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甫說過，廣闊的平原是他的領地，那里的人物就是他的植物，是他寫之不盡的文學泉源。幾十年來，他一直深植于中原大地，從不懈怠，筆耕不輟，一步步地播種著開拓著他的中原領地，講述訴說著他的中原故事，創造刻畫著他的中原人物。從《羊的門》里的呼天成，到《城的燈》里的馮家昌，再到《生命冊》里的吳志鵬，李佩甫雕刻了一個個中原人物畫像，一群群中原人物的眾生相。他把中原人物寫活了，寫透了，寫神了，寫絕了。他最新創作的長篇小說《平原客》是又一部中原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只不過這一次他將筆觸對準的是當代官場生活。以一群現代官場知識分子為中心，以一位副省級高官殺妻而走向毀滅的離奇案件為線索，李佩甫描繪了一幅當代官場文化的生態圖和社會變遷的風俗畫。在這幅生態圖景里，他塑造了各式各樣的人物形象，有位高權重者副省級高官李德林，有趨炎附勢、權力寄生者如劉金鼎，有特立獨行、赤膽忠厚者如老公安赫連東山，還有下里巴人的社會底層者，沿街乞討、看門守院的弱勢者。李佩甫是刻畫人物的高手，總能活靈活現地展現不同類型人物形象特有的精神、性格和氣韻。如李德林第二任老婆徐二彩的世俗和粗暴，常務副市長劉金鼎的精明與狡黠，副省長李德林的才華與短識。這些人物，就像一個個類型多樣而色彩各異的平原植物，天然地生活在平原大地上，既是平原文化的表征，又是平原文化的內蘊。這里的一切風物，在李佩甫的筆下都是活的“存在” 。每一個人物，像一草一花一木，一麥一苗一葉一樣，都充滿著生長的活力和伸展的沖動，都是“活的時代精神的靈魂” 。在李佩甫的文學觀里，生命似乎不僅僅是歷史的存在，也是環境的存在和先驗的存在。正所謂“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人來一方魂” 。只有把一個地域的環境、歷史的存在弄明白了，這個地域的人物性格、文化心理、思維方式才能真實呈現。李佩甫的這一文學觀，在《平原客》里得到更為生動的詮釋。

《平原客》繼承了李佩甫小說擅長處理復雜人物關系的傳統。他追求在“沖突性張力”中塑造人物的觀念，表現人物精神的復雜性、性格特征的鮮明性。 《平原客》將這一文學觀念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小說中有父子關系沖突、夫妻關系沖突、公媳關系沖突、同僚關系沖突、上下級關系沖突。這些人物主體關系的沖突和矛盾極富張力，有時候劍拔弩張到令人驚心動魄的程度。李佩甫總是能夠在平靜而又簡潔的敘述中將這些沖突和矛盾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李德林與兩任妻子的沖突，讀起來攝人心魄，扣人心弦。再比如，老公安赫連東山父子的沖突，雖然沒有戲劇性場面的鋪排，但是通過赫連東山的“他視化”敘述，讓人感受到父子兩人沖突的力量、力度和層級。復雜人物關系的沖突，構成了《平原客》敘事的一大特征，也是作者處理人物關系的一種模式。然而，這一模式在李佩甫的文學敘事中有著更深層的文化意蘊和社會考量。比如，李德林與第一任妻子羅秋旖的矛盾，本質上實際是兩種生活方式和兩種文明形態的沖突。羅秋旖不能容忍的是李德林帶來的農村生活的方式和思維。再如，老公安赫連東山父子沖突，之所以對抗到格格不入的地步，從內在關系來看是赫連東山傳統文明思維與兒子90后數字文明生存方式和價值選擇的沖突。他不理解兒子數字化生存的邏輯， “仍然固執地認為，兒子的錢是不干凈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李佩甫始終關注的仍然是社會大變遷視野下傳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和數字文明轉型中的矛盾和困惑，以及傳統文明的生存方式、生存思維在轉向融入現代文明過程中經歷的各種不適、各種問題和各種沖撞。這種文明轉型的精神苦痛，才是他創作的自始至終的母題。在所有沖突性人物關系中，李德林和第二任妻子徐二彩的沖突最引人注目。兩者在沒有情感認同基礎上建立的婚姻關系，因為徐二彩婚后自私、粗暴和野蠻個性的逐步暴露而徹底破裂。面對這樣一種情感存在，作為省部級高官和高級知識分子的李德林，選擇的卻是一種根植傳統文化深層的另類思維—— “黑道”方式，來拯救自己無法用現代法律方式解決的婚姻痛苦。這就使得沖突具有了更大價值的反諷意味。一個曾經留洋歸國而接受過西方文明洗禮的高級知識分子和高級官員，主體思想的深處始終走不出的仍然是一種傳統文明的思維邏輯和精神窠臼。

相較于《生命冊》 ， 《平原客》創作的主題傾向似乎發生著變化。前者生命價值的終極追問，讓位于作者對人物成長和日常生活的故事性關注。 《平原客》中的人物主體，似乎都不關心生存的終極價值問題，更關注的是如何在現實社會中的更高位置生存和更大財富攫取。沒有精神底色的映照，成為該書人物主體的共同精神風貌。李佩甫似乎是有意回避此前創作的終極追問，轉向一種更為日常的“自然現實主義” 。于是乎，客觀的現實白描成為作者寫作的重心，故事情節的匠心設置成為小說結構的亮點。比如，常務副市長劉金鼎，主導其生存發展的思維除了權力欲望的邏輯，再沒有被充分言說的人生反思。與劉金鼎遙相呼應的是，司法局常務副局長姜保國在升遷受阻而表現出的“精神扭曲” ，以至于產生報復性殺人的思想沖動。企業家群體的精神虛空，同樣在商人謝之長身上表現得令人深思。為了襯托自己文化的缺失，他購買大部頭書籍作為辦公室的擺設，甚至到大學象牙塔進行所謂的“鍍金” 。附庸風雅，濫竽充數的洋相，令人嘆為觀止。圍繞這些人物主體的精神缺失的呈現，成為小說引人思索的空間。

不得不承認，從《羊的門》開始，李佩甫的文學語言逐步走向成熟，風格逐漸自成一體。長短結合的句式鋪陳，俚俗穿插的語言風格，不疾不徐的語言節奏，使得《平原客》的“中原味”更為濃郁。李佩甫具有捕捉當代新鮮語匯的天賦，并將其融入到自己的故事敘述中。很多生活用語都被他輕松拈來，出神入化地運用。比如書中“端”字，被作者闡釋得意蘊無窮。在他這里，語言不僅是最高的生活哲學，也是文化的根本存在。也許，正是因為這一觀念，他對語言藝術的錘煉、打磨，才不斷地駛向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