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拍攝金磚五國合拍片、舉辦平遙國際電影展，導演賈樟柯——

“我的電影沒離開過當下中國”

今年，導演賈樟柯辦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由他任監制，并作為唯一一位中國導演參與拍攝的金磚五國首部合拍片《時間去哪兒了》在全球上映了。

第二件大事，他在家鄉山西舉辦了首屆平遙國際電影展。

從前賈樟柯有個綽號——“賈科長”。他曾在書中寫道，有一天他在北京一家賣盜版DVD的店里瞎逛，淘了半天也沒什么收獲，正準備離開時，老板突然對他說：“有一個‘賈科長’的《站臺》你要嗎？”

對他來說，那段故事意味著一個時代。而從1998年的《小武》到2017年的《時間去哪兒了》和平遙國際電影展，20年間的微妙變化，世人看在眼里。

個人跟國家的文化理想是一致的

金磚國家峰會今年在中國舉行，賈樟柯擔任了金磚五國首部合拍片《時間去哪兒了》的監制。人們很好奇，這篇“命題作文”為什么選他來做？他會怎么做？

“《時間去哪兒了》不是命題作文，是同題作文。”賈樟柯認為，這部電影本身是藝術家們自主獨立的創作，主題是5個導演一起頭腦風暴出來的，而“時間去哪兒了”最能引發共鳴。至于為什么選擇自己，賈樟柯表示，“一方面我自己過去的電影工作比較國際化，容易組織起創作團隊，算是資源優勢；另一方面，我這幾年差不多以兩年一部的節奏在拍片，確實還處在創作的活躍期。”

有人說，近年來賈樟柯的形象也發生了改變。但他自己卻認為，很多時候創作者個體的目標和整個國家大的目標是一致的。“我20年的電影工作，一直在強調文化對國家、民族的重要性，十九大報告也提到‘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說明我們個人跟國家的文化理想是一致的。”再比如文化自信，全社會已形成了共識，這是好事情，“在這個共識之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我覺得跟自己的理想是順應的，而不是違背的。”賈樟柯說，“我的電影沒有離開過當下中國”。

中國電影是時候建立起自己的評價體系了

賈樟柯說，自己“一直想辦一個以非西方商業電影為主的電影展。現在大家能看到的電影主要還是西方商業電影，在此之外，比如亞洲、南美、東歐等地的電影，觀眾不太能注意到。但是作為電影工作者，我知道這些地域的電影創作很活躍，成就也很高，幾乎是世界電影最有活力的部分。”

平遙國際電影展的誕生，讓賈樟柯的愿景變為了現實。此次電影展引起了極大的關注，據估算，影展期間的觀眾有一半是本土觀眾，有一半是外地來的學生、電影愛好者等，上座率高達93%。“我們一直說中國電影要多樣化、電影結構要優化、電影質量要提升，這要依賴的基礎除了創作人員之外，更主要是觀眾。觀眾開始有多樣的觀影習慣，開始接觸到好萊塢之外的更多元的電影之后，才能形成多樣化的觀影需求。”賈樟柯說，這種觀眾基礎是創作和市場進步的最大動力。

“過去我們每年只生產200部左右的影片，現在我們的產量大了許多，實際上從產業上來說是做強了，但我覺得產業的影響力應該轉變為文化的影響力。中國電影作為世界電影的一部分，在各種國際電影節、影展中游走，接受著國際的評判。我們一直希望中國也能有一個非常有公信力、非常專業的平臺，中國的觀眾、中國的影評人、中國的媒體能形成自己的評價體系，在全世界提出中國的觀點。我覺得建立這個體系的時機現在成熟了。”賈樟柯說，平遙電影展的目的，就是搭建一個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電影、也讓中國觀眾更多地了解非西方商業電影的平臺，從而促進中國電影創作和觀影需求的多樣化。

這兩年，賈樟柯搬回老家汾陽生活。對40多歲的他來說，事業上、生活上已經到了承前啟后的階段。“從策展上，我就說平遙電影展要注重學術梳理，我們今年做了法國導演梅爾維爾的回顧展，明年可能會做別的導演。對前輩的電影作品和電影精神的梳理、繼承，是我非常感興趣的。因為我覺得文化是靠積累的，電影文化有個特點，就是人們求新，但是創新精神也都是從對傳統的了解和掌握上來的。”賈樟柯的“啟后”，就是多做一些幫助年輕導演的事，“過去我自己也是年輕人，什么資源都沒有，什么影響力都沒有，也幫助不了別人，現在有些經驗有些資源了，能做一些幫助年輕人的事就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