全部，而是試圖使“批評”回歸現實的日常生活，文學批評可以不那么好斗。最后，“后批評”并不意味著放棄政治批評，回到傳統的審美主義。菲爾斯基希望通過重新描述“批評”，使之以一種不那么僵化并具有感性的方式去介入當下的社會現實。

文學研究為世界貢獻思想與智慧

在保守主義勢力回潮的當下，菲爾斯基的書寫得分外審慎，深怕授人以柄。即便如此，“后批評”的主張依然遭到不少自由派與激進派學者的反對。他們認為“后批評”代表了一種在政治上的退縮與無為。比如，特里·伊格爾頓在贊賞《批評的局限》“是一本大膽的書”之余，還是隱晦地提醒菲爾斯基，不能因為放棄了對深度的興趣而落入“現象主義”之中，喪失理論批判的鋒芒。可以想見，這樣的爭論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但是站在文學研究與批評未來的角度看，“后批評”的提出具有積極意義。因為其最重要的價值并非“前沿”層面，而是體現了西方知識界的有識之士面對人文學科日益衰落的困境所作的有效調整。這些學者清醒地認識到，人文學科的邊緣化一方面是日益擴張的消費主義與經濟理性沖擊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是人文研究自身的“墮落”引起的，這點無須回避。因為今天從事人文研究的不少學者已經不再相信人文主義，只關注如何解構與顛覆人文價值，那么社會為何還要對他們有所支持與期待？魯迪克曾對七十多位英文系的青年學者進行過調查，結果發現學術訓練把他們塑造成了對生活充滿麻木的人。

這些學者也清醒地意識到，文學研究若繼續無視社會現實，將淪為行話的大本營；文學學者們若不能對詩歌與小說有所感動，卻只對反叛與發表倍感興奮的話，那么人文學科必將付出被社會不斷邊緣化的代價。正是在此處境中，人文學者需要放棄某種自戀與自負，而以更為有效的方式向社會證明自身研究的價值。正如菲爾斯基在文集序言中所警示的那樣：“那種每每將自己置于邊緣與抵抗處境的心態，終將使嚴肅的思考始終居于象牙塔之內，卻對公共領域缺乏任何的影響力。”文學研究需要證明自己，需要清晰地向人們傳達閱讀文學、關心藝術的重要性。它決不能淪為自娛自樂的學術圈游戲，而應努力面向現實世界貢獻貨真價實的思想與智慧，來為人類社會未竟的啟蒙事業盡一份力。在此意義上，“后批評”絕非新鮮的理論熱點，而是體現了西方文論界（甚至包括人文學界）撥亂反正的探索與努力。對于當下依然熱衷于各種時尚理論的中國文論界而言，這無疑是一種頗值得聆聽的聲音。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美學與批評理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