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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中國民族博物館民族志紀錄片永久收藏獎”評選結果揭曉，斗拉加的入圍作品《冬蟲夏草》獲得金收藏獎；林超民獲得“中國民族志紀錄片終身成就獎”。

在當日舉辦的第二屆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閉幕式暨頒獎儀式上，斗拉加的入圍作品《冬蟲夏草》獲得金收藏獎，歐陽斌的入圍作品《六搬村》，余海波、余天琦的入圍作品《中國梵高》獲得銀收藏獎；郭凈和此里卓瑪的入圍作品《卡瓦格博》、楊洋的入圍作品《司公》，以及陳學禮的入圍作品《照片里的她》獲得銅收藏獎。中國民族博物館還為42部入圍作品頒發了永久收藏證書和永久收藏獎獎杯。

為尊重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中國節日志》知識產權，中國民族博物館為9部入圍“節日志”作品單設的“民族影視與影視人類學專業委員會獎”，授予了鬼叔中、朱靖江的作品《七圣廟》。

為推動中國民族志創作與影視人類學研究的長遠發展而特設的“中國民族志紀錄片終身成就獎”，授予了創辦亞洲第一個影視人類學研究所的著名學者林超民。早在20世紀末，林超民就憑借歷史學家的敏銳眼光和遠見卓識，率先在中國學術界推動了影視人類學學科建設，培養出了一批數字音像時代的民族志電影專業人才。

中國民族志紀錄片學術展由中國民族博物館發起主辦，以雙年展的形式每兩年舉辦一屆，選取國內優秀民族志紀錄片進行學術交流和研討，致力于多角度記錄我國各民族的真實生活樣貌，深層次呈現我國各民族的文化遺存與歷史變遷。

［評論］

民族志紀錄片的社會責任與日常視角

——評斗拉加的《冬蟲夏草》

□ 朱晶進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電視臺導演斗拉加，通過為期3年的扎實拍攝，向影視圈和學術界貢獻了一部民族地區現實主義題材的優秀作品《冬蟲夏草》。該片以青海省海東市循化撒拉族自治縣還俗僧人宗智前往果洛州瑪沁縣采挖蟲草為線索，使用自下而上的日常視角，揭示了蟲草經濟對當地社會各個群體的影響。它不僅是一部有學術檔案價值的民族志，更是一部體現了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作者電影”，足以引發觀眾對民族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農牧經濟發展、基層社會治理等方面的深思和討論。

民族志紀錄片的社會責任

斗拉加在7月的一次映后訪談中曾提到，他拍攝民族志紀錄片，首先是社會責任，即如何用紀錄片拍攝來體現自己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并希望引起觀眾特別是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和政府工作人員的關注。

在《冬蟲夏草》中，導演以豐富的細節告訴我們：農牧民收入因蟲草而迅速增加，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如何能跟上。蟲草價格上漲后，一人采挖一斤蟲草就能抵得上3年打工收入。農作物種植的成本以及與其他收入來源的巨大差距，是推動很多農區群眾于春末夏初前往蟲草產地采挖的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每年蟲草季來臨之際，有的農戶將原來飼養的奶牛、豬、雞、鴨全部賣出；半農半牧地區則將牛羊交給他人代放，甚至有因為蟲草收入較好而撂荒自家農田者。牧區部分草場主在收取數百萬草皮費后一夜暴富。有的在縣城買房保值，有的使孩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很好地利用多余的收入。對此，《冬蟲夏草》在客觀紀錄背后隱含了深深的擔憂。導演斗拉加在映后訪談中提到，有草場主將草皮費競相用于購買高檔越野車，一擲千金，引發了當地的攀比之風。

《冬蟲夏草》的社會責任感，還體現在對生態環境的關注上。該片的眾多支線中，有一條呈現了草場主一家的生活。傳統的游牧生活與農區的種植生活看似相隔遙遠，卻因為蟲草而緊緊地連在一起。問題在于，牧場的泉水因為蟲草采挖而干涸或遭污染，土地營養流失致使牧草生長不力，從而影響到了牛羊的出欄。牧民還擔心外地采挖者給當地帶來傳染病。導演借蟲草專家之口，從專業角度提出了蟲草經濟的可持續問題。

民族志紀錄片的日常視角

作為貫穿現實主義拍攝手法的民族志紀錄片，與講述民族史、民族神話的影視片有所不同。史詩中的英雄和帝王將相指點江山，是民族影視片所長；農田、牧場和場鎮中蕓蕓眾生的日常生活，則是民族志紀錄片所長。與所記錄對象交朋友，將照相機、攝像機、筆記本電腦所代表的權力分享給拍攝對象，才能深入到某一群體內部，深入到某一個人內心。這一點，既是社會學家、民族學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導則，又是民族志紀錄片創作者通往優秀作品的必經之路。

《冬蟲夏草》在90多分鐘的時長內，成功涵蓋了幾乎所有與蟲草經濟有關的人群。根據筆者不完全統計，該片共涉及如下5類“蟲草人”，青海民族地區的多樣生活方式因此得到了豐富的展現：

一是采挖者。包括宗智、他的同鄉以及其他自外地前往果洛采挖蟲草的人員。我們也可以從宗智的個人理想和感情生活中窺見青海農區藏族群眾的典型心態。

二是草場主一家。他們的傳統游牧生活在該片中是牧歌式的，令人陶醉。而穿插其中的蟲草采挖鏡頭，以無聲的畫面講述了蟲草經濟對牧區的影響。

三是蟲草商人。該片對這一群體的表現令人驚喜。導演通過深入西寧及果洛大武蟲草市場，對從小到大不同交易類型、甚至包括交易中間人都予以展示，特別是對蟲草交易中用手勢談價的風俗進行了特寫和解釋。數根數根的小本買賣與成箱成箱的大宗收購之間的對比，在用真實畫面形成視覺沖擊力的同時，也全面覆蓋了具有復雜層級的蟲草經濟體系。

四是限采政策執行者。蟲草采挖政策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零散——開放——限采”不同政策階段。主人公宗智口中的“清山人員”就是當今限采政策的執行者，他們往往是當地多個部門聯合組成的執法隊，其目的是杜絕蟲草亂采濫挖，實現這一資源可持續發展。作品通過視聽語言告訴觀眾，由于果洛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這種執法工作亦并非易事。蟲草利潤實在太大，外地采挖者偶爾遇到的“清山”行動并不影響他們當年的總體收入。

五是果洛大武鎮上的乞討者。他們是蟲草經濟帶來的社會后果之一。影片展現了對其中一個乞討者家庭的采訪過程；被訪者也明白蟲草比黃金更昂貴的價值，惋惜自己沒有采挖能力，希望從這短時間內涌入果洛大武的幾萬人中分享到蟲草帶來的經濟果實。

斗拉加談到，他在《冬蟲夏草》3年的拍攝歷程之中，第一年并無計劃，仍然按照“為解說詞配畫面”的電視專題片制作方式“亂拍、瞎拍”，但效果不佳。當第二個蟲草季到來時，導演發現該片主人公宗智能說會道，而且有著因為感情生活而還俗的生動經歷，于是進入跟拍階段。第三年，宗智不僅習慣了攝像機的在場，而且期待在電視機上看到自己，于是主動聯系導演要求再次跟拍自己采挖蟲草的過程，形成了一種參與、交互和分享性的拍攝。當拍攝對象與拍攝者在互相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進行充分合作時，拍攝者才能將攝像機帶入一些特定的場合，記錄下最具主位視角的地方知識。盡管該片個別地方使用了情景再現手法，但仍然掩蓋不了導演鏡頭下的一部民族志紀錄片對社會現實的強烈責任感，令人肅然起敬。